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卷第2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Vol. 37N〇.2 2 0 1 7 年3 月Academic Forum of Nandu (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17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民日常生活视野
杨希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在旧市民小说和新文学两个文学传统影响下，张爱玲自觉地选择“俗人”的日常生活为叙述对象，并普泛化为一种具有恒定、持久特点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模式。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用“新传奇”的叙事方式为普通人寻出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求得“现世安稳”。凭借这种日常生活视野，张爱玲将个人的生存和日常生活从“底子”上升为了叙述对象，以此观察现代生活和战争的两个场域，从而在尚未完成的“现代”这个具体的历史层次中，提供想象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张爱玲；市民社会；现代；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1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6320(2017)02 -0053 -06
近代以来，反抗西方列强人侵屡次失败的体 验使中国知识分子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自觉发生 了“转向”，辛
亥革命之后的40年里，共和危机、“一战”爆发、日本侵华的事实使中国知识分子打 破了对西方原本的幻想，民族危机和民族救亡成 为时代的主旋律。此时，以国家命运和社会运动 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也自然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与此不同的是，张爱玲反其道而行之，把叙事对象 重新放回了“普通人”身上，为我们打开了在这一 特定历史阶段内观察中国的新视野：在市民日常 生活的语境下，在当时尚未完成的“现代”这个具 体的历史层次中提供想象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一、张爱玲与两个传统
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生长在都市文化中 的人”都是先看到海的画再看到海，先看到爱情 小说后知道爱情，对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张爱玲的写作与她的阅读体验有很大关系。在旧式家族中长大的张爱玲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 育，而且常常受到先生的赞许。张的父亲是一个 典型的遗少，有旧式文化修养，会吟诗作赋，曾替 张爱玲小时候的习作《摩登红楼梦》拟过回目，平 常也喜欢看些市井小报。“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 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棉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1]116出于对 祖父的兴趣，她想弄明白《孽海花》中的故事，就 “抱了爷爷的集子一个人看”[2]。在旧式教育中 除了正规的经书学习之外，生活之余阅读乐趣更 多的是对旧小说的阅读体验上。张爱玲自己也不 否认，“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也曾熟读《老 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 浦潮》《二马》《离婚》《日出》”[3]22。除了《二马》《离婚》是老舍的作品，《日出》是曹禺的戏剧，其 他均为传统小说。关于传统小说，自宋元小说戏 曲的兴起和繁荣以来，描
写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 活及人世间的人情百态的内容一直都是中国传统 小说的主流。如果说《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 梦》尚且还有古代文人“载道”的功用，那么到了 《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以至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时，旧小说已经褪去“道统”的外衣，只留下了对 曰常化人情世故的审美情趣。这些旧小说对张爱 玲影响很深，而前面提到的《二马》《离婚》《日出》等，也表明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张爱玲也 有着很大影响。关于这一点，张爱玲在为《世界 作家简介1950—1970,20世纪作家简介补册》写的英文《自白》中有更明确的表述：“我因受中国 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 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
收稿日期=2016 -12 -10
作者简介：杨希帅（1990—)，男，河南省新乡市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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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审美化
解释自己，这才发现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心。”[3]21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张爱玲也提到了 周作人的散文谈吃以及当年看鲁迅译的《死魂 灵》的旧事，在《张爱玲语录》中更是对于青、丁玲、韩素英、凌叔华等很多现代作家都有评价。
关于“五四”的叙述，汪晖曾在文中有过概 述，大体呈现两种方向：其一是将现代中国文学与 思想源头与
