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中如何健全人性——以“游戏”精神分析摘要：游戏不仅对人性的培养，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19世纪以前人类文明中一直有活跃的游戏精神，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没有给游戏提供营养，游戏精神逐渐衰落，而当代随着现代性弊端的显现，游戏精神开始复苏，现代性也只有与游戏精神相融合，才能造就健全的人性，才能避免现代性的各种弊端。
关键词：文明；游戏精神；人性
德国著名作家席勒对游戏有这样的精彩描述：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游戏对保持一个人心智健全的重要性，即在欢乐嬉戏中我们又恢复了整体人的天性，而在工作和专业生活上我们只能用上整体人的小部分天性。游戏不仅对人性的培养，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学者赫伊津哈更是认为文明是在游戏之中诞生的，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而在现代文明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围剿之下，游戏的精神衰落以致枯萎了，那么在当代文明进程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游戏将扮演怎样的角呢，游戏精神会完成复兴吗？
游戏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话题，许多社会学家对游戏研究都有所涉及。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齐美尔对游戏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看法。齐美尔认为现代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而在游戏中，个体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繁琐与压力，实现了日常生活的
审美。正是在这种注重形式的审美游戏之中，我们既摆脱了生活，同时又能把握生活背后的深刻性，将生活紧握在自己手中。齐美尔在《交际社会学》一文中认为，在社交世界中，人们摆脱了各种功利性的目的，聚集本身就成了目的，自然而然地被温情所包围，每个人都恢复了原有的尊严和自由，社会交往就是对游戏外在形式的享受。他在文章最后这样写道：“那些顾虑重重的人在社交性中到了自由与轻松的感觉：他们觉得互相联系，互相交换那些将生活的全部职责与重担都体现出来的激发物，是在玩一种艺术性浓厚的游戏。在这场游戏同步进行的升华与稀释中，现实的沉重负担由于只能被远远地感知到，而成为迷人的幻景。”[1]28齐美尔的游戏观将游戏提到审美的高度，认为游戏将人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从而保持心智的健全和灵魂的完整。
斯宾塞和齐美尔虽然都对游戏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在对游戏概念的定义方面，麦克卢汉和赫伊津哈的努力是非常值得借鉴的。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认为，游戏是我们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给各种具体的紧张情绪提供发泄的机会，他们是集体的通俗艺术形式，具有严格的程式。他进一步这样写道：“游戏是像迪斯尼乐园的一种人为的天堂，或者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景，我们借助这种幻景去阐释和补足日常生活的意义。”[2]293相比麦克卢汉的定义，赫伊津哈的定义则更加全面和准确，赫伊津哈在名著《游戏的人》中对游戏有这样的定义：“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愿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游戏
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自我意识。”[3]31他进一步
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游戏的特征进行了阐述：第一，游戏是自愿的活动。第二，游戏在日常生活之外，它步出真实的生活，进入一个暂时的活动领域。第三，游戏的隔离性与局限性。时间局限：游戏有一个起点，到了某一时刻，它又“戛然而止”，走向自己的终结。空间局限：一切游戏的进行和存在都限定在事先划定的场地，标定的边界既可能是物质的边界，也可能是想象中的边界。第四，游戏的规则性。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第五，游戏的非功利性。游戏和物质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游戏人不能够从中获利。赫伊津哈是从最广义的角度对游戏进行了定义，可以容纳力量与技术的竞技游戏、智力游戏、猜谜游戏、各种表演活动等，我们下面对游戏的讨论也是基于这个广义的定义。
对于游戏与文明的关系、游戏对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游戏在文明中的盛与衰，我们还得从赫伊津哈说起。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的历史比文明悠久，文化开始是以游戏的形式出现的。文化从发轫之日起就是在游戏中展开的，远古社会中那些伟大的原型活动处处可见游戏的渗入；文化在滥觞期就具有游戏的性质，文化在游戏的形态和情绪中展开。赫伊津哈在充分论证了游戏与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后肯定地写道：“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之中；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部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文
明决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于社会的母体，文明在游戏中诞生，文明就是游戏。”[3]203接着赫伊津哈从游戏的视角审视西方文明的发展，指出罗马文明里强劲的游戏成分隐含在
它引人注目的仪式结构中，罗马人的游戏是神圣的游戏，他们的游戏权利是神圣的权利；中世纪的生活充满了游戏，这是一个游戏的黄金时代，充满了田园牧歌的生活和游侠骑士的生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个心态是游戏的心态，这个时期文化尽情游戏，游戏与诗歌合一；17世纪的巴洛克时期也有活跃的游戏成分，而继后的洛可可时期里，游戏成分就更加明显，洛可可时代保持了游戏与严肃的优雅平衡。
赫伊津哈在追忆了19世纪以前西方文明中活跃的游戏精神后，笔锋一转，指出19世纪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使工作和生产成为时代的理想，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扼杀了神秘的体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给游戏因素提供营养，总之19世纪是文明中游戏精神衰落的时代。而对于赫伊津哈生活的20世纪上半叶，他更是忧伤地说道：“今日之文明再也不玩游戏了，即使在表面上玩游戏的地方，那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想说，文明正在玩虚假的游戏。”[3]239的确，工业文明的理性化在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可计算性的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人性和人类价值的关注，造成对人性的漠视，对个人自由的抹杀，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成了“机械人”、“单向度的人”。而文明越发达，严肃性越是增加，游戏性则越是减少，思想和知识体系、教义、规章制度、道德都失去了和游戏的联系，游戏被指派为一个次要的位置，昔日游戏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现代社会各种运动和体育竞技都得到了发展，运动体制和组织都日益完善，现代社会怎么会缺少游戏的精神呢？因为游戏精神是自愿的、是自由的，而随着运动的日益体制化和标准化，纯粹的游戏性就必然失去。以职业体育为例，当通向自由生活的游戏之门导向专门的职业时，游戏
精神便枯萎了，职业运动员的精神不再是真正的游戏精神，他缺乏自愿意识，而且他也不是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他所从事的运动。现代社会有许多表面上是游戏，其实是在玩虚假的游戏，它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科学管理，其中的游戏精神却面临消亡的危险。
缺少了真正的游戏精神，真正的文明是很难以为继的。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弊端日益暴露，人们开始重新注重自由精神和人性的培养，游戏精神开始出现种种复苏的迹象。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克斯则创造了一个新词“布波族”来形容那些即获得物质财富又保持精神自由的人，“布波族”全称为：“布尔乔亚—波西米亚人”，这些人兼具20世纪70年代嬉皮和80年代雅皮的风格，既讲究物质层面的精致化享受，又崇尚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游戏人间的作风。而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更是宣称：“波西米亚价值观跟清教徒的职业道德迎头相撞，双方不但都在冲突中活了下来，还转化成一种在创意培养过程产生的新型职业道德—创意精神。”[4]239并认为21世纪是创意阶层的世纪，这些创意阶层精神饱满地工作，又精神饱满地游戏，他们将游戏的精神融于工作中，他们追求一种体验式的生活，他们渴望在游戏中体验真实的、多维度的生命。在当代社会，人们更加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