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司马光通过“究天人之际”，建构了一个宇宙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并称之为“易道”。在《易说》一书中，司马光对易道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在他看来，易道具有客观性、普遍性、永恒性等特点，囊括天人，贯通古今，是“天之经”、“人之纪”；易道中正，“中正者，足以尽天下之治也”，统治者只有践行中正之道，涵养仁、智、武三德，方能实现大治之局。
〔关键词〕司马光；《易说》；易道；治道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4-0103-04
司马光以史学名家，但也潜心易学，其易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相互贯通、交相辉映，并与其政治思想相互发明、相须为用，具有鲜明的特。司马光的史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中，而其易学成就则体现在《易说》中。余敦康先生认为，司马光的史学和易学在学术思想上是彼此互通、相得益彰的，其史学研究主要着眼于“通古今之变”，易学研究则是要“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是为了站在哲学的高度去更好地“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是为了具体地考见“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戚”，切实把握天人之学的
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由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经常引用《周易》义理阐发议论，以为贬褒史实之依据，而在《易说》中，他也常常引述史事以论证《易》义，所以余敦康先生认为，作为史学大师的司马光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论易学“两派六宗”中“参证史事”一宗的真正开创者[1](P167)。本文拟以《易说》为中心，试就司马光的易道与治道思想加以探讨。
一
司马光通过“究天人之际”，建构了一个宇宙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并称之为“易道”。在《易说》的“总论”部分，司马光开宗明义，阐述了他关于易道的四个基本观点：第一，易道具有客观性。司马光指出：“易者先天而生，后天而终，细无不该，大无不容，远无不臻，广无不充，惟圣人能索而知之，逆而推之，使民识其所来，而知其所归。夫易者，自然之道也。”第二，易道具有普遍性。他说：“易者道也，道者万物所由之途也。……故易者，阴阳之变也，五行之化也，出于天，施于人，被于物，莫不有阴阳五行之道焉。……凡宇宙之间皆易也。”第三，易道具有永恒性。针对“易道其有亡乎”的疑问，司马光明确指出：“天地可敝则易可亡。……推而上之，邃古之前而易已生；抑而下之，亿世之后而易无穷。是故《易》之书或可亡也，若其道，则未尝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第四，“义出乎数”，义理象数并重。“或曰：‘圣人之作《易》也，为数乎？为义乎？’曰：‘皆为之。’‘二者孰急？’曰：‘义急，数亦急。’‘何为乎数急？’曰：‘义出于数也。’‘义何为出于数？’曰：‘礼乐刑德，阴阳也。仁义礼智信，五行也。义不出于数乎！故君子知义而不知数，虽善无所统之。夫水无源则竭，木无本则蹶。是以圣人抉其
本源以示人，使人识其所来，则益固矣。《易》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明二者之不可偏废也。’”这也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余敦康先生指出：“司马光强调易道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力图为李觏、欧阳修所主张的急于人事之用的易学确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思想是十分卓越的。”[1]（P168）从客观性方面来看，司
马光认为易是一种自然之道，是为万物所遵循的天地之间的客观规律，圣人所作之《易》不过是对此种客观规律的一种主观上的认识和理解。从普遍性方面来看，司马光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都要受到易道的支配，即所谓“凡宇宙之间皆易”。从易道的永恒性来看，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不可分而为二。因此，易道与天地相终始，“《易》之书或可亡也，若其道，则未尝一日而去物之左右”。司马光易学的特点就在于天道与人事并重。他不赞同王弼以《老》、《庄》解《易》，主张“义出于数”，兼重象数与义理，重新以儒家义理充实易学，将天道与人道、自然规律与政治社会伦理的关系合理化，自成一家之言。
司马光认为，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作用。如他释《周易·泰卦》说：“夫万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后则天地何以得通乎！《太玄》曰：‘天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伦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偶物，使不失其统者，莫若乎辟。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此之谓也。”[2](卷2)释《周易·蛊卦》说：“天以阴阳终始万物，君子以仁义修身，以德刑治国，各有其事也。”[2](卷2)释《周易·蒙卦》
