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简介（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
秦楼月
本章教学重点：“九叶”诗派的形成及原因，“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感性与知性的统一、戏剧化的艺术策略。
第一节 由分散到聚合：“九叶”诗派的形成
“九叶”诗派主要由上海诗人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和唐湜等，与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杜运燮、郑敏和袁可嘉等两路诗人组成。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和天津后，两大诗人分别居于南方和北方城市，所以又被称为南方诗人和北方诗人。两大诗人聚合以前已经分别展开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1947年杭约赫等人在上海集资成立星出版公司，后创办“诗创造社”，并于当年7月编辑出版《诗创造》杂志，以此为阵地，上海诗人逐渐向流派汇集。《诗创造》的作者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臧克家周围的年轻人，如康定、林宏、沈明、田地、劳辛等，二是编者杭约赫的诗友，如陈敬容、辛笛、唐祈、唐湜、方宇晨、马逢华、李瑛等。他们的编辑方针是兼容外国现代诗歌
并包主义，也无意于形成一个派别，而是为了冲破当时较为寂寞诗坛。实际上，兼容并包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时代的主潮是现实主义，大多数作家独尊现实主义，很难给现代主义以平等的地位，所以，《诗创造》内部所存在的两种创作倾向就逐渐由兼容走向了分离。唐湜曾回忆说：《诗创造》“后来在敬容、唐祈与我的参与下，刊物上显现了一些‘现代派’的倾向，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于是，上海诗人的分道扬镳则不可避免了。很快，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从中分离出来，在辛笛的经济资助下，于1948年6月另行创办《中国新诗》丛刊，由森林出版社出版，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和方敬（未到职）等为编委。他们与北方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相汇合，掀起了一股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正如唐湜所说：“在《诗创造》中，我与敬容、唐祈关系较好，在辛之的支持下，初步形成了一个四人核心，到了《中国新诗》，南北双方合流（当时攻击我们的批评家们说是‘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合’），北方的TRIO（三星）与可嘉积极来稿支持南方的我们五人，九叶这一流派才算真形成了。
第二节 “九叶”诗派形成的原因
一、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九叶”诗人选择现代主义决非偶然。从世界文学发展趋
势看，从19世纪后期以来现代主义就成为风靡世界的文学潮流。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一段为时不短的向西方现代派取经的艰难历程。在新诗的草创时期，现代主义并末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当新诗的发展逐步走向深入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被引进了中国新诗坛。强烈的世界文学意识和现代意识，驱使一部分诗人勇于追求接近诗的本质的“纯粹的诗”的观念，所以他们探寻艺术本质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西方18、19世纪的传统诗人，而是对西方当代诗歌潮流投以更多的关注，努力在这一潮流中寻新诗艺术现代化的启示，寻中国诗歌加入世界文学的道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作为新诗坛上的“一支异军”，首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象征派的探索虽然没有获得较大的成功，但后起的现代派则把现代主义诗潮推向了高峰。他们先后以《现代》和《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容。他们结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盲目摹仿阶段，开始进入了一自觉创造的时期。正当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场战争改变了它的历史进程，即它再也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峙中求得独立发展，而是努力向现实主义归依。尽管如此，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已经作为新诗传统的一部分，存留于后起的中国新诗人的记忆之中，尤其对那些心灵极其敏感的年轻诗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所具有的那种为传统诗艺所欠缺的优势必然会给他们的艺术探索提供某种借鉴。正因为如此，后起的“九叶”诗人大都是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下走上诗坛的，与现代派有着一定历史联系。
二、现代主义诗人的成功实践给年轻的“九叶”诗人带来了艺术自信。辛笛早在抗战前就与何其芳、卞之琳有着亲密的关系。穆旦在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上发表过诗作。也有一部分诗人如唐祈、唐湜、陈敬容、杭约赫等都是从推崇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转向现代主义的。尤其是40年代仍坚持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冯至、卞之琳等诗人所取得的成就更加增强和坚定了他们取向现代主义的兴趣和信心。袁可嘉在谈及穆旦、杜运燮等人的诗歌创作时说：他们之所以采取了现代派的艺术方式，是因为受到了“在借鉴现代派诗艺上获得优异成果的前辈诗人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冯至的影响”。也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那冯至的《十四行集》所产生的“笼罩一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青年诗人探索的航道”；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用现代主义的诗歌艺术，写出中国抗战的现实生活”，成为校园诗人“闪光的路标”。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前辈诗人在现代诗艺上的成功和影响。“九叶”诗人“要在40年代的历史环境里作出取向现代主义的选择也许要困难得多。”可见，“九叶”诗人的艺术选择“并不是一个艺术志趣使然的孤立偶然的行动，而是新诗传统推动的必然结果”。