晚清思想联系起来；其二是从器物一制度层面变革向观念层面变革的转化与突 进[4]4。无论哪一种叙述，其思考都是以借鉴或建 立起西方现代性模式为基本出发点，因此如何在 中国建立起西方现代性模式成为中国知识人主要 思考的问题。这在文学层面就表现为构建起以 “五四”精神为内核的新文学传统，它本身也蕴涵 着“破”和“立”的两个层面：一是打破传统文学的 根基，反对旧小说、旧文学，反叛封建礼教，揭露传 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迫害；二是建立现代精神，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企图凭借科学和民 主两面大旗在一瞬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事实上，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中国 社会就已经产生了某些现代性的因素，封建阶级 之外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初步显现。而当晚清 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将以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现 代性模式向中国全面移植之后，中国的普通众，尤其是市民阶层对于西方个人利益、生命欲望、世 俗的日常生活等观念逐渐地认可和接受。然而 2 0世纪2 0年代以后，“一战”的爆发打碎了中国 知识人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的美梦，随着民族危 机的不断加重，到了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始终处 于战争氛围的背景下，救亡图存的革命呼声将 “五四”的呐喊彻底“压抑”了。王德威在书中将 “晚清”“五四”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种种不 人（主）流的文艺试验（即“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 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 观”）作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三个指陈之一[5]12。因此，在以民族危机和社会运动为视野的叙述取 得主流地位的情况下，通过日常生活视野来探讨 个体命运的叙述就很容易被遮蔽。而张爱玲似乎 很好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
正因为张爱玲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复杂的关 系，使张爱玲比一般的新文学作家更透析中国人 的传统民族心理，又比一般的旧小说家更具有现 代性精神，从而有了自己独特的个人价值取向和 审美视野：她喜欢胡琴的声音，但不喜欢西洋音 乐；她对服装情有独钟，但自己设计的服装不是“新”，而是“旧”，典型的前朝韵味。在她的作品 中我们能感受到出身于旧式家族的张爱玲对于这 种传统有闲阶级生活的厌恶，不甘心同它一起 “沉下去”，对它进行无情的剖析，但又对此留恋 不舍，不住地回望。这种复杂的内在矛盾使张爱 玲选择描写的“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 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6]177。她 想写的只是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 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为放悠 的”[6]178。对于这类写作题材的倾向，一方面是张
爱玲自身的生活经验限制了她的视野，但这也是 她出于自觉地主动选择。“文人只需老老实实地 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写 的一切写出来。”[6]m出于对“俗人”日常生活的 兴趣，张爱玲也把自己视为“俗人”，认为自己最 了解的是那些在乱世中挣扎的凡夫俗子，并能体 察他们的心性与行为，批评弄文学的人“向来注 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在表达她这种独特“兴趣”的同时，张爱玲有意识 地将日常生活的内涵做了处理。“强调人生飞扬 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 时代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 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他存在于一切 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6]176这里张爱玲将日常生活看作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 存在模式，没有它，任何轰轰烈烈的政治社
会运 动也不可能发生。与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格局相 比，日常生活呈现出较为恒定、持久的特点。通 过飞扬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安稳的平常生活对立，张爱玲自然地剔除了原本也属于日常生活中的流 行的政治话语，而将它仅仅指向满足于饮食、婚嫁 等个人活动平面化的生活状态，这种超越时空限 制的生命体验模式是通过张爱玲日常生活视野下 的现代生活和战争的两个场域展现出来的。
二、张爱玲日常生活视野下的现代生活
张爱玲的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体验模 式，首先来自于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观念的深刻认 识。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从中国文学中 弥漫着大的悲哀人手，概括地描述了中国人的人 生态度，以及其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所具有的 人生态度的不同。在她看来，中国人对“虚无”的认识只停留在“新发现”，然后不敢往下想了，而 欧洲人一旦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便大大地作乐 而且作恶。“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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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 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 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 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中国人最引以为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朿的美。”[6]115张 爱玲在这里指出了中国人对于生命认识的特质：并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也就对“天堂、地 狱”这类的彼岸世界没
