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历史评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一帮旧贵族告发商鞅意欲造反。新继位的国君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连夜逃到秦国边境，准备投宿旅店。店主不知道眼前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只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无证住店，店主要连坐判刑。”商鞅长叹一声：“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贻害到了此等地步！”最终走投无路的商鞅，下场很惨，有的史书说他被杀后遭车裂示众，有的史书说他直接被处车裂之刑而死。
司马迁说，商鞅这是作法自毙，活该。两千多年来，关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是非，毁誉无常。由于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儒家在帝制时代的强势地位，作为法家实践者、改革家的商鞅，基本处于毁大于誉、贬大于褒的状态。
那么，商鞅究竟是否被污名化了呢？他的改革催生一个强国，本人却惨死，被非议两千多年
1、任何时代，那些看人很准、眼光够毒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
商鞅就是这种人。他名义上是卫国国君之后，实际上顶多算个没落贵族，也要像当时的游士一样，凭一张嘴推销他的政见换口饭吃。史书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对李悝、吴起在魏国的变法
十分钦慕。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岁的时候，商鞅跑到魏国当了相国公叔痤[cuó]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发现商鞅是个奇才，就趁着魏惠王探视自己病情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在我死后，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接替我的职位。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语，说，大王如果不用这个年轻人，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魏惠王点头答应。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召来商鞅，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说，我是先君后臣、先公后私，魏惠王要杀你了，你赶快逃跑吧。商鞅却从容地对公孙痤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他没有立即离开魏国，魏惠王果然既没想重用他，也没想杀掉他。
虽然性命无虞，但商鞅的内心应该是悲凉的：没有什么比自己被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更让他难过的了。公元前361年，公孙痤死后，商鞅获悉西边的秦国刚继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诚意求贤，便带上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而去。
当时的秦国僻处西边，中原诸侯会盟都不带它玩，把它当作夷狄。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复300年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重夺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让中原诸侯瞧得起。说白了，
秦孝公要搞变法图强，这也是整个时代的趋势，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都是如此。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上制度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之一。这不难理解，诸侯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牵引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弱国求存，强国争霸，何其惨烈。于是，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
商鞅入秦后，四次面见秦孝公，陈述治国之道：
第一次谈尧舜帝道，秦孝公听得快睡着了；
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秦孝公还是昏昏欲睡；
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打起精神，觉得还行；
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
商鞅的师承虽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业是法家，而且他是带着《法经》入秦的，但他为了试探秦孝公的信仰和决心，不惜多次“钓鱼”，言不由衷地大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
最后才讲到重点。其实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么，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的强国之术，你不要跟我讲百年大计，我要的是立竿见影。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商鞅通过放长线钓大鱼，跟秦孝公达成了共识。舞台搭好了，就等他登场。
2、但对秦孝公和商鞅来说，他们还有共同的障碍需要面对。
秦孝公的意图很明显：“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我想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我怕天下非议。所以他很聪明地把商鞅推到前台，作为自己变法的一个工具。商鞅秉着秦孝公赋予的权力，当然也要顶着一切冲向秦孝公的压力和非议。这是他们二人在无形中达成的契约。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进行了一场“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辩论。历史上，每次变法改革之前，都会有对立的双方进行类似的辩论，但有意思的是，辩论的议题永远是“要不要变”，而不是“怎么变”。这就导致双方都容易走极端，不愿变的人会失去更多，而主张变的人往往在最后遭到反扑，也会失去很多。假如双方辩论的焦点能集中在“怎么变”上面，或许会是更好的博弈，但这只是“假如”。
事实上，这是一场结果已定、纯属象征性走过场的辩论。旁观者都知道，法是秦孝公要变的，但旧贵族代表还在纠缠这一点，说不能变啊不能变。商鞅则很明确地拿强国利民说事儿，只要是强国利民的事，没什么不能变的。他的原话是：“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谁能击中秦孝公的内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随后就是我们从小熟知的“徙木立信”。变法开始了，为了向民众传达国家诚信、令出必行的决心，商鞅命人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给予十金赏赐。没人信，赏金提到五十。有一人抱着试试的心态，结果真的拿走了巨额赏金。
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但商鞅为什么会采用这么无聊的方法来建立诚信呢？搬一根木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从南门往北门搬木头的意义何在？这根本就像是江湖术士凭空构建的一个场景，而不是现实需要的生活或劳动场景，难怪围观的人很多，但动手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所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荒诞不经。
但这或许才是商鞅的本意：你们不用管这件事合不合逻辑，也不要质疑，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能获得超出预想的好处。我要推行的变法，就是另一个场景的“徙木立信”，听话的人有糖吃。至此，商鞅通过辩论搞定了贵族阶层，通过立信搞定了平民阶层，变法大幕拉开了。
史载，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变法的要点是，在户籍上实行什伍连坐，开告密揭发之先河；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建立二十等爵制。第二次变法的要点是，开阡陌，废井田，土地归为私有；废封建，立郡县，官自天子赏；统一度量衡；为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下令焚烧《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等。总体来看，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来自管仲“利出一孔”的主张，就是君主控制一切利源，控制国人的一切获利机会甚至生存机会。
而商鞅为秦国设计的这个“孔”，就是耕战。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开荒地，种庄稼，并积极参军打仗，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就能获得国家奖赏，包括赢得爵位，实现阶层跃升。其他从事与耕战无关工作的人，不管是贵族、商人还是游士，则都在国家的打击和羞辱之列。
通过这个“孔”，商鞅实现了变法与秦国参与诸侯争霸的利益对接：打仗所需要的充足的粮食、英勇的战士，这下全都有了。尤其是“尚首功”制度，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来记功，以斩获人头的多少来确定赏爵的级别。这项制度，使秦人成为嗜战的战士，一上战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据司马迁的不完全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秦军在历次战争中一共砍下了敌人140万颗头颅。
平民依靠耕战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面，则是旧贵族的备受打击。
卫鞅变法商鞅变法先用军功爵制剥夺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出身论那一套不吃香了，一切都要凭军功说话。再用“废封建，行郡县”的办法，加强国君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取消了贵族分封、建立“国中之国”的特权。这两点对秦国贵族构成致命打击，商鞅因此得罪了大批贵族，“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作为对抗，以太子驷（即后来的秦惠王）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为首，挑动太子去触犯商鞅之法。商鞅也不是好惹的，身为“铁血相国”，他为了确保法令的严肃性，决定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动刑，一个被处劓刑，一个被处黥刑。公子虔被打击后，闭门八年不出。而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
贵族被压制，但平民获得晋升通道。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实践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战制度，就是先秦的科举制呀。司马迁虽然很不喜欢商鞅及其代表的法家，但他还是在《史记》中对商鞅变法的反响给予了肯定：“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当然，我们需要分清，平民阶层跃升，只是商鞅实行强国之术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击贵族，确保国君一人的权威一样，他对平民同样没有好感，在他的言论和政策中，经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过刑（刑罚）与赏（封赏）两种手段，把百姓当作利用和控制的对象。这是商鞅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3、在商鞅的变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中央）集权。通过君主（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安排，驱动秦国国家机器，在战国时期后半段的雄争霸中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