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秦雄起
    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态在这一大潮中推波助澜,并使秦国一跃而起。然而他本人却遭受了极为悲惨的车裂之刑。
    一、变法乃图强之本
    自从夏启建立了世袭制的奴隶制国家之后,奴隶制最终在中原大地上确立起来了,商周时期,达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宗法制度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在原来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制度下,全体宗族成员为族长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时期,就发展成了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度。
    西周时候,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想象他是何等的高贵显赫,威震四方。他为了更好地统治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把同姓子弟都分封到各处,同时受封的还有周的功臣、亲戚以及尧、舜、禹三王后代,这样就形成了西周时期非常有特的塔形的分封制度。周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宗法等
级即嫡长子继承制来维护统治,即天子之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只能受封为诸侯;各诸侯国中也是嫡长子为继承人,其他儿子只可以在国内做大夫;大夫也同样往下传,其他儿子只能为士,嫡长子享有土地的继承权。这样天子是大宗,对于天子来说,诸侯是小宗,而对于大夫来说,诸侯又是大宗,自己又是小宗了,就好比一棵树干分成无数树枝,树枝又分出叶子。层层分封,有如金字塔一般,天子位于塔顶,号令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又统辖士,位于塔底层的是千千万万穷苦的奴隶。
    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诸侯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义务,卿大夫对诸侯承担从征、纳贡等职责,士也要对卿大夫承担各种杂务。如此明确的分工,使周天子在分封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号令诸侯,一统天下,出现了奴隶制空前的繁荣。但是,就在统治者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强化奴隶制统治以为江山永固的时候,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奴隶制掘墓人的新兴的封建因素正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并不久取而代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的血亲关系越来越淡薄,亲情逐渐淡漠。周王朝到了懿王时国势衰弱,各诸侯国却势力逐渐膨胀。公元前770年,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东迁的周王朝再也不能对诸侯发号施令了,西周时期的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代替,历史进入到大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
卫鞅变法
    与此同时,奴隶制的土地关系井田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井田就是把土地分为方块,以栅栏等分隔,呈井字形,所以叫井田。它分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田是领主的土地、私田是分给奴隶的。分得私田的奴隶首先要无偿地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份地。待秋收时节,领主的公田收成是领主的财产,而奴隶却还要由私田所得向领主交纳粮食、织麻等等。到头来,奴隶所剩无几,他们由衷地发出了“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慨叹!但是,尽管奴隶主的盘剥较重,但奴隶毕竟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以及牛耕的出现,这种自由越来越大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奴隶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和私田都能很快耕种完毕,于是奴隶们开始渐渐地开垦一些荒芜的土地,日久天长,私有土地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奴隶主贵族感到已再难以将奴隶束缚在井田之上了,于是开始改变剥削形式,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并以收租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劳役地租。这样就出现了自由民阶层,一些奴隶主贵族也逐渐转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由此,维持奴隶统治的井田制破坏了,封建因素悄然诞生了。就在封建制度已见萌芽之时,各诸侯国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些有能力却不能世袭侯位的卿大夫和士们开始不满于现有地位,他们从自由民那里买得土地,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这一阶级自兴起之日起便迅速发展壮大,并急于登上历史舞台。