有心理诉求和精神依托，从而只能在现世中寻求快乐和享受，以求活得好 一点，这一世俗化的精神寄托成为中国人现世生 活观念下能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在这个日常生 活世界中并不是完全自由和不受朿缚的，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必须要学会守规矩，不能让个人欲望 肆意妄为，只有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训，使其内在 化，才能获得快乐。
这种生活态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能 引起大众的共鸣。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原本 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正在瓦解，而世界大 战的爆发和民族危机加重使原本对西方现代性模 式的美好幻想破灭，每个人内心上都犹如浮萍般 缺少依托；另一方面，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又使中 国人始终处于死亡的笼罩之下朝不保夕。张爱玲 有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 乐也不那么痛快。”[6]138这其中除了有作为文坛新 人想要一展抱负的愿望，更多的是对动荡社会背 景下个体生命的忧虑。“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 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 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6]138在这种个体命运无法把握，未来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下，即使未来有一丝希望，在张爱玲心中却只能是“破坏”，因此在“惘惘地 威胁”之下把握得住当下现实，从中到一块自 己的立足之地就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由此，张 爱玲所面对的问题就转化为在动荡的背景下普通 人如何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不安稳”的现实中以求得“安稳”。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人公佟振保的人 生经历就是张爱玲日常生活视野下典型的生存体 验。佟振保早年留学英国，有过一段记忆深刻的 初恋经历，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与朋友王士 洪的妻子王
娇蕊双双坠人了情网，娇蕊在伦敦就 学时便是个交际花，但这次她对振保动了真感 情，并下决心和远在新加坡经商的丈夫离婚，但 在这一关键时刻，振保退却了，从表面上看，振 保没有家累，应该说没有什么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他最终还是却步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振 保甘愿割舍这一段真情呢？
依照作品的交代，佟振保所叙述的原因是不 想让母亲伤心，不想触犯保守的社会氛围。如果 振保率性与娇蕊成婚，在众人的目光中他便失去 了原本在人们心中“柳下惠”的印象，也就是所谓 的“好人”。而且，振保在意识中从来没有打算娶 娇蕊。依照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娇蕊无疑是个 轻浮妖艳的女人，用振保的话说“这女人比玫瑰 更有程度了”[7]142，对于初恋的“玫瑰”，振保就认 为这样的女人到国内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 植到家乡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7]136。但是，娇 蕊这样的女人虽然不适合做妻子，但作为一个情 人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可见作为传统观念中 “好人”的振保在感情上是极其自私的。小说开 篇的几句话便将男人心目中的这两种类型的女人 点染得分外鲜明：“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 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 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7]132“圣洁的 妻”和“热烈的”间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社会 里公共生活与个人私生活间不可弥合的巨大鸿 沟。与娇蕊的关系对振保而言至多是一场艳遇，一场不太沉重的游戏，佟振保考虑的是“如果社 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7]157这样的世俗利 益。离开娇蕊之后，他开始循规蹈矩地结婚生子。然而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世俗规则下循规蹈矩 的生活无法让振保得到满足，与先前同娇蕊浓烈 的情爱经历相比，振保的婚后生活显得极为苍 白、枯燥、乏味。为了排遣心头的郁闷，他反而打 破世俗常规开始在外面嫖妓，
而妻子的不忠行为 更使他苦闷，干脆成天在外鬼混，完全成了一个 浪子。难道振保会变得如张爱玲所说的欧洲人那 样“在丧失对上帝信仰后就闹得天翻地覆”吗？难道他真的偏离了中国人生活的常规，在日常的 生活中沉浸于新奇的体验吗？不是，这只是短时 间的偏离，他只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最后，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振保回头了，因为他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必须 要考虑周围人的目光和世俗要求，那是他生活的 主要场域。
