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水灾情况一览
辽阳地区主要自然灾害是水灾,本地区降雨量时间集中在7-8月份,而且经常有连续性大雨天气。境内危害较严重的是浑河和太子河。
238年(魏景初二年闰八月),“霉雨三十余日”,襄平“城中粮尽,人相食”。
辽代(907-1125),只有两年的洪涝灾害资料流传于世,其中记载辽太平十一年(1031),“辽东大雨水,诸河横流,皆失故道。”
金代(1115-1234),仅存洪涝灾害资料2份(次),其中记载金大定元年(1161)“东京道东梁水(太子河)涨溢,水与城(今辽阳老城)等。”
元代(1271-1368),记载辽阳地区洪涝灾害26次。其中记载元大德七年(1303)辽阳等地“大雨水、坏田庐,男女死者119人。”元泰定三年(1326),辽阳等地“大水,坏民田,溺死者158人。”延祐三年(1316)至泰定四年(1327)年的12年中,有10年发生洪涝灾害,洪涝期间,沿河一带“尽成泽国”。
明代(1368-1644),共记载32年洪涝灾害。
1416年(永乐十四年)7月,“大雨如注,沿河村屯多被浸泡。”
1506年(正德元年),辽阳“大水,平地深丈余。”翌年,定辽左卫等20卫所连续火灾。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广宁(北镇)、海州(海城)、定辽(辽阳)、沈阳、盖州(盖县)、三万(开原)、辽海(昌图)……诸卫所水灾”,“淫雨连月,禾尽淹没”。“大水之后,一望成湖,籽粒未收,远近居民,家家缺粮,卖妻弃子,流离载道,入冬以来,日甚一日,民愈窘迫,始则掘食土面,继而遂至相食,积殍狼籍”。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大饥大疫,人相食,有阖门疫死者”。太子河接连泛滥成灾。
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辽境大水,“军民疫死者无数”。《明实录》载:“往时虽罹灾害,或止数城,或仅数月,未有全镇被灾三岁不登如今日者,……巷无炊烟,野多暴骨,萧条惨楚,目不忍视,……母弃生儿,父食死子。父老相传咸谓百年未有之灾”。
清(1644-1911),有73年的水灾记录,清前期洪涝灾害资料较少,后期较丰富。辽阳地区为害较重的洪涝灾害有13次。
1650年(顺治七年),太子河、浑河“水溢,有庐舍漂没者”。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水灾,禾稼不登”。“城西大小黄泥坑(洼)淤为平川”。
1754年(乾隆十九年)八月,辽阳“大水成灾”。
1827年(道光七年),秋天大雨,太子河水溢成患。
1835年(道光十五年),辽阳“西北水灾”,小北河、黄泥洼、沙岭等地被淹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辽阳等6州县遭水灾。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辽阳十三州厅县”水灾。
1870年(同治九年),“大水,平地深丈余”。
1885年(光绪十一年),辽河一带“淫雨,尽成泽国”。六七月间又遇“烈风暴雨”。
1886年(光绪十二年),辽阳、海城、牛庄等“10厅30县被水”围困。
1888年(光绪十四年),五六月大旱,“七月连日大雨,房屋多倒榻,田禾被淹,灾民多以秫秆磨面充饥。”大水“平地深丈余,高丽门外城砖没13层”,小北河村至唐马寨一带只露树梢,“辽阳、营口、牛庄等处绵亘千里,都成泽国”。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6月,辽阳河水暴涨,河堤开决,平地水深数尺。一、二、三区被淹17屯,重灾土地7833.4亩,颗粒未收。
1909年(宣统元年)夏日“连降大雨,浊浪排空,声如牛吼,远闻十余里,平地水深过丈,唐马寨、柳壕、黄泥洼、刘二堡等地河水汇聚,奔腾南下,坝顶行舟,水天一。有的村庄被一扫而光”。大水过后,满目凄凉。
1911年(宣统三年),“正月以来,大雪降落异常,春融之际,遍地成波,麦未成熟,被水淹没如同未种。壮者逃之四方,老弱渐转沟壑,幼者嗷嗷待哺,惨不忍闻。六月,太子河堤坝决口,平地深水一丈有余,浅者六七尺不等,四顾汪洋,尽成泽国,此宣统元年尤为惨重。
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9月30日),辽阳地区共有14次洪涝灾害记录,灾情较重的有9次。
1915年(民国四年九月),太子河水暴涨,刘二堡、柳壕、小北河、唐马寨等地淹地近万垧,灾民8万余。
1918年(民国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蓝家、首山一带降大暴雨,首山峰北之荒甸屯,平均水深5-7尺,辽阳城南,望之如海。刘二堡一带堤坝决口6处,孟柳壕及其周围水深“两丈有余,边墙子至刘二堡一带浊浪滚滚,只露大树梢,过往碑至唐马寨处,呼救之声,不绝于耳”。