说：“夫锻砺者工也，犀利者金也，植艺者圃也，坚实者木也。则工虽巧不能持土以为兵，圃虽良不能植谷而生梓也。故才者天也，不教则弃；教者人也，不才则悖。故人者受才于天，而受教于师。师者决其滞，发其蔽，抑其过，引其不及，以养进其天才而已。”[2](卷1)他在所著《迂书》中写道：“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3](卷74)以上都是论天人之分。然而，司马光立足于其天人合一的易道观，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把天人关系看成是一个受“一阴一阳之谓道”支配的有机统一的体系，并重天人，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完美结合。他解释《周易·系辞下》“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曰：“天地能示人法象而不能教也，能生成万物而不能治也。圣人教而治之，以成天地之能。”[2](卷6)解释《系辞上》“继之者善也”云：“易指吉凶以示人，人当从善以去恶，就吉而避凶，乃能继成其道。”[2](卷5)司马光认为天与人共同受到易道的支配，同以易之阴阳为本体，但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有智识高下之分、贤愚善恶之别，因而其行为也有正邪对错得失的不同。在他看来，人必须遵循易道处世行事、养进德才，才能无咎寡过、成就大业；同样，社会政治改革也必须以涵养人才为首务，以用得其人为前提。
司马光易学可以说是介于义理派与象数派两大潮流之间，开创了一条象数与义理合流的道路。他的易学思想质朴厚实，充满以人道模拟天道的教化理念，在北宋易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二
司马光强调易道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极力从本原和本体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把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归于一元。他认为，太极即一，一为数之母，阴阳五行天地万物皆由此一而来，故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他在解释《系辞上》“易有太极”时说：“极者中也，至也，一也。凡物之未分，混而为一者，皆为太极。”“太极者何？阴阳混一，化之本原也。”“太极者一也，物之合也，数之元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算不能胜也，书不能尽也，口不能宣也，心不能穷也。掊而聚之归诸一，析而散之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未始有极也。”“一者数之母也，数者一之子也。母为之主，子为之用。”[2](卷5)他还进一步论证说：“易有太极，一之谓也。分而为阴阳”，“阴阳者易之本体，万物之所聚”[2](卷5)。关于《系辞上》“是生两仪”，司马光解释说：“两仪，仪，匹也，分而为二，相为匹敌。四象，阴阳复分老少而为二，相为匹敌。”“两仪者何？阴阳判也。四象者何？老少分也。七九八六，卦之端也。八卦既形，吉凶全也。万物皆备，大业成也。”[2](卷5)
由上可见，司马光是以太极为宇宙的本原，以阴阳为宇宙的本体。在他看来，“天下之
理，不能出乾坤之外”，“无形之中，自然有此至理，在天为阴阳，在人为仁义”；“有形可考，在天为品物，在地为礼法”[2](卷5)。因此，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既非专于天，亦非专于人，而是作为一种至极之道贯通天人，形成了一个一元论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着眼于天人之合，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天道观中蕴含着人文的价值思想，人道观中蕴含着自然法则的客观依据，天人合一，相互渗透，归本于一元之易道。这一运思理路既是司马光易学思想的基本思路，
也是他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指导思想。
司马光在《易说》中经常使用“中正”这一范畴来表述他的价值理想和政治主张，认为中着眼于阴阳之合，正着眼于阴阳之分，中则不过，正则不邪，中正最好地体现了易道的本质。他说：“阴阳相违，非太极则不成；刚柔相戾，非中正则不行。故天下之德诚众矣，而萃于刚柔；天下之道诚多矣，而会于中正。刚柔者德之府，中正者道之津。是故有刚而无中正则暴以亡，有柔而无中正则邪以消。呜呼！中正之于人也，其厚矣哉！刚者抑之，柔者掖之，不虑而成，不思而行，不卜而中，不筮而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非中正而何！”[2](卷5)在这里，“中正”不仅和“刚柔”分别被肯认为至德要道，而且“中正”还被视作成就“刚柔”、避免“暴亡”和“邪消”的易道，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司马光一再强调统治者必须践行中正之道。他在解释《周易·需卦》九五爻辞时说：“九五以中正而受尊位，天之所佑，人之所助也。然则福禄既充矣，而又何需焉？曰：中正者，所以待天下之治也。《书》曰：‘允执其中。’又曰：‘以万民惟正之供。’夫中正者，足以尽天下之治也，舍乎中正而能享天之福禄者寡矣。”[2](卷1)在解释《周易·离卦》彖辞时说：“离，丽也，丽者不可以不正也。夫明者常失于察，察之甚者，或入于邪。是以圣人重明以丽乎正，乃能化成天下。柔者失于弱而不立，故柔丽乎中正，然后乃亨。”[2](卷2) 在司马光看来，统治者只有践行中正之道，方可“尽天下之治”而“化成天下”；否则，“享天之福禄”的愿望即便不至于完全落空，所得者寡也是必不可免的。司马光主张世之君子也必须涵养中正之德。他在解释《周易·遁卦》九五爻辞时说：“中正，德之嘉也。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可以进而进，可以