振保这类人物，尽管个人生活中不乏种种曲 折的“传奇”，但最终都毫无例外地归于“平凡”的曰常生活。李今将他归于“城市俗人”中的一 员，认为这个体“具有较多的人性，讲求实效 和世俗的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 而奋斗”[8]251。在张的小说中，你很难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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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真、纯粹的情感，一切都是参差的对照，繁华之 中有朴素，虚伪之中有认真，这也正是张爱玲所谓 “新传奇”叙事所要追求的生命体验。《红玫瑰与 白玫瑰》中振保的爱情经历其实就是一段“新传 奇”，作为“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的振 保，遵守世俗准则是他的日常生活形态，与“红玫 瑰”娇蕊的相遇则是一段“奇”遇，就是在这样一 段“奇”遇下，振保要向这样一位有夫之妇索取刺 激和快乐；而相对的，对于娇蕊这样一个西洋化的 “心是公寓”的轻浮女子来说，在各种男性之间游 走和挑逗是她的日常生活形态，但最后竟然会真 心爱上振保这也不得不说是“奇”事。张爱玲的 小说叙事就是在这样一种“日常”和“奇
异”间进 行双重的叙事想象，以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孟悦 认为：“在奇得不能再奇的世界，所需要的是‘传 奇’，不是更大的‘奇’，而是对‘奇’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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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反面和底子。”[9]1°8《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当佟振保无法忍受家庭苦闷生活而在外面玩得不 成样子，这已经暗示了“奇”的边界，“连烟鹂都没 法替他辩护了”，而在这一背景下，新的想象出现 了，振保“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 着走近……无数的烦扰和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 绕”[7]172，责任和世俗规则成为新的想象，振保又 变成了“好人”。
同样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寻着能安 得下自己的立身之地，最后她到的是黄金。原 本小家碧玉的曹七巧被家里错配给了传统望族家 的残废二公子，曹七巧一开始就失去了后路。而 来到姜家的曹七巧天性泼辣和充满活力，与死气 沉沉、虚伪的姜家格格不人，一直受到众人的排 挤，甚至连丫鬟都瞧不起她，原本应该成为她保护 人的丈夫却有天生的软骨病，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曹七巧能握住的就是她“正室”的身份，靠得住的 是等待分家之后能得到的那一点财产。然而“她 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 张”[6]418，她也幻想过爱情，然而姜季泽看中的只 是她那些财产，这使她自己亲手捻灭了最后一丝 希望，从而将对人的情欲转化成对黄金的情欲，因为这是她用一生换来的，也是她最后的立身之地。《心经》中许小寒的立身之地就是她的父亲，而当 父亲无法接受她的爱情时她的结局
也只能是离开 这个家。《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立身之地是她 的青春和美貌，她用此作为筹码得到了姑妈的接 济，同时又用美貌换来了一段没有真正爱情的婚 姻。《留情》中敦凤嫁给老头作偏房，虽然有很多 不顺心，但最后她觉得自己“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又回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这便是张爱玲的日 常生活视野下的现代生活，个人的生存和日常生 活在她笔下成为叙述对象，“生存”成为张爱玲笔 下人物唯一关心的维度。
三、日常生活视野下的战争体验
战争体验是张爱玲日常生活视野下观察的第 二个场域。张爱玲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像一个 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 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6]53。张爱玲的这 种对战争体验的特殊的叙述方式是从个体的生存 状态出发，与左翼强调的宏大场面不同，张爱玲并 不是作为集体的一部分来描写战争，而是以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为对象，将战争作为“底子”融人日 常生活的背景中去。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 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沉，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 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 惘的威胁。”[6]138不同于主流大众对战争的反应，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里几乎没有主流战争叙述中 常有的悲壮气氛以及英雄人物的昂扬情调，甚至 也没有对战争明确的道德评判的倾向，张爱玲只 是用“冷眼旁观”的方式，观察身处战争氛围中的 都市普通人在生命面临惘惘的战争威胁时，怎样 利用自己、怎样抓住身边的一切，在炮火纷飞的封 锁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这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 反应。