商鞅等一批改革者就是他们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开始成了社会的主角。为了使国家走上富强,称霸诸侯,他们面对新的社会局面,在国内纷纷实行了改革。率先改革的是齐国的管仲。管仲将私田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征税,同时,把全国划分为21个乡,并设了鄙、属、县、乡、卒、邑等各级地方组织,这样就将原来的宗法关系一变为封建的行政管理秩序。齐国经过改革之后,首先走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公元前594年,鲁国也宣布“初税亩”,即按拥有土地的亩数征税。此外,晋、楚、郑国都对土地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在政治上实施一系列改革,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为地主阶级发展创造条件。这样,齐、晋、鲁、楚、郑五国都通过改革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愿望,成为春秋五霸。战国初年,三晋、齐、楚等国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进行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魏国的改革。魏文侯是魏国有名的君主,他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选贤任能、网罗人才,其中李悝、西门豹、吴起等都是魏文侯慧眼所识,并重用实行变法的人。李悝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他首次大胆地提出了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利益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以军功的大小给予官吏俸禄,并重视以法致用,作《法经》,加强王权统治。与此同时他废除原有井田的阡陌封疆,充分利用地力,并提出丰年向农民多征粮食以备荒年之用的“平籴法”。李悝的变法使魏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战国第一雄。继此之后,南方的楚国也企图富国强兵,启用了魏武侯时被大臣王错排挤的吴起进行变
法。吴起也是从废除旧贵族爵禄、并废除官吏世袭这些十分尖锐的问题着手,怎奈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太强大,改革仅一年,吴起就被杀身亡。但是,由于吴起在楚国很注重养兵,使楚国的军队也日益强悍。东方各国风起云涌的改革之势,使国家都变得强盛起来。他们都跃跃欲试,企图威震一方,完成统一霸业。所有这一切,都使偏居西陲的秦国感到岌岌可危了。
    秦国原是位于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由于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列为诸侯。春秋时候,当晋国称霸之时,秦国也很想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但几次东征,都出师不利。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国牢牢地扼制住,无法向东迈进,便开始向西发展,去征服邻近的戎人,开疆拓土,依山河之险,成了西方的霸主。战国初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公元前408年,秦国也以实物地租的形式代替了劳役地租,叫“初租禾”。公元前378年,又开辟了市场交易,即“初行为市”,使商品交换活跃起来。秦国虽然有这些变动,但是比起东方各国却落后许多。此时,东方的魏、楚都因改革而强盛起来,并直接威胁着秦国。吴起在魏国时,就训练了一支充满战斗力的常备军叫“魏武卒”,公元前409年,吴起奉魏文侯之命领兵攻打秦国,一举攻下秦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魏国在那里设立西河郡,秦国失去了洛水以东的土地。楚国自吴起改革之后,将整顿机构和吏治节省下来的钱作了加强军备之用,使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并开始拓展疆土,也直接威胁着
秦国。
    二、国穷思招贤
    就在魏、楚兵强马壮之时,秦国不但没有富国强兵之策,反被极大的内忧所困扰。秦国的奴隶主势力十分强大,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自从秦躁公(前4前429年)死了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操纵着国家的政权,他们争权夺位的斗争接连不断,国君更替不迭,臣子乘机作乱。秦怀公在位不到四年就被庶长逼死,立了秦灵公。灵公死后,他的叔父发动宫廷,篡夺了君位,即秦简
    公。简公时,秦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虽有“初租禾”这一税制改革出台,但一时很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秦简公死后,儿子惠公即位。秦惠公为了抵御强魏的进攻,采取以功为守的策略,曾三次进攻魏国,并曾出兵韩、蜀两国,树立了一定的国威。惠公死后,儿子出子即位。出子在位仅两年时间,公元前385年,庶长菌改杀掉了出子,立灵公之子公子连即位,这就是秦献公。灵公死后,秦简公篡位,公子连被迫流亡魏国长达21年之久。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他看到了魏国是何等的国富兵强,而想起自己贫弱的祖国,心里便时时感到悲怆。回国后,他决心仿效魏国,发愤图强,着手整顿国内事务,以改变秦国长期以来的内忧