26 回复：新诗研究
三、大学教育的影响促成了学院派诗人的成长。新诗传统的推力是重要的，而他们所受大学
教育则是他们选择现代主义的又一重要力量。“九叶”诗人几乎都出自大学校园，他们中不少人还专攻外国文学，如辛笛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唐湜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穆旦、杜运燮、袁可嘉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等。大学教育为他们接受现代主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唐祈是在西北联大上学时受盛澄华先生影响而接近现代派的。唐湜多次回忆说，在学校，由于戚教授的影响，他接触了一些欧美现代派的诗作和诗论，“觉得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戚先生教他和同学们阅读沃尔芙的《波浪》、艾略特的《荒原》等后，他“由雪莱、济慈飞越到了里尔克与艾略特的世界”。辛笛于1936----1939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不但听现代主义大师艾略特讲授的课，并与当时英国著名诗人S史本德、D刘易斯等时有往来，“成为现代主义大师的嫡系学生。”郑敏也曾入美国布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其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为西方现代派所推崇的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邓恩。当然更为突出的是西南联大的风气的熏陶，在那里，有燕卜逊（EMPON）、白英（PAYNE）及贾思培（JASPER）、贝克夫人等外籍教授讲授外国文学。据王佐良教授回忆：“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的讲坛上，多的是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和作家，包括几个通过研究法国和德国文学也对欧洲现代派有兴趣，甚至本人也写现代派诗的人，但是带来英国现代诗的新风的主要是燕卜逊。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主义诗人本身就是任何书本所不能代替的影响。其
结果是，在燕卜逊课堂上听讲的以及后来听这些听讲者的课的人当中，出现了一支新的文学风尚。英国浪漫主义受到了冷落（有些人甚至拒绝去听讲授司各等的作品的课程），艾略特和奥登成了新的奇异的神明”。可以说，燕卜逊在无形中教给中国诗人“一种新的诗”。通过燕卜逊架设的桥梁，联大青年诗人开始取法叶芝、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人的现代主义诗艺。
四、西方现代诗人对生存处境的焦虑与当时仍处在生与死之间挣扎的中国现代诗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九叶”诗人程度不同地倾向现代主义，这不仅是外在推力的结果，其实还有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现代主义作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焦虚和绝望，对于人的生命本体的深刻思考，对于人类精神生活前景的可贵探索，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它对处于黑暗与光明搏战的现代中国诗人来说，必然产生某种感应和共鸣，他们必然会把它作为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中国象征派和现代派正是在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心理变幻上，大胆看取西方现代主义的。虽然在中国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现代主义的发展受到抑制，但在经历了民族与个人的生存灾变之后，在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中国诗人又开始回归现代主义。正如唐祈所说，“生活在40年代那个历史的严峻时期，我必然学会以一个现代人的意识来思考、感受和抒发，把上
海那些丑恶、复杂、冷酷、恐怖……放进现代主义的冷峻中。”30年代末，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失望和痛苦。战乱，灾难，社会的黑暗，环境的险恶，人生的厌倦，未知的疑虑，很有些像存在主义者经历世界大战后描画出的人类“极端情境”，也类似于艾略特笔下渲染的雾一样晦暗的灰世界。这都使当时生活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困境有着尖锐的体认，加上传统价值的崩溃以及中国新诗的内在要求，促使现代主义思潮悄悄地复苏和滋长。最先敏锐地反映着这一新趋势的是大学校园和沦陷区、国统区的一批青年诗人，由对人生价值和生活苦难的困惑与思索，他们与西方现代主义发生了心灵的共鸣，而自觉地倾向于现代主义。例如，在燕京大学就有吴兴华等人对现代主义诗风的追寻；在沦陷区有黄雨、闻青、顾视、刘荣恩、成弦、金音、沈宝基、黄烈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在国统区有孙望、汪铭竹、吕亮耕、吴奔星、紫曼、常任侠、徐迟等“中国诗艺社”诗人对30年代现代派的承继。但由于环境的限制，他们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其创作也没有形成潮流。而以穆旦为代表的西南联大青年诗人和以杭约赫为代表的上海青年诗人由于受到前辈诗人的影响与扶持以及西方现代派的熏染，得到不断扩大和发展，而形成诗潮与流派。在整个40年代，“新生代”诗人无疑最具先锋性，他们的存在，反映了中国新诗发展的一定历史要求，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一个独特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