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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月，鲁迅应邀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他进化论思路的被轰毁和严酷阶级斗争事实的教训，为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后期（1927-1936）
“革命文学”论争前后1927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抵达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在鲁迅生活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退居书斋过一种宁静安稳的学者教授的生涯，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文艺阵地上驰骋？鲁迅选择了后者，愿意在风沙扑面中奔驰，即使抚摩自己的凝血和瘢痕，也自以为快乐，这是战士的性格决定的。
他于12月接编《语丝》杂志，1928年底交柔石编辑。1928年6月至1929年末，他和郁达夫创办《奔流》。1928年底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发行《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介绍外国版画。到上海后，他曾欣然同意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准备和郭沫若、蒋光慈等担任复刊的《创造周报》的撰稿人。但这一愿望却因创造社、太阳社1928年初突然向他发
动攻击、被卷进“革命文学”论争的旋涡而未能实现。创造社成员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点名批判了叶、鲁、郁、郭、张，认为鲁迅作品“反映的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郭沫若认定鲁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鲁迅则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批评左的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批评他们中某些人的官僚主义，指出革命者应该“不在批判自己”，认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
在论争中，鲁迅购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使本来就思想敏锐广博、社会与人生阅历丰厚的鲁迅，很快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大约在1929年，鲁迅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1929年下半年，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停止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并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工作。
    “左联”时期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选为常务委员。实际上，“鲁迅是旗手，是盟主”，“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在国民党反动派笼罩的上海，鲁迅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韧性战斗精神，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导左翼文艺运动，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左翼文艺的发展壮大，建树了丰功伟绩。他先后编辑或参与编辑的左翼刊物有《萌芽》、《文艺研究》、《巴尔底山》、《十字街头》，出版了奴隶丛书，为扶持、培养左翼青年作家呕心沥血。
为了捍卫左翼文艺，他愤怒控诉国民党杀害“左联”作家的罪行，沉痛悼念遇难的战友。他在自己的新旧作品全部被国民党查禁时，以“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的策略，继续发表创作。他积极参与了左翼文学阵营对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国民党反动派扶持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论战。同时又以敏锐的思想眼光，对“左联”内部的不良倾向，诸如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论战中的“辱骂”、“恐吓”行为，对战友施放“暗箭”的举动，“左联”某些领导人“工头”、“奴隶总管”式的恶劣作风，以及他们在解散“左联"问题上的无原则和言而无信，都作了严肃的批评。这使鲁迅处境十分艰难，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而已集，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然而，在关涉到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上，鲁迅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一致。他冒着生命危险，列名于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他和瞿秋白、冯雪峰、胡风、柔石等共产党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一针见血地戳穿托派离间他与共产党关系的阴谋，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以为代表的“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引为“同志”。
（与共产党的关系：1932年，陈赓将军的养伤；瞿秋白被通缉的避难在上海，同鲁迅成挚友，鲁写瞿挂对联：“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
陕北的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就连方志敏同志罹难前，无法与党中央联系，托人（被说服的看守）将自己的《可爱的中国》及给党中央的信交给鲁迅转交给党。）
    对中国革命的满腔热情和高度使命感，激发出鲁迅巨大的创作活力，形成了他创作的第三个高峰。从1930年起，他写了八部杂文集（不算1927－1929年写的《而已集》和《三闲集》），还写了历史小说《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另有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据统计，鲁迅一生的著作和翻译，在七百万字以上。这些辉煌的文学业绩，是中华民族由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时期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最值得珍视的文化、思想遗产。
    由于紧张的工作和险恶社会环境的压迫，原本有病（）的身体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与休息，1933年后，鲁迅的病情逐渐加重，1936年3月起，鲁迅的病情更严重。先是气喘病，后来发展到肋膜积水，最后时体重只有74斤。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工作，直到逝世前一天还在写作。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病逝于上海，终年五十六岁。鲁迅逝世，全国震惊。在鲁迅的葬礼上，上海民众代表献白底黑字
大旗一面，上书“民族魂”，覆盖于鲁迅棺木上。“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对鲁迅最准确无误的盖棺定论。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鲁迅崇高的人格和精神、伟大的历史功绩及其历史意义，作了全面准确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鲁迅的思想及其发展
鲁迅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从青年时代起就努力探究古今中外广阔的思想领域，并在思想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他总是从自己反封建的斗争目的出发，对各种思想有所选择，有所改造，有所扬弃。
鲁迅前期思想的主导方面:政治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上是启蒙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哲学上是进化论思想。鲁迅后期接受了马义思想，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者。
