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一书。《庄子·寓言》中说：“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但古今中外的有关人士对寓言及寓言文学的理解却不够一致。寓言真可谓人类文学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体裁，它故事中皆寄托着寓意。激情中多富有理性彩，智慧中又不乏诙谐情趣。
中国寓言源远流长，并在很早以前就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形成了东亚寓言体系，与印度南亚体系和希腊欧洲体系鼎足而立。作为世界三大寓言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大概夏商之交已有口头寓言产生”，“现存最早见于书面记载的寓言，应算《国语》和《左传》中的某些故事”。战国时期是“寓言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随着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人们的眼界逐渐开阔，思想也日益活跃，抽象的哲学与空洞的说教已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思想，不易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于是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便应运而生并得以迅速发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广泛运用寓言故事论辩是非，陈述政见，不仅出现了纵横策士在游说时运用的一些十分优秀的寓言作品，而且还出现了以墨翟、孟子、庄周、韩非等为代表的一批比较成熟的寓言作家。
据统计，战国时代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数量近千则，其中《韩非子》就有300则以上，《吕氏春秋》和《庄子》均有２00则左右，《列子》和《战国策》也有近1０0则。这些寓言作品的创作，虽然不是出于纯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动机，而只是充当陈情说理的工具，虽然形式上没有独立成篇和拟定篇名，而是
基本上依附在散文母体之中，但是它们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庄子》和《韩非子》这两部杰作，其寓言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各具特。
ﻫ一、思想内容上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体现了道家学派的主张,《韩非子》寓言表现了法家学派的观点。《庄子》和《韩非子》在先秦诸子哲理散文中，分别是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二者均主要以寓言故事为载体，出地反映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
“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把“道”看做世界最高原理，认为道无所不
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是世界的终极根源和主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在宥》），人们只要通过“虚静”、“心斋”、“绝圣弃欲”，就可以体悟“道”，进入“道”的境界。《庄子·知北游》有一则东郭子向庄子询问“道”的寓言：庄子首先肯定地回答“道无所不在”，然后依次告诉他“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最后强调说，“汝性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这就反复告诫人们，大道不简秽贱，处处有之。《庄子·天运》中“孔子游于卫”的故事，先后将“陈之刍狗”、“推舟于陆”、“桔槔俯仰随人”、“猥狙衣周公服”、“丑人效颦”等寓言组织在一起，反复论证，含蓄而深刻地表现了寓意，即借师金之口，批评孔子遨游于仁义之域，卧寝于礼信之乡，“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只有去智绝圣，如桔槔随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无何有之乡，达到真正与天地万物相
通的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界。
“任自然”、求“无为”是道家学派的核心内容，《庄子》中不少寓言体现了这一思想。如《庄子·应帝王》中的“浑沌之死”，说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善待之恩，尝试着为浑沌凿人皆具有的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至乐》中的“鲁侯养鸟”，说鲁侯得到一只止于郊外的海鸟，为之“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结果使鸟“眩视忧悲，三日而死”。这两则寓言从反面说明不顺应自然而企图有所作为，其结局是悲惨的。又如,《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通过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与“今臣之刀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比较，用庖丁目无全牛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事实，说明何以养生、处世以致“保身”、“全生”、“尽年”的道理。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创作的寓言全面地宣传了他的法治思想。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慎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以法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学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储说》中的200多则寓言，不仅有强调“必罚明威”、“信赏尽能”、“慎言独断”的，而且有说明“明主之道”、“臣主之理”、“臣下之节”的；既肯定了严刑峻法的重要性，又突出了教条保守的危害性，有时甚至宣扬了驾驭权术的必要性。如《内储说上》：“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寓
言对韩昭侯玩弄手腕“以此察左右诚不”的做法，归之为“挟知而问”之术，这充分说明作者对此举动的态度是称道的。
韩非子寓言此外,《解老》中的“詹何猜牛”，告诫人们主观臆测是非常危险的；《外储说左上》中的“齐桓公好服紫”，说明执法者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难一》中的“自相矛盾”，指出了“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的道理，这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同时为真。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二、题材来源的相异之处
ﻫ《庄子》寓言题材比较广泛，来自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应有尽有；《韩非子》寓言题材比较单一，多来自历史故事。《庄子》中的寓言，据统计，共261则，其中取材于动物或植物的有34则，取材于人物的有227则。在人物寓言中，直接与庄周其人有关的故事１4则，人物与动、植物参半的故事5则，只有人物形象（包括传说人物、历史人物、虚构人物等)的达208则l圳。如，黄帝、神农、浑沌、离朱、河伯、海神等都直接取材自神话传说，鲲鹏、凤凰、海鸟等动物形象也有原始神话传说的蛛丝马迹。历史人物，如孔子、老子、列子、颜回、曾子、许由、宋荣子、孙叔敖等，他们在《庄子》寓言中出现，多不是还原性描绘，而是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的真实性，成了新的人物形象。《庄子》寓言为
了表达的需要，还随意驱遣，虚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名字，如无所谓、孟子反、大公调、无穷、无始、子祀，等等。ﻫ《韩非子》中的寓言，据统计，共３4０则，其中取材于神话故事的有5则，引述民间故事或将格言故事化的有75则，加工历史故事的有２６0则。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学很兴盛，诸子百家、游客策士往往引述先人事迹来印证自己的主张，使历史故事转化为寓言故事(其关键就是具有了寓意和讽喻性质）。这种现象，《庄子》中虽为数不算少,
而在《韩非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晋文公攻原得卫”(《外储说左上》)由《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国语·周语》有关记载演化而来,“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外储说左上》）由《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演化而来，“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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