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留侯论》评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永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愤愤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而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人，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苏轼集》卷四 中华书局出版社
此文作者苏轼，在余眼中看来，实乃一大文豪是也！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史称“苏门三学士”。他在文学
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才高八斗，不必多费口舌介绍。他曾科举高中，前途光明，然，未能逢得天时地利，终是郁郁不得志，接连被贬。纵观其一生，仕途虽跌宕起伏，但在文学造诣上仍是佳作不断，好文好词好画接连问世，且都流芳百代。黄庭坚曾在《跋东坡醉翁操》中写道：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不以为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坡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王国维曾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评价道：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东坡作品多如繁星，令余颇为印象深刻的便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犹记得居士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该是多么壮志豪情的一幕。今日余独将《留侯论》摆出来进行评论。小子不才，对苏轼、张良以及《留侯论》一文不甚了解，只是片面的通过一些资料进行分析，各中也可能包含些个人看法，甚至是偏见，还望老师海涵。
《留侯论》一文，选自《东坡七集·应诏集》，是嘉祐六年，时年二十五岁的苏轼应制科考试时呈上的《进论》之一。它是苏轼早期史论文章的代表作，很典型地体现了苏轼论说文纵横捭阖、雄于论辩的特点[1]。留侯即张良．他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而授封为留侯。苏轼主要抓住三则材料．也就是三个典故史实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一、子房受书于圯上老人
苏轼在《留侯论》一文中提到的黄石公授书张良一事，自《史记》以来，一向被传为神话，也就是苏轼所说的“以为鬼物”。太史公在《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一次在桥上遇一老人，老人故意脱掉鞋，让张良穿上，张良忍怒照做，老人说“孺子可教矣”便和张良约定五天后一早相见。前两次，老人都比张良早到并责备了他。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到了桥上，老人遂赠其《太公兵法》。据传，这位圯上老人即黄石公。相传张良依靠这部兵书，帮助刘邦夺得了
天下。
二、子房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张良年轻时，才华有余而气度不足，尽管他有反抗暴秦的愿望和理想，但却简单地逞匹夫之勇，缺少谋大略成大事所必需的忍耐力。文中说他“逞于一击”，是指张良曾用重金求得刺客，趁秦始皇东游之机，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座车，因铁锥误中副车，事情败露，只得逃走。
三、子房之教高祖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淮阴侯韩信平定齐地后欲自王，派人向刘邦请求立自己为假王，刘邦大怒，见于词，关键时刻张良耳语提醒他眼下不能得罪韩信，使得刘邦顺势改口：“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派张良册封韩信为王，并要韩信发兵击楚 [2]。
从三则材料中可以看出，苏轼认为圯上老人充当了一个“教育者的角”，“授书”不过是个形式，他特意借“脱鞋”和“授书”来磨掉张良的锐气，砥砺其意志，使其能够忍辱负重。小不忍则乱大谋，张良虽有古代著名的勇士孟贲和夏育之勇，但如果自身败在小事上，那么大志向也
就“无所复施”了，所以苏轼批评年轻时的张良不为商朝伊尹、周朝太公这些开国功臣之大谋，却去搞荆轲、聂政这些“个人恐怖主义”的刺客行径。所幸，在老人的指导下，张良最终成为了一个有志有谋的开国功臣。而张良辅佐刘邦灭楚兴汉的关键所在就是“忍小忿而就大谋”。这就证明了苏轼《留侯论》一文的基本观点：古之所谓豪杰也，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苏轼以为能忍者为勇，他把忍字看得极为重要，甚至在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时，也归结为一忍字。项羽不能忍，故败；刘邦能忍，故胜。其实，苏轼夸大了忍的作用，有点儿言过其实，但苏轼又说，其实刘邦也不能忍，张良能忍，刘邦受张良的影响才有忍的本领。可以看出，苏轼拐弯抹角，还是以忍字赞张良。
大凡文豪作文，不言人之所言，往往独辟蹊径，以奇制胜。张良之智为平常之言，言之无味，若从“忍”字入手，独出新意，不同凡响。更主要的是，既要作文则有感而发，苏轼自己对忍字有独特深切地感受，其借张良这个历史人物，大谈其忍，以抒发自己不平之心，求得自我安慰的心理平衡。
苏轼是一位在文学艺术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但他的一生又是一场悲剧，其善良