1、爱国主义思想：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绍兴古称会稷，古越国都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山川毓秀，人杰地灵。绍兴也是富有爱国精神和反抗传统之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有象征勤劳勇敢献身精神的大禹的陵墓，有以报仇雪耻著称的古越国遗迹，有爱国诗人陆游的遗迹，是宋末抗金、明末抗清的主要地区和太平天国主要活动地区之一。鲁迅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2、人道主义思想：鲁迅少年时常随母亲去农村外婆家，家里也常请农民来帮工。因而有机会较多接触农民，了解体会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思想状况，养成了他对农民的尊重和同情，也使得他后来把农村生活作为小说主要题材，终生关怀农民的命运，为被压迫民众特别是下层妇女鸣不平，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
3、反抗叛逆精神：鲁迅少年时家道衰落，先是祖父入狱，其后父亲又久病不治而死，家庭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作为长子但仅有15岁的鲁迅不但在经济上，同时也在心灵上经受了这个败落过程的打击。他曾随母避难乡下，又曾为父亲出入当铺药店，饱受世人冷眼，感受到本阶级的虚伪和冷酷。领略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在他思想上种下了叛逆和反抗的
种子，对鲁迅后来思想的发展和独立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在困顿和冷眼中告别了少年时代，他毅然抛弃了一般破落读书人家子弟惯走的老路——科举、经商、做幕僚，而是不顾世人的奚落，前往南京求学。“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开始走上叛逆和求索道路。
4、科学救国思想：18岁的鲁迅受洋务派富国强兵、科学救国的思想影响，来到南京考入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又转入江南矿务铁路学堂，从此走上了新学之路，毕业后却无矿可开，面临新的选择。于是鲁迅便怀着学习西方新思想、新知识，探索救国道路的志向，前往日本留学。到仙台医专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既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科学的重视，也反映了他的科学救国的思想。
5、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南京求学时期，鲁迅就从《天演论》中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影响。鲁迅主要从积极方面接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他摈弃了其中“弱肉强食”等消极因素，汲取了进化论中注重生存斗争、相信事物的新陈代谢和社会的进步、强调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等积极因素。① 使他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认为旧事物必然要死亡，新事物必定代替旧事物，将来一定胜于过去；② 激发了他的变革图强的热情和信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不改革富强就有亡国灭种的危机。
6、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在寻求中华民族道路的进程中，鲁迅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他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作为唯一一个中国学生，亲身感受到一些日本学生的民族歧视。特别是在一次放映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后，思想受到很大刺激：画面上是一个据说是给俄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在他被日军砍头示众时，周围的中国人却神情麻木地在看热闹。看到这里，日本学生竟齐声欢呼。这给鲁迅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深深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他坚信“国民性可以改造于将来”。于是，鲁迅毅然中断学医，选择了文学，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标志着鲁迅已从一个科学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思想启蒙主义者。从此关注国民性问题，终生孜孜不倦探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兴起后，鲁迅再次拿起文学武器，以新的姿态投身文化启蒙
运动。他参与了《新青年》的活动，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其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形式的别致而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佳作和杂文，回击复古派对新文学的污蔑和攻击，深刻分析社会热门问题，批判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7、个性主义思想：从1907年起，鲁迅在尼采、易卜生等西方思想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写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这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哲学基础，其核心是重视国民精神的改造和提倡个性解放。他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见解，认为立国的要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主要从尼采超人思想中汲取了一种“图强”精神，他呼唤精神界战士，主张与阻碍进步的庸众作战，其目的在于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这说明他已经把追求民族强盛的爱国主义思想同追求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思想结合为统一的整体。
8、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鲁迅到日本留学初期在东京上预科时，当时的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中心，鲁迅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接受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和宣传活动，“赴会馆，跑书
店，往集会，听讲演”。为了表示革命决心，他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满清封建统治的辫子，并拍照留念，题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感情和报国之志。
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在绍兴中学任教的鲁迅为之振奋，他积极参与宣传庆祝活动，上街游行演讲，还被革命党人任命为绍兴师范校长。后来他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工作。这一时期鲁迅亲身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感到极大的失望和痛苦，就在沉默中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继续思考国民性问题，探求中国社会发展出路。1925到1926年，在先后发生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揭露和抨击军阀政府镇压众的血腥罪行和御用文人对革命学生的污蔑，体现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无畏气概。
9、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前所述，鲁迅早在留日时期就形成了“立人”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愿望。辛亥革命失败使他更深刻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必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他看到中国文化新的生机，因而以勇猛的姿态为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而呐喊和战斗。当时他把改
造国民性的愿望寄托在觉醒的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根据进化论思想，他相信“青年胜于老年”，经过一代代人不断进化发展，就能彻底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鲁迅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分道扬镳的事实，这使他的进化论思想开始动摇，更深切地感到改造国民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