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 鲁迅
    引导语:鲁迅诗近代文学的伟人,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自嘲》原文,译文及赏析。
  自嘲(1932年)
  运交华盖欲何求①?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②。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③。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注释】
  ①鲁迅《华盖集·题记》:“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②《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华卓传》,华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
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③《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齐景公)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已集”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孺子”,鲁迅说,本意是指的自己的儿子——子婴,后来借指劳动人民了。
  【译文】
  交了倒霉运怎还会想有顺心事,躺在床上连身都不敢翻一下倒把头给碰到墙上。因此,上大街低低压下破帽遮住脸,唯恐被人看见,招来不测的横祸,我就像酒装在漏船里,在江心激流中打转,随时有被江水吞没的危险,逃不脱的晦气啊!我这人不招人喜欢,许多人指斥我,骂我,诅咒我,本该没病也死掉,但我偏偏横着眉毛一动也不动地既不悲也不怒地照常活着,真够不知羞的;自己也知道自己既无大志也没什么能耐,而甘心在家扮老牛让孩子牵着跑,逗孩子玩,也实在是个窝囊废。然而,咒骂任人咒骂,窝囊我自窝囊,只要自己还有能够安身的小楼,躲进小楼成为一统天下,楼外任什么我才不管它呢。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略)。达夫赏饭,闲人打
油,偷得半联,添成一律以请之。”按,10月5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兄郁华,请鲁迅作陪。诗中“破”作“旧”,“漏”作“破”。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题此诗于扇面,“对”作“看”。
  ①鲁迅《华盖集·题记》:“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②《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华卓传》,华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③《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齐景公)之为儒子牛而折其齿乎?”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儒牛。”
  这首诗,特别是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可谓家喻户晓。但多年以来论者无一例外肯定、赞赏“横眉冷对”一联,不但撇开诗题“自嘲”不顾,将自嘲释为自誉,更进一步认为鲁迅对此也持首肯、赞赏态度,其实鲁迅何尝如此。
  此诗作于1932年10月,这时,左联已成立两年,左联柔石等五烈士已牺牲一年多,而距离鲁迅逝世只有四年,鲁迅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鲁迅一直是“解剖自己
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仅用它来抨击、揭露形形的反动派及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用它来解剖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的后面》)《自嘲》正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自己过去人生观、战斗姿态的自我解剖。
  作诗的时候鲁迅的处境怎样呢?他说:
  上海曾大热,近已稍凉,而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而见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前面所说的正是“华盖”的具体内容;最后一句“我亦颇麻木„„”说的是迫害已到了难以动弹的地步,正是“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注脚,是全部自嘲的出发点。
  “破帽”一联是对自己过去处世态度的第一重回顾。上句原为“旧帽”,言不改故装;下句原为“破船”,言不识艰险。这是自嘲的第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主观上却依然故我,不识艰险,不作相应策略之改变。
  “横眉”句谈自己对敌斗争的态度,“俯首”句谈自己对亲人的态度。从诗的结构承继关系说,是对自己处世态度进一层具体剖析。为人处世最要紧的当然是对敌与亲的憎和爱。这一联是自剖-自嘲的第二方面。鲁迅在二重“围剿”中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对敌人是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但他非常讲究策略,最善随机应变,他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家,无产阶级文化营垒的主帅。1932年前后他曾多次批评不讲策略的蛮干: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1932年3月20日《致李秉中》)
  郑君(振铎)锋芒太露而昧于中国社会情形,蹉跌自所难免。(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
  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1932年8月1日《致许寿裳》)
  这些信中所批评的“释武器而奋空拳”、“锋芒太露”、“时作愤慨之语”正是与“横眉冷对”一样不策略的“于人于己,两无益也”的表现。由此可见鲁迅不是提倡“横眉冷对”,而是批评“横眉冷对”。
  在1932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鲁迅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斗争策略和采取这策略的现实依据: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对之一笑,徐徐扑之。
  从这里可以见出,鲁迅提倡的不是“横眉冷对”,而是“横眉巧对”。
  同时,鲁迅对“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持有发展的认识。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致李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