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与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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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北桥·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11年第03期
摘要：一千多年过去了，依然有很多人神往着大唐盛世。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论疆域，唐朝或许并不是最大，如果论武功，唐朝也并不是最盛，但唐代以她那开阔的胸襟，博大的气度，浪漫的情怀，张扬的个性影响和征服了八方四夷，并且一直让后人景仰不已。所以，也只有在唐朝，才会有那么多美丽纯正，如清水芙蓉一般的诗篇，那是真正的诗，是像天山雪莲一样难得的思想精华。
浩瀚如海的全唐诗是一个宝库，这里面保存着我们唐朝祖先留下来的思想珍宝。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千年前的喜怒哀乐，豪情逸兴；感受千年前的草风沙雨，冷月寒霜；感受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唐历史和风韵。
芬芳的唐诗正像一个大花园，让我们一起倘佯其中，寻几株闲花野草，去体味千年前的大唐吧。
关键词：唐朝；边塞诗；盛唐气象
中图分类号：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1.03.00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1)03-009-07 收稿日期：2011-03-10
盛唐边塞诗
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边塞战争及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就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边塞诗歌。唐朝国力强盛，在这期间，各民族的融合、分裂，无不给当时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其中战争的影响尤为突出。
630年，张宝相活捉突厥颉利可汗，长安举国欢欣雀跃。
635年，李靖、侯君集等将领大破吐谷浑，捉住吐谷浑名王20人。
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王国，活捉高昌国王。
641年，李勋大破薛延陀率领的同罗、仆固、回纥、靺鞨等联军。
644年，郭孝恪消灭了焉耆，活捉焉耆王突骑支。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领六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丽。农历4月，在幽州城，用酒肉款待六军。5月17日，皇帝亲率精锐骑兵与李勋会合包围辽东城，借助大风发火箭，待城上的房屋都烧光后，指挥战士登城，攻克了辽东城。
648年，王玄策打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活捉其国王、王妃、王子等人，掳获一万两千人，牛马两万多匹送到长安宫阙。
同年闰12月，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50个城池，活捉龟兹王。龟兹平定，西域震惊。第二年春正月初六，俘获的龟兹王和其大臣，被献到社庙以祭祀土神。
658年，大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的军队。贺鲁逃往石国，副将萧嗣业追上将其抓获，俘获贺鲁人畜共40多万。
660年，苏定方向东讨伐平定百济，11月，在则天门上献俘。
668年，李勋攻破高丽，攻克平壤城，活捉高丽王和大臣多人回朝。高丽全境投降，投降城池170个，697 000户，帝国将高丽之地设置为安东都护府，分别设置42个州。
679—681年，帝国军队继续在西部征讨，裴行俭多次击败西突厥，仅681年9月，就在长安的街市上，斩杀了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及其高官等54人。
频繁的战争，火热的生活，吸引了许多诗人的注意力，当文人们看到浩浩荡荡开赴边塞的大军，不时获悉从塞外传来的捷报，怎不会受到鼓舞?又怎能不激起他们心中强烈的创作欲望?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诗人开始赴边塞，去亲身经历战争的宏大场面，接受战争的洗礼，了解戍卒的心曲，接触边塞的风土人情。边塞，这块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不毛之地，此时又重新产生了神奇的彩，这里无论是战争场面还是风土人情，甚至季节的变化，山水情态都有别于内地，引得诗人们兴致勃发，于是，大量描写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风俗的诗歌产生了。
高适与岑参
王之涣的边塞诗
高适和岑参是唐朝发展到极盛时期最著名的两个边塞诗人。唐代的边塞诗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写边塞题材的，如李昂、崔国辅。一类是曾经游历过边塞的，如崔颢。再一类就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适和岑参都称得上是真正的边塞诗人，两人年轻时都曾游历过河朔的燕赵，壮年时又双双到边塞从军。
高、岑齐名，风格也相近。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但是高适的诗，悲壮之中透着雄浑；岑参的诗，悲壮之中带着峭拔。高诗“尚质主理”，岑诗“尚巧主景”。岑参去边塞，多少有些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到边塞后，才开始写边塞题材的作品，诗篇越来越多；高适去边塞是积极主动的，他写边塞诗，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县尉以及河西陇右节度幕府掌书记时，诗作慢慢减少了，而到他任淮南节度使后，诗作就几乎没有了。史称高适年五十始为诗，其实恰好相反。因为高适写诗，是想借此沽名
钓誉，到他五十岁入幕以后，诗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参的诗中融进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适的诗颇有古风，句中有许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来似乎更具有可读性。而岑参的诗则更多地包蕴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想象丰富，格律多变，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诗学诗艺的特。高适近之于儒，岑参近之于道。高适注重人生实践，岑参则在诗歌艺术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他们二人，既有阅历和诗风上的相同之处，又存在着性情和具体诗歌特上的差异。