退而退，不失其时，以中正为心者也。”[2](卷3)就是说，只有时刻做到了以中正为心，才可以在面临隐与现、进与退的选择时作出正确的决断。
三
司马光以易道为指导思想从事社会历史的研究，《资治通鉴》便是其“通古今之变”的结晶。
司马光认为，易道从普遍性而言囊括天人，从永恒性而言贯通古今。他在《迂书》中写道：“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3](卷74）这是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然而，司马光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中又指出：“自有天地以来，君子小人相与并生于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纷然杂糅，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于古而鲜于今，古则可为而今不可为也；小人之道鲜于古而多于今，古不可为而今则可为也。顾人之取舍何如尔，奚古今之异而有易有难哉！”[3](卷60）阐发了一种历代政治因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消息盈虚而治乱否泰循环往复的社会历史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目的，便在于总结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推阐治国之道，使后世君主鉴往知今、免蹈覆辙。司马光所推阐的治道，乃是其易道的价值理想的现实体现，即如余敦康先生所言：“把易道看作是一种治道，这个观点不仅是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本的出发点。”[1](P175）
司马光通过对于《周易》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如他在解释《周易·坤卦》六三爻辞“含章可
贞”时说：“阳非阴则不成，阴非阳则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体执乎柔而志存乎刚，故曰含章；柔不泥于下，刚不疑乎上，故曰可贞。王者，尊之极也；
为臣之荣，从王役也。不敢专成，下之职也；承事之终，臣之力也。物以阳生，得阴而成；令由君出，得臣而行。故阳而不阴则万物伤矣，君而不臣则百职旷矣。阴阳同功，君臣同体，天之经也，人之纪也。”[2](卷1)在这里，司马光以易道为治道，认为它是“天之经”、“人之纪”，适用于天人这个合一的整体，是支配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司马光认为，作为普遍规律的易道是由两个基本原则构成的：一个是阴阳之分，一个是阴阳之合。一方面，司马光非常重视阴阳之分，认为阳尊阴卑，阳主创始阴主作成，阳为主导阴为从属，自然界的天地万物与社会领域的君臣上下都应依此原则组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等级系统，合乎这一原则的情形为正，就是正常的秩序，反之则为邪，是混乱败坏的秩序。司马光对这种秩序极为重视，称之为“纲纪”、“法度”，认为“合其法度则吉，违之则凶”
[2](卷5)。另一方面，司马光又十分重视阴阳之合，认为“阴阳之间，必有中和”[2](卷5)，阴阳只有表里相承、相辅相成，才能产生开物成务之功，否则就会“阳而不阴则万物伤”，“君而不臣则百职旷”，整个世界和社会的秩序就会趋于混乱。阴阳之分与阴阳之合这两个原则相互为用、不可或缺，构成了易道的本质。由此，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他关于社会政治改革的主张，认为君子根据对易道本质的认识理解和切
实把握，在屯难之世、存亡之际应勇于担当，设纲布纪，从而拨乱反正，扶危救乱，变无序为有序，使社会重新回到中和状态。他解释《周易·屯卦》象辞说：“屯者何？草木之始生也，贯地而出，屯然其难也。象曰：‘君子以经纶’。经纶者何？犹云纲纪也。屯者，结之不解者也。结而不解则乱，乱而不缉则穷。是以君子设纲布纪以缉其乱，解其结，然后物得其分，事得其序，治屯之道也。”[2](卷1)