外困、贫弱落后的局面。他首先废除了在秦国实行了300多年的杀人殉葬制度。初步制定了户籍制度,即把人口编户,五家为一伍,从而形成了新的基层行政单位的雏形。他还在边疆设立了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封地的4个县,并把都城由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东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以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影响和便于向东发展。秦献公的这些措施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变法氛围,为后来的商鞅变法打下了基础。秦献公初步改革之后,秦国封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之后,秦国曾打败了韩魏联军,并曾深入魏国境内,一次斩首魏军6万人。可以说献公时,秦国达到了初步的繁荣。
    但是,尽管如此,秦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国内矛盾还十分尖锐。在外交上,秦国的地位仍然很低弱,被视为夷狄之列。并一直被摒弃于诸侯盟会之外。就是在这种国乱、兵弱而主卑的情况之下,公元前362年,献公的儿子渠梁即位,这就是秦孝公,一个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英明的国君。公元前362年,对于秦国人来说,是既悲伤又欢庆的一年。悲伤的是他们失去了献公这样一位很久没有出现了的比较好的君王,欢庆的是具有远大抱负的新的国君即位了。孝公登极不久,便在全国各地贴出诏令:“想当初先祖穆公在岐山雍水之间,修德行武,东与晋国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为后世开辟基业,是何
等的荣耀。后来经过历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混乱时期,内忧外患,使三晋夺取了我河西之地,各诸侯国都鄙视我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献公即位后,镇抚边境,迁都栎阳,目的在于向东扩展势力,以恢复故地,行穆公之政令。寡人每想到父亲未尽之事业,常常痛疾于心。现在各位宾客臣,如能有谁献出妙计,使秦国强盛,我将给予他高官,封赐给土地。”这就是孝公的招贤令。人们看到了这个招贤令后奔走相告,议论纷纷。秦国有史以来奖励功臣,从不赐给土地,如今新君以土地相许,足见其富国强兵的决心以及思贤若渴的急切心情。于是人们纷纷向孝公献计献策,各国有才之士也都纷纷投奔秦国。
    三、商鞅投到明主帐下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原是卫国没落宗室贵族的后裔,他本性公孙,名鞅,又名卫鞅,只因后来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今陕西商县东),才被称为商鞅,号商君。年轻时的商鞅就极热衷于法家学说,曾经潜心研究过管子的法学思想,他对李悝、吴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向往,并梦想着能像他们那样有所作为。当时卫国是魏的属国,魏国经改革之后国力强盛,欣欣向荣,这使年轻的商鞅对魏国充满了希望,在他的心中,魏国的一切都显得那样朝气蓬勃。因此,在魏惠王即位后不久,商鞅便怀着大展宏图的志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他向往
已久的魏国。商鞅首先投奔到了推崇变法的魏相公孙痤的门子,做了他的执事家臣中庶子,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使公孙痤将自己推荐给惠王。在那里,他刻苦学习李悝的著作《法经》,并注重研究李悝、吴起的政治主张和改革实践,准备待惠王重用他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事业。然而不幸的是,当公孙痤还没来得及推荐商鞅的时候,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了。魏惠王听说后,特来探望,他见丞相生命垂危,心里很是难受,怎奈自古死生有命,伤心也无益,他便向公孙痤请教后事。惠王问道:“万一爱卿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国家将由谁来辅佐呢?”公孙痤挣扎着说道:“我有个家臣,名叫公孙鞅,此人有非常的才能,希望我死后君王将国家托付给他,老臣便放心了。”惠王一听,觉得很奇怪,心里想公孙痤一定是病糊涂了,怎么会让我把国家交付给他的一个家臣呢?所以他没有作声。公孙痤看惠王沉默不语,知道惠王一定是觉得商鞅年轻,资历浅,又没有名望,因此不会重用他。于是他又让身边的人都退下,对惠王悄声说道:“君王既然不肯重用此人,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千万不能让他逃出魏国,否则日后必成魏国之患。”这一次惠王点了点头,看来是同意了。等惠王走后,公孙痤把商鞅叫到自己的榻前,他很抱歉地对商鞅说:“刚才惠王问我谁可以为相,我说你可以,王沉默不语,表明他并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因为先君后臣,于是对他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这次他答应了我。现在你赶快逃走吧,以免遭杀身
之患。”商鞅听了以后,不但没有害怕,反倒还笑了笑,他不慌不忙他说:“大人让他重用我,他不听,大人让他杀了我,他也不会听的。”果然不出所料,惠王觉得商鞅乃是一无名小辈,不必伤他。此事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商鞅率领秦国的军队打到魏国城下,他才如梦方醒,后悔没听公孙痤的话,当然这是后话。商鞅没有马上离开魏国,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他的理想却成了泡影,他那种奔魏时所具有的巨大热情和朝气都被这团冰所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