高岑二人，高适享年六十二岁，岑参享年五十五岁。高适长岑参十一岁，而比他早四年辞世，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之人。
高适与岑参相互认识，但是来往不多。天宝十一年秋，八位诗人汇聚长安，同赋慈恩寺浮图诗，岑参所赋的一首就是《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他们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龄、杜甫等人。王昌龄与高适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流传；与岑参的交往，有王作《留别岑参兄弟》、岑作《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并存。杜甫与高适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识，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逢于蜀中；与岑参也早在天宝八载岑参出塞前
已相识，有《九日寄岑参》诗为证。杜甫晚年还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同时写给高岑二人。
由高适、岑参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当时的许多著名诗人，透视出一个诗人落。其中，李颀、王昌龄、王之涣、崔颢在开元年间就已成名，都写边塞诗，是盛唐边塞诗人的前辈。常建、薛据、孟云卿均有为人骨鲠、词气伤怨的特点。储光羲、綦毋潜属于恬淡清远的一派。李白的风格迥异于众人，杜甫则在众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流落不偶”。李颀“惜其伟材，只到黄绶”。王昌龄“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常建“沦于一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薛据“尝自伤不得早达”“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孟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栖栖南北，若无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虽有忠孝之心，济世之志，但他们的人生际遇，简直可以用终生未得归宿来概括。所以《唐才子传》评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语语王霸，惜乎奇才并屈，徒列空言”。现在读李白至德二年在浔阳狱中写给高适的《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其中说“高公镇淮海”“临歧竟何云”，分明有向高适求助之意。杜甫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适，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诗中，有“何时救急难”之句。此等情形，与三人早年同游梁宋，裘马轻狂，慷慨赋诗，简直难以并提。李杜晚年之困顿，于此可窥见一斑。
高适(公元704～765)的郡望是渤海蓨县，其地唐属德州，今属河北景县。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时期的名将高侃，父亲高崇文官终韶州长史，韶州即今广东曲江。高适早年便随父亲旅居岭南。高崇文后来死在任上，高适就又回到中原，客居梁宋之间。高适在诗中多称自己住在“宋中”“淇上”“濮上”。宋中是当时的宋州睢阳郡，其地为今河南商丘。淇上是当时的卫州，今河北卫县；濮上是当时的濮州，今河南信阳，两个地方当时都在黄河以北。位于淇、濮与宋中之间的就是梁，当时为汴州，即今河南开封。高适自己在淇上有一所别业，但收入很有限。父亲死后，高适贫苦无依，靠着向亲朋好友索求借贷维持生计，这就难怪他的行迹会遍及梁、宋、卫这样一片广大的地区了。
高适的性格，拓落不拘小节，务功名，尚节义，喜言王霸大略，衮衮不厌，属于心胸豁达、擅长纵横论辩的一类。他不愿意耕作，不屑于料理他那份田产，也就是“不治生事”。历史上像他那样不治生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一个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刘邦和他的二哥“刘仲”比，刘縯和刘秀比，都是出名的能“不治生事”。当然，高适所生逢的年代天下太平，李唐的运脉正隆，他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自宰辅以下还是可以做的，这个志向也已经不小。偏偏他又耻预常料，不愿参加普通的进士考试。耻预常料，那就是想要考取特科，即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这却要等待机会，因为它不是年年都有。谁知时
光飞逝，一等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光阴，即使是从九品的小官做起，熬年头也该熬到郡太守一级了。可是，高适等到两鬓染霜，依旧是两眼空空。万般无奈之下，他就只有效仿他的同乡、汴州雍丘高阳乡的郦食其，做不成儒者，便做酒徒。
《新唐书》说高适“少落魄”，应邵解释“落魄”之义，是“志行衰恶之貌也”。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说高适“隐迹博徒”。那么高适当时的志行之状，就可想而知了。酒之意在于狂，博之意在于赌，高适就在以他的全部生活作赌注，宁愿成为酒徒，宁愿生活一贫如洗，也要赌。凡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一朝成名，要么一落千丈。这期间高适的诗中常露出两种口风：一是胸怀大略，显出随时可以身干青云、青紫俯拾的气象；一是甘愿做一个草莽野人，隐迹田园而不求闻达。这就是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之意了。放出这样两种口风有个好处：一是有了功名，足以显示出自己胜人一筹，我本不愿为官，但朝廷圣明，贤才必用，天命下达，我怎忍违之?即使终生不被任用，那也是我性情所好，不是我一心想做官而遭别人嫌弃，不能因此怀疑我的品行才智。
唐风豁达开放，士人求取功名都直言不讳，上书阙下，往往自报家门。李白有《上韩荆州书》，杜甫有《三大礼赋》，高适有《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陈希烈)》与《留上李右
相(李林甫)》二诗。李白文中说：“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杜甫说：“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他们言语之大，情意之急切，已到了直接伸手要官做的地步。这在后世是不多见的，但在唐代却很一般。从这点来看高适当时的工于心计，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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