由此，张爱玲的战争书写从固定的国仇家恨 的模式中脱离出来，没有将战争体验上升至民族 情感。“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 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 点不相干的话。”[6]54张爱玲对战争的体验更多体 现在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中，在表现战争的残 酷的同时，也赋予了张爱玲自身独特的思考。《倾城之恋》中，港战摧毁了白流苏的住处，和范 柳原两人躲在浅水湾饭店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子 弹打中了自己或打中了他。然而战争在给白流苏 带来恐惧的同时，也成就了她的这段爱情，使两人 “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 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86。战争使 原本互斗心机的两人暂时得到相互谅解，白流苏 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因此，战争作为张爱玲文 学创作的重要构建因素，它既是危机，同时又反转 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因为“新 传奇”的独特叙事方式带来的叙事效果，更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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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张爱玲自身的战争体验。“门洞子里挤满 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 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 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 阳一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6]55这 里流露出来的是张爱玲对于战争的主观性感受：战争原本应该带来的社会动荡、政治运动等被彻 底抽离了，留下的是一种近乎原始的具有恒定特 点的苍凉的历史感受，人在其中渺小无依，给人一 种强烈的孤独感，因而人们能抓住的只有是“身 边的人”。而在《封锁》中吴翠远和吕宗桢两人因 为一次空袭造成封锁的机遇，共同完成了一个 “不近情理的梦”。萍水相逢的两
人半真半假地 述说着自己生活中的私事，最后甚至谈到了婚姻 大事，而当两人正处于异常兴奋之中时，伴随着封 锁解除，这个梦也就像气泡般吹破了。封锁的机 遇并没有真正给两人带来生活上的变化，最终仍 然返回到原本各自固定的生活，好像一切从未发 生。在张爱玲那里，她选择用个人日常生活的情 感体验来观察战争，这样的观察方式拉开了与战 争的距离，在当时民族斗争激烈的时期受到非议 是很自然的。然而，张爱玲这种注重刻画“既无 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人大众以求集体性永 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1°]81_86的战争体验，为我们提供了从日常生活视野下观 察战争的另一种方式。
四、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公寓”和“街道”
张爱玲称：“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 的人……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 人为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之间很难划 界。”这里张爱玲想表达的是她的都市生活体验 更多来源于作品，而非纯粹的现实生活，因此其文 本所表现的空间形态比实际上所包含的容量更 大。张的场景设计中常常出现两类现代文明意义 上的社会生活的领域：现代公寓和街道。
张爱玲对现代公寓的喜好，与张爱玲的童年 记忆有关。从小在公馆长大的张爱玲对于公馆生 活有着深刻的认识：“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 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 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单调无聊。”张家上 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永 远跟不上生命的
胡琴，只是不断地往下沉。而当 张爱玲和姑姑一起生活在公寓时，原来封闭的生 活环境让她不自觉地对公寓产生好感。即使公寓 的热水管系统经常出问题、即使门前经常积水、即使公寓没有佣人等等，一切看起来不好的地方，在 张爱玲眼中都成为乐趣。“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 世的地方。”[6]41正因为公馆的大家族生活使个体 的私人空间丧失，而公寓生活让张爱玲重新获得 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公寓生活的隐蔽性，也 能够为重新认识“自我”提供场域，它是“私人性”和“自我”意识的重要物质场所，能够为主体创造 自我提供可能性。
如果说公寓是张爱玲认识自我的场所的话，那么“街道”就是张爱玲接触和认识社会的场所。张爱玲说过她喜欢听“市声”一电车声，没有它 的陪伴她会睡不着；她喜欢听街上小贩的叫卖声，就如同音乐；喜欢烘山芋的炉子；喜欢小饭铺常常 在门口煮味道并不好的南瓜；等等。街道这样一 个人们聚集、交汇的场所，是一个容纳着多种生活 方式的开放的“人民”“”“公众”的空间。在 《中国的日夜》中，张爱玲就以漫不经心的笔调，描绘了她在去菜场路上的所见所闻，里面充斥了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肉店学徒把肉卖给了年老的 、沿街化缘的道士、宣讲小姑劣迹的肉店老板 娘……在这个场域里，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是 什么身份都能够无所顾忌和朿缚地自由交流，“个人”和“体”在街道这个异质共存的空间形 式中实现了某种和谐共存。这与刘呐鸱笔下的跑 马场、舞厅、公园等只能容纳特定阶级和人的 体性场所有很大的不同，刘呐鸱笔下的这些场所 表现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的有闲生活。但张爱玲笔 下的“街道”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参差的共生共长 的日常生活形态为“个人”与“体”的某种平衡 提供可能性。
通过公寓和街道不同场所的描述，再加上封 闭压抑的公馆这类场域，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场域空间一“半新不旧”的中国市民生 活。这也正是张爱玲对“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想 象方式。与左翼新旧分明的时空观不同，左翼常 常把中国生活的空间场域安置在已经设定好的 “现代”的时间价值体系之中，由此展现的中国的 空间形态是固定的；而张爱玲则是从中国的市民 日常生活形态去观察，把时间写人中国“参差”的空间中，这时中国的物质形态和生活场景成为 “前文本”，使空间形态获得了超越时间限定的价 值和意义。例如，《祝福》中鲁镇的环境是与其 “现代”的时空观联系在一起的，鲁镇的气氛本身 就显示了鲁镇腐朽的传统环境以及吃人的封建礼 教气息，但张爱玲的文本所展现的空间性却不是 这样的，她并不朿缚于确定的“现代”的时空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