1922年(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北边墙子、小川城、小骆驼背之三角地带,因刘二堡小西地、孟家水口之间决堤而“汪洋成川,豆苗无存,高粱全颓于水中”。
1923年(民国十二年八月十日至二十日),太子河流域一次降雨200毫米。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辽阳境内堤坝冲开10余处,大量房屋被冲倒,数万亩庄稼被淹没。太子河高丽门河段,流量高达11300立方米每秒,是辽阳有记录资料以来第三次超过万立方米每秒。铁路中断,城内进水。此次大水是1888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水灾。北边墙至青鱼湾、西泗河、前蚂蜂泡一带,田禾均被淹没。
1926年(民国十五年八月),北边墙子、李家窝棚、南边墙子、刘柳壕和
孟柳壕等35个村屯被淹,“积水约三、四尺至一丈二尺不等”,受灾土地9.8万亩。
1929年(民国十八年八月),阴雨少晴,农历七月初一晚至初二上午,大雨如注,山洪未至,乡路水已齐腰,山水咆哮,声若雷鸣,民皆惊恐,水头过处,山丘谷地之间树木、村舍多没于浪涛之中,塔子岭、甜水、水泉、吉洞峪、隆昌、八会、上麻屯、亮甲、河栏一带,水势之大难以言状,刚家堡平地水深丈余,形成泥石流,宋某全家27口人不及逃避,被埋13口,稠林子村屈庆玉夫妻迟走一步,大人及两个孩子全被淹死,李荒沟(今属甜水乡古家子村)顾恩翠家5个孩子全被洪水葬于砂砾之中。贾家村、罗家村、河栏沟、亮甲山一带浪峰二丈有余,夜间石滚如吼并撞出火花,“怪异丛生,神人难测”。中堡村王家崴子(河西)只露房脊。亮甲区公所40石仓谷,120套军服均被冲走。二道河、鸡鸣寺(中部和北部),大甸子、头一站被洪涛连成一片。水泉、甜水、孤家子一带“山洪汹涌,冲走人、畜、财物难以计算。”沿河一带,灾情更甚,多处坝顶行舟,方圆数十里,举目无青,灾民多乘草木筏子、小船逃生,
哭号求救之声不绝于耳,大水过后,耕田、道路难辨,民舍多颓成堆,树梢挂泥。这次水灾农作物被淹,电柱冲倒,几十万间房屋被淹,近百万农田绝收,人畜死亡严重。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至八月间),太子河上游普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沿护城河进入市区,火车站前低洼处水深达3米。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大罗套、谢柳壕、黄套、南教场、转轴、蛤蜊坑一带“田舍均浸水中,水天一”。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太子河坝决口,穆家堡一带被淹,粮谷绝收,灾民四出乞讨。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7月14日夜,小屯、蓝家、首山一带降暴雨,15日,首山北部荒甸、朱家堡子、小孤家子、腰老鸹窝、水泉(屯)、王罗屯、沙岭、黄泥洼、小北河等地,一时急流汹涌,菜庄铁路桥及一此民房被毁。
1949年6月7日至8日,辽阳地区连降暴雨,沈旦内河决口,淹地2万亩。7月20日,河水泛滥,太子河右岸唐马寨区大骆驼背村东沙质坝渗水,21日小北河区马家堡子段,左岸刘二堡区田坨子段大堤决口,浑河左岸唐马寨区三尖泡、田家屯段2处决口,柳壕河右岸鲤鱼泡,运粮河左右岸孟套子、马家、三岔子、六间房,南沙河的兰家窑、小河沿相继决口,境内有50个村被水围困,10万人受灾,7人丧失,30万余亩耕地被淹,60余间房屋被冲倒。
1950年6月8日,境内北沙河右岸后烟台、大新庄两处决口,两股洪水在后烟
台与小新庄间汇合西流入浑河,15个村受淹,其中单庄子、王家等6个村重灾,15000亩耕地毁种补种;7月21日,北沙河右岸大新庄、后烟台附近又决口,耕地受灾70108亩,减产7成以上。太子河.浑河堤坝相继决口,太子河右岸马家堡子,左岸田坨子;浑河左岸三间泡、田家屯;柳壕河右岸鲤鱼泡;运粮河左岸孟套子、六间房堤坝溃决,40余万亩耕地被淹,灾民达10万人。
1951年8月3日至4日,连日阴雨,河水暴涨,辽阳境内北沙河岸的前烟台、房干堡,柳壕河右岸的黑鱼泡一带及太子河左岸的田坨子、二道冈;运粮河右岸的横道河子等坝段,先后决口10处,被淹土地约2.4万垧,减产70%以上。
1953年7月21日,辽阳普降暴雨,河水猛涨,大、中、小河堤防相继决口76处,淹地42.9万亩,受灾139个村,3.2万户,19万人,冲毁房屋2840间。8月20日运粮河左岸二台子、柳壕河左岸老桥房、南沙河半拉山子等处堤防决口。21日太子河洪峰流量为3440立方米每秒,太子河左岸锅坑子.下口子两入决口。23日浑河左岸沙岗子决口,一处长150米,水深达3米,冲倒房屋8间,冲走2人,淹地38.3万亩。
