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三言的创作方法
“三言”
庄子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又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
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三言”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其中寓言式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可以说,正是“三言”赋予了《庄子》“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而把握“三言”则是理解《庄子》学术体系及其思想特质的关键。
一、“三言”释义
  “三言”作为庄学的独特笔法,乃是庄子本人创造出来的。《庄子·天下篇》述及庄子学说时明确写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不拘物累,远离世俗,而以卮言、重言、寓言作为表达其精神世界的独特手段。对于“三言”的情况,《庄子·寓言》篇有具体的阐述: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这里不仅说明了寓言、重言在《庄子》全书中所占的比例,而且阐明了使用寓言、重言、卮言的原因。
  关于寓言的解释,南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所说较有代表性:“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所谓寓言,就是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如果直接由自己说出,人们多有不信,故“藉外论之”。这也好比父之誉子,人多不信,别人誉之,则信者增多。庄子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并不直接把他的思想理论陈述出来,而是借助一大批虚构人物如支离疏、王骀、哀骀它、叔山无趾、伯昏无人、齧缺、王倪、蒲衣子、意而子、支离叔、滑介叔、瞿鹊子、长梧子等等来替他发表看法并申述其观点。
  对重言的理解,解《庄》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南华真经口义》云:“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即借重以往那些尊者、长者、名人之言,这是比较符合庄子原意的解释。为什么要用重言呢?“所以己言也”,即用来中止
争辩。“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1]728,这是争辩所起的原因,如果援引大家平时所尊信之人的言论,则争论者都不敢以之为非,于是争议顿息。庄子称重言之人为“耆艾”。《尔雅·释诂》:“耆,长也。艾,历也。”长者阅历丰富,具有威望,故为韩非子寓言庄子所借重。而需要注意的是,庄子所谓重言者,不仅要年纪在先,还要能“经纬本末”,是有道之人,如果学无所见,“人而无道”,则纵使年纪在先,亦不能谓之“耆艾”,只能叫做“陈人”,即世间陈久无用之人。在《庄子》书中,大凡历史上具有威望的“耆艾”,不论他属于何家何派,只要行文需要,便都可以拉出来为自己说话,如神农、黄帝、尧、舜、汤、许由、孔子、壶子等等都是。 
  关于卮言的释义,历代解《庄》者众说纷纭,没有确解。但相对来说,在各种解释中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较合庄子原意。郭注“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句云:“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次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成疏云:“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2]538无心之言,指去掉偏执、合乎自然之言,亦即体道之言。正因为卮言是与道相合的言论,与体道的过程互为一致,庄子才说“终身言,未
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所以,在《庄子》书中,不论是出于寓言人物之口的言论,抑或“耆艾”的重言,还是其他的言论,只要能够与道相应,符合自然的分际,即可视之为卮言。 
  至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中的十九、十七,主要有两解,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北宋学者吕惠卿则认为:“寓言十九,则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则非重而言者十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八九)郭象立足于从所闻者的角度解释,吕惠卿则从全书所占比例来看,两说各有道理。另外,当代学者孙以楷先生认为十九、十七乃指《庄子》内七篇中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3]11,亦可备一说。比较起来,吕惠卿之解似更胜一筹,故以后解《庄》者大都采用吕说。不过,我们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吕惠卿的观点,认为寓言在《庄子》书中恰好占十分之九,而非寓者十分之一,重言恰好为十分之七,非重者十分之三。实际上,“寓言十九”,主要是为了说明《庄子》寓言之多,“重言十七”则相对寓言来说次之。由于《庄子》中寓言与重言是交互错综的,往往寓言里有重言,重言里也有寓言,因此,寓言的成分纵使占了全书十分之九,仍无害于重言的十分之七。又《庄子》“以卮言为曼衍”,曼衍即无穷尽之意。无穷尽,也就不能用具体的数字概括,故只说“卮言日出”,而不说十分之几,但卮言中既有寓言,也有重言,
它在《庄子》中随处可见。 
  二、寓言:想象的世界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编“老庄”中指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这是对《庄子》的一个精辟评价。虽然寓言是庄子用来说理的一种方式,所谓“以寓言为广”,但经过他的自觉创造,寓言获得了存在的独立性。由于寓言可以“空言无事实”,所以庄子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更加自由地驰骋。庄子用“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语言创造出众多千奇百怪的艺术形象,从而大大拓展了寓言的表现力。
  一般认为,寓言滥觞于《易经》。到春秋战国时期,寓言大量出现在诸子百家著作里,墨子、孟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论辩与对话中都注意用寓言作为其说理的依据,例如孟子著名的寓言“揠苗助长”即是在回答公孙丑“何谓浩然之气”这一问题时讲述的。但这些思想家的寓言仅是一种说理的方式,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庄子的寓言则不一样,其大部分已从论辩、对话中摆脱出来,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庄子更注意用寓言本身来说明问题,以寓言特有的形式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且,庄子更加注意
寓言的艺术感染力,自觉运用各种虚构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动作、形态的描写更加形象生动。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对解牛动作的描写就十分精彩。实际上,《庄子》的每一个寓言都写得形象生动,而文笔汪洋恣肆,精妙奇绝。“以谬悠之言,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1]884。这一概括正体现出了《庄子》寓言独特的表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