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民族魂
作者：孙雨桐 杨瑜莹 陈茜 李诗雨 章丽瑚 辛玮婕 唐文诗 郝可欣
关键词：鲁迅 批判精神 社会现状 先进性 当代意义
内容摘要：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从日本留学开始，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对阿Q的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鲁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体现了深刻的主题，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
正文
鲁迅作为我国近代社会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之一，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硕果和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当时黑暗的政治背景下，在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暴下，剑拔弩张的国内外形势下，他以他的伟大情怀，以笔作刀，批判当时愚昧的人性，腐败的政府，企图挽救落没的民族精神。
我们这次的研究便致力于分析与研究他对近代社会的批判与抨击。我们采取了以他创作的不同时期来研究他的文风与思想的转变和发展。不同时期的鲁迅，对时事的批判与剖析自然有所区别，也有不同的人格魅力所在。
一、在南京 1898-1902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
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由鲁迅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正直的性格来自家庭，他勇敢的品格与傲骨则出落于家庭的遭遇与年少的经历。这些为他将来的一系列选择作出了铺垫与贡献。
二、在日本1902-1909
鲁迅到日本的七年期间，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期间发生的考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中国人被日本人称为“低能儿”，中国人被杀头而中国留学生却看着无动于衷，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也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本就抱着一颗治国救民的心，在东京时写的《自题小像》更是他的真实宣召，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纵使风雨飘摇，社会黑暗一片，他仍是希望能够唤醒国人，他希望用文字打破这封建社会的铁屋。他说，国民存在劣根性，中国民众的奴性，守旧，愚昧，麻木，卑怯，精神胜利，看客心理，自私，狭隘等，他用文字将之暴露无遗。自幻灯片事件发生以后，他写了《示众》这篇小说，再现了幻灯片事件，将中国国民麻木不仁的看客心理展现的淋漓尽致。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需要打破束缚了中国民众几千年的封建的铁屋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国民劣根性根源，鲁迅认为有三点，一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培养国民劣根性的温床。二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专制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奴役人民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透着人们的心灵。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三是外来侵略的影响。他认为自汉唐以来，汉族屡受游牧民族的侵害与骚扰以及部分时期的少说民族统治造成了国民在精神上的巨大创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从日本留学开始，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
三、鲁迅在杭州、绍兴和南京（1909-1912）
1909年鲁迅离开日本回国。回国后，鲁迅经好友许寿堂推荐最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1910年，鲁迅回到家乡，并于当年秋天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务长，兼教“博物”、“生物”的一部分功课。1912年2月，鲁迅应蔡元培邀请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5月随该部迁往北京。而已集
在这短短的4年中，鲁迅辗转了4个地方，在此期间鲁迅并没有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多数时候是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示人。这段时期是鲁迅具体了解和考量中国现实情况的时期，是鲁迅自己独特的思想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是鲁迅通过教书育人传播开明思想、反抗腐朽现实的时期。
鲁迅在杭州教书期间应学生要求非常坦然的加讲当时可能会引起巨大争议的生殖系统的内容。之后两级师范因传播新文化而面临当局“整顿”，对于新任校长夏震武的腐朽古礼：“手谕”“摆官架”“打官腔”，鲁迅联合师生一起反抗，最终在教育界腐朽势力面前取得了一次巨大胜利，戏称“木瓜之役”。鲁迅在绍兴当教务长时制定了严格的教学质量标准，立志扫荡学堂的陈规陋习。在此期间鲁迅接触了当地的一个名为“越社”的革命文人社团，非常赞成他们的
反清纲领，但去了之后，却发现里面尽是迂腐软弱的“才子气”，毫无强劲有力的革命思想与行动可言。
鲁迅自1906年弃医从文以来便立志通过文艺来启发众，在教书期间又深感教育之重要，而文艺与教育的交叉点即在社会教育。为报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赏识与栽培，负责教育部社会教育的鲁迅，在起初几个月，用力做了三桩事情:一是推动各省的革命政策宣传，二是四处搜求各种图书，组建中央图书馆，三是筹划《文教》杂志。此外，他还参与筹备全国教育大会。
1909-1912的鲁迅虽然没有发表一些言辞犀利、发人深省的文章，但他在身体力行当一个教育者的时候将自己对腐朽旧世界的批判以及开放民主的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生活、教学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敬佩。
四、在北京1912-1926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一段思想苦
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编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对阿Q的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鲁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体现了深刻的主题。
著名的《呐喊》和《彷徨》小说集也出自这一时期，同样体现着鲁迅“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态度，对社会麻木大环境愤怒而不到出口的压抑，还有妄图脱离禁锢的狂野。
五、鲁迅在厦门和广州1926-1927
1926年8月到1927年8月，在林语堂先生的邀请下，鲁迅乘船从上海奔赴厦门，在厦门和广州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生活。期间，鲁迅任教于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还编撰了两本教材：《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写了《铸剑》和《奔月》两本历史小说。
厦大人文学院副院长朱水涌教授指出，“对于鲁迅自己而言，厦大时期是鲁迅生命中最柔软的一段日子，也是鲁迅做出“教书”还是“文艺创作”重大选择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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