的心底和高尚之品格为后人所敬仰。而其悲剧的一生主要来自于对当时变法的态度上，在变法的背后，是激烈的宫廷斗争和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当王安石固执地首创变法时，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了解变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站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边，从而遭到罢贬。数年后变法失败，其有幸被召回宫廷，不识时务的苏轼因看到变法的有效性而又赞同变法，于是再次触怒权贵，再次被贬。
因此，苏轼写《留侯论》，其实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子房之功成名就而自己之落魄寂寥，相形之下，反差太大，由此，其对忍之体会尤深。细细品味《留侯论》全文，锐气十足，英气逼人，全文顺势而下，一气呵成，很见其思想的锋芒，又何忍之有，莫非苏轼也想以子房之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可以想见，苏轼在写该文时，思想和情绪在忍与难忍之间，其不平之心尚未平静，只不过以该文来告诫自己，更进一步对忍体会。事实是，忍并未改变苏轼一生的命运[3]。
然，不管怎样，体现在这篇文章里的，不仅仅是当时年轻的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也显现了他过人的见识。这种见识不只是读史的眼光，更是他所具备的唯物者的素质和与进步的思想。
再来看看太史公《留侯世家》一文。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有位学者如是说。司马迁能背负父亲的遗志，在身心受创的苏东坡全集情况下，依旧写出震撼世人的史诗巨作——《史记》一书，着实令人钦佩不已。
《史记》一书曾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成为后世历史写作遵循的形式之一。《史记》是由一百六七十个主要人物编织而成，那里有帝王将相之辈，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慷慨悲歌的义士，也有穷途末路的英雄。《史记》的结构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太史公自序》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辅共一毂，运行无穷”。本纪为历史发展演变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时间纵向贯穿，八书以时间横向相连形成一个轴心，世家、列传辅辏，形成一个向前运行的历史巨轮。从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体系，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各篇间却有无形的逻辑关联性。司马迁融合中国古史写作的形式，铸造成中国史学新的版型，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年史学写作的形式。
司马迂不止是个史学家，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大文豪，他把历史和文章两面配合得十分巧妙，历史故实中间就有他年自已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有自已的喜爱和憎恨。司马迁对于一个问题
的看法与对于历史事实的评价是一致的，并且他的文章善于讽刺，巧于隐晦，其本旨所在必须推而求之，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他往往从褒作贬，意在言外。品读史记文章，要领会司马迁写作的表现方式，才能议论中肯。所以，当他描写张良时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推而求之，是看不出太史的隐晦意思的。刘邦击秦蛲下军时，张良欲取反予，先以利诱降主将，后忽乘其懈击之，大破秦军，其中就有太史公对张良的以褒作贬，表面上有赞其谋略过人之处，实对这种违德作为是予以不满的。
在司马迁笔下，张良一生充满了传奇彩，他那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然物外的气质是司马公敬服不暇的，他的隐计阴谋，附吕取媚等又是司马迁所不齿的，对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来说，要依据太史公的写作的中心思想，表现方式推其喻义。当然，我们这些千百年来的后人以已心度彼心，对史公笔法的臆测妄断止徒增史公莞尔一笑：“何作此虚诞飘忽之文揣吾虚诞飘忽之文矣?”[4]。
《留侯世家》与《留侯论》二文，除了对于张良成功的原因说法不同之外，他处另有异议。首先，关于圯上老人是为谁也？前者认为乃是鬼物，是谷城山下的黄石，他能预见张良“后十年兴”，故前来授书授教；而后者认为其乃秦之世出而试之的隐君子。第二，老人来到圯上的
用意何在？前者认为是为了授书，这样张良“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来“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后者认为，是为了“深折”少年张良，教他“能忍”，这也恰恰体现了苏轼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为忍也。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留侯论》是一篇史论，实际上也是一篇读书笔记。苏轼认真读书，却并不迷信前人的看法，他善于思考，敢于怀疑，一翻旧案，自抒新见，这种治学精神和思维品质，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