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喜欢听故事、读故事。神话、传说、童话、小说、戏剧、新闻通讯，甚至漫画、影视，都讲述着各式各样的故事，虚幻的或真实的。有一类特殊的故事短小精悍、简洁生动、蕴含深意、启人深思。故事主人公不仅有人物、神怪，更有各种动物、植物；大量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有的平实有趣，有的瑰丽奇幻。这类故事就是寓言。它比童话深刻，比小说单纯，比诗歌平易，比散文有趣，形象性和思辨性兼备，易于记诵。它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启迪智慧，传授经验，是非常适合低年段学生的语文学习材料，也是各国母语教科书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文本。
一、生活的寓言与哲学的寓言
统编语文教科书中选取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经典寓言作品，其中尤以我国古代寓言居多，像《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亡羊补牢》《坐井观天》《揠苗助长》《纪昌学射》《弈秋学弈》《杞人忧天》《穿井得一人》《愚公移山》《北冥有鱼》《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庖丁解牛》《五石之瓠》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代寓言故事。它们从不同角度带给学生以学习或生活上的启示。
我国先秦时期的寓言是依附于说理文存在的，并非独立的文体。《庄子》《列子》《韩非子》等诸子著作，将寓言作为说理的手段，通过讲故事，以类比或譬喻的方式阐发作者个人的哲学思想和对人生的思考。到了唐代，柳宗元创造性地创作寓言故事以讽喻现实，警醒世人，使得寓言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独立，他的《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广为人知。此后，陆续有作者有意识地创作寓言故事，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寓言遂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不过，与西方寓言（如《伊索寓言》）更重视生活训诫不同，关注现实政治，力求补察时政，是中国古代寓言的基本特。我们读《伊索寓言》，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经验与智慧的总结，闪现着生活化的彩。比如《赫尔墨斯和雕像者》讽刺爱慕虚荣却被人轻视的人，《蚊子和狮子》表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生活教训等。中国古代寓言则很少有这种生活化的寓言，多是政治寓言或哲学寓言。《庄子》寓言运思神妙，天马行空，往往取“无事实”之语，像鲲化为鹏的壮阔，五石之瓠的奇特，濠梁之辩的从容，任公子垂钓的豪放，都将人引入形而上之域，思考有待与无待、有用与无用、心与物、小知与大达等的辩证关系。《孟子》《韩非子》中的寓言，虽取材于生活，指向的却是政治观念或哲学思辨，很少指向生活的智慧。这也体现了前人“中国人是早熟的儿童”的论断。比如《自相
矛盾》（《韩非子·难一》）中，韩非以楚人言辞的前后矛盾，指出“不可陷之盾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意在指出尧舜传说“贤舜”与“圣尧”的矛盾之处，阐发君主不可依德化，而应施赏罚的观点。这是在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再如孟子讲述《嗟来之食》（《孟子·告子》）的故事，说明人“虽欲食之急而犹恶无礼，有宁死而不食者”，由此证明“羞恶之本心，……人皆有之也”，因而要守其“本心”。这是在讲述生命的大义，而非生活的小智慧。
二、表意的双层性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寓言与谜语是一样的，均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追求“言外之意”。正如寓言家拉封丹所说：寓言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体，另一部分是灵魂。
当代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在研究成语的时候，认为成语的独特之处在于“表意的双层性”，即成语往往“有一层字面上（表面上）的意义，同时透过它又有一层隐而不露的意义，而且这隐含着的才是真实的意义”。如“鹤立鸡”，字面意思是鹤站立在鸡之中，“隐而不露”的则是它的比喻义，即比喻一个人的才能或仪表在一人里头显得很突出，而后者才是它的真实意义。这给我们以启发，寓言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表面上在讲述一个故事，或日常或玄幻，或
写实或荒诞，但故事中人或物的喜怒哀乐、命途运程并非重点，背后“隐而不露”的对人生、社会或哲理的思考才是其本质。比如《守株待兔》，讲述的是一个宋国人守在树桩旁等待触株而死的兔子终于不得的故事，表达对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行为的讽刺。故事是虚构的（也许实有其事），宋人是谁，有何性格，不必落实，重要的是韩非通过这个故事以譬喻的方式，表达了应该与时俱变的法家思想：“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这后一层才是该寓言的核心要义。因此，读寓言和猜谜语、学成语一样，要突破本体即字面意义的障碍，挖掘其背后的“灵魂”。
三、以矛盾为内核
因为要凸显其真实的用意，所以寓言往往短小精悍，减少枝节的叙述，强化主干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在有限的篇幅内直截了当地呈现矛盾。所有文学作品都依靠矛盾来表达意义，但没有一种体裁像寓言这样直接地依赖矛盾。戏剧当然需要尖锐的矛盾冲突，但讲述完整故事、塑造典型人物更不可或缺，而寓言往往只求最基本的形象、最精练的情节，即使有一些对话、描写，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并不是寓言作者所在意的；即使只是一个故事片段、一个生活的截面，只要其中人或物的言行能集中展现矛盾，也就足够了，不需再增添什么细节
来画蛇添足。可以说，矛盾是寓言的内核，借助形象、虚构情节以凸显矛盾从而引发思考是寓言作者的天职。因而，在寓言中，往往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人物形象或言行。比如《揠苗助长》中宋人拔苗助禾苗生长的愚蠢行为与顺应禾苗生长规律的正常做法的对立，《掩耳盗铃》中掩耳盗铃的人以为他人不知与实际只是自欺的对立，《愚公移山》中“愚公”和“智叟”智与愚的对立、个人能力有限和子子孙孙能力无限的对立，等等，说到底，其背后体现的都是世界的各种矛盾，像《掩耳盗铃》的意识与存在，《愚公移山》的有限与无限，《塞翁失马》的一分为二，《望洋兴叹》的相对与绝对，《守株待兔》的偶然与必然，《庖丁解牛》的自由与必然，《东施效颦》的内因与外因，等等。
韩非子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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