1954年8月下旬,辽阳境内连降大雨,山洪暴发。28日,浑河、太子河、运粮河、南沙河等大小河流防洪堤坝30处决口。69个村受灾,洪涝273430亩,冲倒房屋126间,其中穆家、唐马、柳壕、刘二堡等地
区受灾严重。
1955年7月暴雨成灾,北沙河、杨木沟、戈西河、小浑河共决口8处,淹没耕地7000亩。
1957年8月,境内降大雨、暴雨,内涝耕地16万亩,是解放以来内涝最重的一年。
1959年7月下旬,连降大雨和暴雨,洪涝重灾1200亩。
1960年8月4日,暴雨,全市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太子河水位最高达27.8米,洪峰高达27.94米,超过保证水位(24.3米)3.64米,特大洪峰流量达18100立方米每秒。受灾人口35万人,农用物受灾面积130万亩,冲倒房屋4万间,死亡657人。同日午后,高丽门外太子河木桥被冲毁。
1962年8月7日,辽阳、本溪地区连降大雨,太子河水位猛涨。8月21日,辽阳高丽门水文站水位23米,流量1760立方米每秒。城东高丽门大桥阻碍洪水渲泄,对市内威胁很大。经省防汛指挥部批准,于9月4日将长263米、宽6米的50孔大桥拆除28孔,共长140米。受淹耕地10000亩。
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阴雨连绵,境内9条河流堤防决口20处,外水成灾135510亩。内涝成灾235309亩,共受灾370819亩。
1971年7月31日,降大雨,8月4日杨木沟左岸决口,灯塔境内受灾面积700亩,其中颗粒不收320亩。夏秋季节运粮河坝开,穆家、唐马寨一带受灾,作物成灾面积28.88
万亩,浸泡粮食4.2万公斤,倒塌房屋1225间。
1974年9月,辽阳地区普降暴雨,雨量为170-190毫米,大面积农作物遭受风、涝灾害。
1984年8月4日至13日,辽阳连降三次大暴雨,东部山区降水为150-200毫米,西部沿河为290-384毫米,沿河18个乡镇一片汪洋,50万亩耕地积水,部分耕地水深1米多,有13.2万亩农作物受灾,近3万亩绝收。有180个村,3687亩养鱼池塘漫堰溢流,鱼苗、鱼种损失严重,倒塌房屋37间,死亡7人。
1994年8月15-16日,暴雨、大风灾害,最大瞬时风速18米/秒,辽阳部分农田被淹,内涝、倒伏成灾。玉米减产5成左右,水稻减产2成。
1995年,辽阳遭逢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自7月29日凌晨二时起沿河流域普降有史以来少有的高强度大暴雨,全市地区平均降水量达124.3毫米,北沙河出现177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大大超过其809立方米每秒的抗洪能力。浑河水系发生自1888年以来最大洪水,黄腊坨水文站出现5770立方米每秒洪峰流量,远远超出了辽阳坝段2500立方米每秒的抗洪能力。境内大、中、小河流全面告急,相继漫堤决口23处,计29个乡(镇),388个村受灾,其中重灾12个乡(镇),151个村。受害人口54.33万人,成灾人口48.2万人,重灾人口22.45万人,特灾人口13.2万人。
全市经济损失72.3亿元,其中农业损失22.1亿元,受灾面积153.1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7.9
%,其中成灾138.7万亩,绝收85.3万亩,粮食减产9.8亿斤。冲毁鱼塘4.57万亩,跑鱼3万吨;淹死畜禽774万头(只);堤坝、闸站等水利工程损失8.27亿元;1.7万余家乡镇企业停产,损失4.97亿元;其他各业损失5.46亿元;人民众财产损失22.11亿元,过水房屋23.9万间,倒塌民舍12万间;抢险救灾消耗物资和药品2.03亿元。
历年旱灾情况一览
旱灾多发生在春季和夏季,秋季较少。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辽东大旱,大面积农田绝收,后金割据地区尤为严重。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春旱、秋早霜,粮谷不收。免辽阳田赋”。
1829年(道光九年),“亢旱成灾”。
1867年(同治六年),“春旱”,禾苗多枯黄。
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旱,民缺食”。
1913年(民国二年),大旱,五月山丘地带高处草木发黄。
左岸右岸
1914年(民国三年),春、夏大旱,汤河断流,灾民四出乞讨。
1920年(民国九年),河干井枯,大麦、小麦、大豆多旱死。
1925年(民国十四年),春旱,幼苗枯黄。
1926年(民国十五年),唐马寨、穆家堡、柳壕、刘二堡一带“亢旱,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