北岛的朦胧诗
一、绪论:一个时代的记忆
一个曾经灼热滚烫的名字,如今己经冷却.但其飘散的烟云却似乎还隐约见。“北岛”,并未因它不再是诗坛热点而减少谈论的意义,因为他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中国新诗在“”结束之后,出现了新诗潮的涌动。“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传统在大陆中断了三十年后的复兴。作为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肇始,“朦胧诗”以思想上的叛逆和艺术上的反动向中国传统诗歌提出了双向挑战,以新的审美态势呈现出来。当“伤痕文学”尚停留在对“反思”可以容许的最大限度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朦胧诗”却早己完成“诗意”和“诗艺”的双重蜕变,诗人们不仅开始对诗进行政治观念上的思考,也开始对诗的自身规律进行认真的探索。朦胧诗以其特有的冲击力和魅力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作为朦胧诗的代表,北岛以其清醒与执拗并存的创作个性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在诸多的朦胧诗人中独树一帜。其作品充满了对荒诞现实的怀疑和叛逆,对理想中真善美世界的向往与执着追求。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隐喻、蒙太奇、意识流等表现手法,他常常采用象征乃至超
外国现代诗歌
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以不动声的态度,在平淡简洁的意象中表达严肃冷峻的社会人生内涵。他的内心是充满激情的,他的眼光是忧郁的,他的声音是沉重的,他的诗歌的调是灰的。他在诗中曾言“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 ,确实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北岛也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新时期以来许多诗潮犹如轻烟漫过,未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扎根,北岛与整个朦胧诗潮却在文学史的长廊中熠熠生辉。特别是在文学的道德力量弱化以至缺场,批判锋芒被庸常琐碎所淹没的今天,我们如果再次进入北岛所建构的诗歌世界,相信仍然还会为他那不倦的追求所振奋,为他诗歌中所具有的那种原始的纯真的美而感动。
二、朦胧的来历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诗坛,对传统诗歌创作方法和艺术规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动乱使中国新诗自50年代以来的线性发展突告中断,诗的艺术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动机所规定。意识形态的需要几乎中断了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联系,使陷入孤立的新诗只能听凭政治驱使,而把艺术和诗歌本身的美可能丢失殆尽。但是,在这种失去自我的“伦理”现状中,仍然有灵魂未被完全湮没的少数者,他们勇敢地面对荒谬,努力寻失去的自我。朦胧诗人们正是这样一在黑暗中凭借着诗歌艰难摸索的精神
突围者。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隐喻、蒙太奇、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并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思维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总体象征的艺术方式。这种总体象征具有朦胧性和多指性,它要求审美主体的介入,因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来说,它又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它的确不够明了和通俗易懂。因而被批评者赠以“朦胧”的称号。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所谓“新诗潮”开始正式登台亮相了。《今天》以原始的油印版本一共出版了九期,主要刊登了食指、北岛、芒克、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方含、严力等人的诗作。随着79年3月《诗刊》转登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主流媒体第一次公开接纳这个“新丁”。随后成都、上海、沈阳、武汉、郑州等地的正式文学刊物上也纷纷出现了这种“新诗潮”作品。这类新诗潮的作品大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人本主义:注重自我表现,首先确定自我的独立存在,营造以“我”为主体的叙事方向。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人的生命意志;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有些“朦朦胧胧”。这些作品因为自我的意识强烈,从而阅读起来确实有些叫人似懂非懂。这也是这一体引来责难的主要口实。
一时间,这种“朦朦胧胧”成为中国诗坛无法回避的话题。但是此时,“朦胧诗”这个概念还没有诞生。1980年3月,《诗刊》发表了评论家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他评价这些
作品“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认为他们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分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使诗意显得晦涩怪僻,整体意境荒诞而诡异,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讥讽为“朦胧体”。无意之中,新诗潮得到了一个正式的称谓:“朦胧诗”。必须承认,章明的批评并非无中生有。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朦胧诗的这些诟病的确是它的致命伤痛。但是 “朦胧诗”也并非科学的诗学概念,只是为了叙述之便而沿用的约定俗成的提法。所以说“朦胧诗”其实也并非是朦胧的诗歌。而是被世人称之为“朦胧诗”的诗。用舒婷的话来说,“所谓朦胧诗,一顶约定俗成的帽子。”
朦胧诗的产生中还有一件事是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也为朦胧诗的产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创作环境、题材和创作心理需要,朦胧诗的创作主体是当年参加者和上山下乡的知青,这些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期间开始了写作。朦胧诗的题材相当一部分与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带着一点伤痕文学的性质,如我们即将要说到的北岛,北岛先生的《回答》是一首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这一句“我不相信”,不仅仅是体现了人们对与十年的“抗争精神”,更重要的它是人们对十年的反思和挑衅的最佳“怀
疑精神”的体现。其次,朦胧诗的崛起,得益于造成的文化荒漠。在造成的文化荒漠下,任何细小的溪流在饥渴已久的人们的眼里都会成为绿洲,甚至成为江河。由此可见,对文化的摧残是显而易见的,十年,中国的大量文化被破坏,此时朦胧诗的出现无疑就是这眼细小的溪流。谢冕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提出一个“断裂”的理论,并说“断裂激发了人们对新诗的醒悟,要是没有这种令人警醒的明显的断裂、几代人都不会在今天急切地谋求新诗的变革”。这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理论。尽管,“朦胧诗”的艺术程度不高和技巧并不成熟,但他仍成为很多处于沙漠的青年的活命之水。这也就是朦胧诗能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朦胧诗的崛起,在艺术手法上也借鉴了建国以后“政治抒情诗”的手法,这种手法一直沿用,更是提倡大鸣大放。这一点在北岛身上最为明显。在政治抒情诗中大多采用了“大声疾呼”的方式,如《挥起革命的铁扫帚》中“什么‘克己复礼’/分明是反革命复辟/什么‘天才’/‘全才’/分明是妄图夺权称帝。”而北岛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中也采用了这种类似“大声疾呼”的方式来表达诗人的感情。“呵/我的土地/你为什么不再歌唱/难道连黄纤夫的绳索/也象崩断的琴弦/不再发出鸣响/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也永远背对着你。”当然,北岛的朦胧诗与“政治抒情诗” 有这本质的区别,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通常以歌颂为主题,为政治服务,具浮夸之风。而“朦胧诗”,则是以个人对社会
的反思和控诉为主进行抒情。一个是歌颂,为政治服务。另一个则是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同时带有伤痕文学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