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拢翠庵品茶时，宝钗用的是“<分瓜>瓟斝”（音作颁袍假）：“杯上镌着‘<分瓜>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元丰五年四月”，苏轼住在哪里呢？
《宋史·苏轼传》：“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据记载，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初春，苏轼在黄州贬所，寓居临皋亭，依东坡筑雪堂，自书“东坡雪堂”为匾额，并作《雪堂记》云：“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说到“雪堂”，绘雪于四壁，不禁想到薛宝钗：姓“雪”，是个“雪堆的”美人儿。她住的屋子，亦如“雪洞”一般。
那“<分瓜>瓟斝”其实就是个葫芦器（也有一说是匏形器。无论是形还是质，总之与“葫芦”相关）。宋元时便有“葫芦提”的俗语，意即糊里糊涂。苏轼来黄州，正值“乌台诗案”之后。在我
看来，此案便是一桩“葫芦案”。
据说，苏轼性不忍事，每遇不平事，立刻“如蝇在口，吐之而快”，无意中得罪不少人。这和晴雯的爆炭脾气也有几分相像。才气横溢，却性好讥诮，往往是“风流才子”的特征之一。在世人眼中，原是有些“轻薄”的。这一特点，往往成为招祸之媒。唐时刘禹锡因桃花诗被贬，便是一例。
凤评晴雯：“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长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轻薄些。”那王夫人素日最嫌“语薄言轻”者，为此晴雯不敢出头。还有金钏和四儿：前者被撵，是由几句调笑而来；后者被逐，则是因着一句“私自顽话”。
所谓“语薄言轻”，常见的释义是“语言轻薄；说话轻佻，不稳重”。在我看来，这是金钏、晴雯、四儿、芳官等人的共同之处，是其被逐的自身原因所在。这大约是伶俐型丫鬟常有的特点吧。她们首先是犯了王夫人的忌讳（恨嫌金钏晴雯这等“语薄言轻”的，喜欢袭人麝月这般“举止沉重”的），因而其相关的馋毁、告密等便颇见成效。
关于“乌台诗案”，要从三年前说起。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按惯例写了一篇《湖州
谢上表》，其中有云：“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这份谢表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后，那些靠王安石势力飙升的“新进”之流（如李定、舒亶等人），不免有些恼羞成怒。
何正臣抓住《湖州谢上表》大做文章，说他蔑视朝廷，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舒亶和李定紧接着也上书朝廷，说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期创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诗文中，苏轼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舒亶在表章中说：“臣伏见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如此一来，苏轼似乎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书中宝玉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对于苏轼，亦可有此一问。
欧阳修去世后，苏轼继而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其声望如日中天。他的遭人迫害，既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亦是因其才名太盛。对于苏轼的遭遇，苏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东坡何罪？
独以名太高！”按说，在保守派中，苏轼也不是头儿。可是，他却是那个最惹眼的。那晴雯在怡红院中、丫鬟里也不是首领，却无疑是最招眼的。苏轼的诗文写得好，对方就从诗文入手。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一时间便成了他的“罪证”；而晴雯的美丽风流，亦成为王善保家的“毁谤”的入手点。才高貌美，本是优点，却为此而招致了“蛊虿之馋”。如宝玉所说：“想是她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
苏轼的“乌台诗案”，说起来就是一场。“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词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见林语堂《苏东坡传》）本来么，文字上的事情，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又如晴雯的“狐狸精”问题，就连凤、宝玉二人，想为她辩白尚且不能呢！
“乌台诗案”历时四、五个月。幸亏太后极力予以保护，神宗皇帝也看不出苏东坡有多大的罪，且爱惜他的文才，再加上一些朝臣的营救以及民间的呼声，苏东坡才算是保住了性命。而晴雯呢，就没有如此侥幸了：因着王夫人既有的成见，再加上王善保家的进谗，恐怕还有众婆子的毁谤，终致被逐，郁郁而终。在押解途中，苏轼甚至想过自杀。历此一案，其精神已濒于崩溃。
苏轼因文字而招祸，初时也难免缚手缚脚。可是，经过一番思悟，反而更加旷达洒脱。如《雪堂记》中所云：“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鞿。”元丰五年，他写出了关于赤壁的一词二赋，才情恣肆，冠绝古今。书中的宝玉，在遭遇了晴雯之夭后，却愈见其才情，大约亦是此理了。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说道：“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手边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宋词选》。其中，苏词共选15首，其中就有5首写于“元
丰五年”！这是苏轼事业上的低谷，却是他文学上的高峰：不仅丰产，而且高质。而写于此年的关于赤壁的一词二赋，则代表着他文学创作上的巅峰状态。此时的苏轼，可谓浴火重生、化蛹为蝶了。
苏轼两次游黄州赤壁，时间分别为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均是月圆之夜。从创作时间上看，均在“元丰五年四月”之后。三个月后，《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再过三个月，《后赤壁赋》诞生。看来，这就是苏轼在黄州“雪堂”中把玩“葫芦”后的“成果”了。
北宋唐庚《唐子西文录》：“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金圣叹云：“前赋是特地发明胸中一段真实了悟，后赋是承上文现身现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实了悟”。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轼当年所游赤壁，其实并非当时真正的古战场。但因这一词二赋，黄州赤壁反倒更有名。
金圣叹在《前赤壁赋》一文前，有段评语：“游赤壁受用现今无边风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领，
却因平平写不出来，故特借洞箫呜咽，忽然从曹公发议，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妙甚。”又云：“此赋通篇只说风月。”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金圣叹批：先生此言，岂惟赋赤壁，直赋一生矣。】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金圣叹批：深思此二句，岂复止是风月哉？】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见《前赤壁赋》）“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见《临皋闲题》）“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见《点绛唇·闲倚胡床》）在苏州的拙政园中，有个“与谁同坐轩”，取的便是东坡词意。
黄州时期的苏轼，躬耕劳作，生活贫窘，有如刘姥姥一般。然而，他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宝藏，那“<分瓜>瓟斝”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此时的苏轼，在精神上堪比王恺之富。
《石头记》亦名《风月宝鉴》。脂批说，此书表里皆有喻。这“风月”二字，在我看来，其意亦有表里。其里层的意思，大致与苏子笔下的风月相类吧。至于书中提到的那些香艳情事，怕也如脂批所说，乃是“设譬调侃耳”。
曾经说过，所谓的“梅花雪”，其实就是眼泪。自古至今，有过多少这样的“葫芦案”，其中浸透了多少辛酸血泪？！这是翻过筋斗后的一番了悟。苏子和曹公，均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就是个“宝葫芦”。这里面，装着沁人的仙茗，醉人的美酒（如同太虚幻境中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若能细心把玩，或能“得趣”。
赤壁，乃是曹公之困；而乌台，则是苏子之困。想当年，曹军被一场大火烧得几乎全军覆没；苏轼呢，也是“被人放了一把邪火”；书中的甄家，亦被一场“葫芦”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这其中，恐怕也寄寓了作者的身世之感吧。然而，经赤壁一战，曹操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成就了大业；经乌台一案，苏轼则更加豪放旷达，写出了千古绝唱；而作者呢，在历尽辛酸后，亦用血泪凝成了这部旷世经典。
作者特地在妙玉的茶杯上记下了这一年，也许正表明了他撰写此书前的状态：翻过筋斗后的深思。而他所撰此书，亦可与苏子的一词二赋相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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