司马光在《答李大卿孝基书》中对上述观点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他的社会变革观。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阴阳之道，在天为寒燠雨旸，在国为礼乐赏刑，在心为刚柔缓急，在身为饥饱寒热：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过其分，未尝不为灾。是故过寒则为春霜夏雹，过燠则为秋华冬雷；过雨则为霪潦，过旸则为旱暵；礼胜则离，乐胜则流；赏僭则人骄溢，刑滥则人乖叛；太刚则暴，太柔则懦；太缓则泥，太急则轻；饥甚则气虚竭，饱甚则气留滞；寒甚则气沉濡，热甚则气浮躁：此皆执一而不变者也。善为之者，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抑其太过，举其不及，大要归诸中和而已矣。故阴阳者，弓矢也；中和者，质的也。弓矢不可偏废，而质的不可远离。《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3](卷61）司马光认为社会是要发展变革的，不能“执一而不变”，然而变革要讲求时机和方法，要合乎中和之道，即所谓“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司马光明确提出了他认为适宜的社会改良方法，此即“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抑其太过，举其不及”。他把阴阳比作弓矢，就是把客观的易道看作主观的手段和方法；把中和比为质的，就是把事物本然的状态作为应然
的价值准则和理想目标。手段与目的、方法和价值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归诸中和。余敦康先生认为，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实现了“宇宙论、方法论、价值论三者的统一，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明体达用之学了”[1](P173)。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在上宋哲宗《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中说：“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3](卷46)司马光认为仁、明、武是君主必须具备的三种品德，君主只有具备这三种品德，同时做到任人唯贤、赏功罚罪，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保障[4]。在《易说》中，司马光还从易道的高度，对三德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阐释，指出：“夫治众，天下之大事也，非圣人则不能。夫众之所服者武也，所从者智也，所亲者仁也，三者不备而能用其众，未之有也。然或得之小或得之大，或用之邪或用之正，邪正大小之道，其得失吉凶，相去远矣。彼小人者，以矫矫为武，瞲瞲为智，煦煦为仁，众人亦有悦而从之者，
所谓小也。圣人者，以正人为武，安人为智，利人为仁，天下皆悦而从之，所谓大也。夫小人之得众也，以为上则暴，以为下则乱，故谓之邪。圣人之得众也，所以禁暴而止乱也，故谓之正。夫众，非小人之所用也，小人用之以为不正，咎孰大焉！”[2](卷1)就是说，君主统御万民、号令天下，要想实现大治之局，避免社会动乱，就必须涵养仁、智、武三德。司马光此处所列举的三德，具体德目虽然与前文
稍异，即用“智”代替了“明”，但并无实质不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光以中正原则为标准，对三德的具体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在他看来，所谓武，就是能够禁暴止乱、弘扬正气，使民众一心向善；所谓智，就是能够为民众创造安宁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安居乐业；所谓仁，就是能够为民众造福，给他们带来实惠。他特别强调，那种以耍威风为武、以苛察为智、以虚情假意为仁的小人未必一定就是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他身边“亦有悦而从之者”，这样的人一旦窃据高位，作威作福，，势必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既有历代治乱兴衰之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佐证，又有易道中和的思想理论为基础，其指导思想正是围绕易道中正所蕴含的阴阳分合原则而展开的。治乱安危存亡之本在于君主是否遵循中正原则运用治权，正者着眼于阴阳之分，重礼制，尚名分，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以之为纲纪；中者着眼于阴阳之合，强调刚柔并济、阴阳协调，“上下交相爱而天下和”。阴阳分合的原则相反相成、相须为用。知合而不知分，则民“慢而不振”；知分而不知合，则民“暴而无亲”[2](卷1)，二者皆为败亡之途。必须使阴阳之分合形成一种有机的良性互动，即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合有度，各得其所，才能举措得宜，万事妥当，天下得治。司马光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应该说都很好地遵循和体行了阴阳分合的原则。
参考文献：
[1]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司马光.易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温国文正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4]陈涛，范立舟.司马光哲学与政治思想刍议[J].求索，2007，（6）.
作者简介：刘炳良(1972—)，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责任编辑：裴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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