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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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０ ｏｆ ２０１０
陈雪虎
三种传统及其当代汇通
新世纪以来，生活美学的议题逐渐提到学人的面前。所谓“生活美学”，顾名思义，通俗地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甚或同一起来的努力。笔者以为，这个议题试图推进生活世界与艺术审美的相互沟通，对于切实领会和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及其生产，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里试图辨析当代生活美学的三种内涵及其相应传统，主张在当代生活日趋多元化、文化领域开放化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在进一步扩展和兼顾各方生活美学的内涵和传统的同时，促进文化各传统和生活诸美学之间的融通，从而走向一种共同文化。
目前国中对“生活美学”的诉求，显然主要是从对康德以来的主流美学传统的反拨这一角度来阐述的。如果
说五百年来的近现代西方世界，包括所谓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强力发展期的“漫长的１９世纪”，主要树立的是一种现代科学化、理性化、世界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近现代欧美总体思想中占有相当地位的美学思想却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传统，这是一种与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别扭、多颉颃的奇怪而复杂的价值系统。这一传统以“审美非功利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为主旋律，始终坚持一种区别于（拟想中的）大众低级趣味的“贵族式的精英趣味”，从而走出了一条据说能超越平庸生活的贵族式的文化区隔与趣味批判之路。这种美学的矛盾在于：形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使审美活动较少地涉及实际存在且紧密关联经验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在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架构内，这种精致的趣味美学把民众的审美活动和文化趣味放逐到边缘而贬抑为“依附
的”、“自在的”美学，从而在放任市场和政治中宣告“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占据中产阶级民众的日常生活娱乐。可以说，当代对“生活美学”的吁求，其实是令国中不少学人感到“痛且快哉”的康德美学批判。
因此，这种作为学术批判的生活美学，其现实性或最直接效果在于学者的自我批判：在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和政治经济学材料及研究之后，人们发现，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补苴罅漏、精心营构或中西融通的美学反映的其实只是学院书斋中的学者生活及其趣味而已！
但是，生活美学的吁请不仅如此，应当还有当代现实和民众生活自我理解的需求。必须承认，经过３０年急剧发展和转型，当代中国形成的改革开放的小传统及其包涵着的许多观念及词汇已然深入人心。以
市场为中心，包括我们今天熟悉的例如自由、权利等很多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在过去那种全面以生产关系调整和意识形态斗争来规划文化生活的纪律化、刚性化美学框架中，注入了更多地消费文化、审美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内容。基于市场而发育起来的生活美学，而今已具有相当的文化厚度和影响力。
不过，就学术而言，当代生活美学的诉求已不仅仅包蕴有一般世俗民众的生活包装和身体改造等，国中学者的论述更是颇有意味地指向了一个特别的方面，即意在挖掘英美经验主义美学传统和实用主义美学的当代本土潜力。基于共同生活和经验世界的感觉，英美学界的美学传统既能把优美视作基于风俗生活的激发情感认同、发挥政治功能的社会联系的中介和纽带，又看重崇高的美感机制在于能以强制性的力量激发了共同体的道德感的顺从天性，使人们心存敬
［艺术与美学］
日常生活审美化畏。不能不承认，经验主义及美学传统促进了盎格鲁－萨格森白人中心主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１］而在美国，自杜威到罗蒂再到舒斯特曼一线的实用主义美学所鼓吹的“伦理的审美化”、“审美生活”或“审美化的私人完善伦理”，其实是基于“现实在根本上具有‘最终对思想的强制’”的经验主义思想，在分析哲学和解构思想之间寻调适点，强调建立在事物的“自然理解的常识”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实用主义立场，力图以此来恢复审美活动、审美经验与其所处的社会或文化环境的“本然”联系，进而促进某种“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甚或重拾爱国主义和社会改造理想以重新凝聚国家理想和铸造全民共识。这
种美学企望，对于矫治一度片面执著于某种强大的主体性幻觉和现实政治的超越性诉求的现代中国的本土革命美学传统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也确乎是当代中国某种生活政治和文化关怀所需要切实加以拓展的。
通过对生活美学的理解和鼓吹，推进相应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向度和文化审美经验的沟通，自然蕴含有其基于当代市场传统和现实生活的正当性。但是，仍然有必要看到２０世纪中国自身的革命传统以及背后自传统社会而承沿下来的悠久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不能只盯着目前，当下有时过于切近，有必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考虑文化和美学在本土的诸多传统。稍远一点看，２０世纪中国已经处于“漫长的１９世纪”与“短暂的２０世纪”两个历史时代的双重操控和拉扯之下，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史与社会主义世界史的高光照射和紧张拉力之中。在这个人心涌动、万壑争流和杂语喧哗、文化多元的现代或被现代的世界上，种种主义和思潮在争夺中国民众和精英的心灵，有理性光照试图扫去文化的蒙昧，也有脚踏现代性的荒原而回眸古典，也有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对抗外敌的入侵，等等，不一而足。重要的是，在２０世纪中国，还有气象宏阔而影响强劲的不可忽略的一支生活美学传统，那就是在２０至４０年代即已蔚为大观、而后又全然扩展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审美主潮的革命生活美学。这个谱系的美学强调“生活”，但却是一种以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为其主要方向和远景的“革命生活美学”，它毫不讳言将生活从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的总格局之下，并且更愿意
浓墨重彩地突显２０世纪现代中国现实形势的严峻性、实际斗争的残酷性，表现现代中国民众革命生活
的艰难与对平等诉求的热切，以及相应美学的立场意味。
比如自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接引进入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的“美是生活”的口号。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车氏强调“尊重现实生活，不信先验的假设，不论那些假设如何为想象所喜欢”，因而“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看得见的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车氏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战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理解和期望的真正的生活是在农民那里，“在农民，‘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的概念在内”，而与之相应的美是那种“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这照普通人民的理解，就是美的第一个条件。”［２］在这个路线上发展并且因应中国社会形势和斗争实际且发挥巨大影响的，还有及其影响下的延安美学。如当代历史学者透过研究和分析也不能不承认并描摹的：“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３］这种在革命时代所召唤而出的生活美学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获得了全面性的统治地位，也发挥了极大影响，塑造了几代人的世界观、文化思想和生活情趣。在这些“美是生活”和“革命美学”口号背后，同样突显着建基于现实生活的思想的努力，不同于市场的向度，它突出了革命、民主和平等的向度。
当然，值得反省的是，这种以崇高的未来远景为取向、本来可能充满活力和强大发展空间的生活美学，后来却在特定的文化体制中被偏执和僵化，形成一种在封闭文化体系内部的“独白”的政治美学，因而不可避免地被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变革潮流中被数度书写、改编，潜抑甚或戏拟。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革命年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这种在２０世纪革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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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生成的、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在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非常强劲，而这在身浸其中而不自知的７０年代和力图推陈出新、想望市场、张扬自由的８０年代，是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的。
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强大的生活传统及其生活美学，那就是通常所谓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
国传统文化。必须看到，身处２０世纪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精英和生活民众经历了一个世纪数代的动荡而至今并未完全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和心灵，或者在后传统社会尚未建立起与物质化消费生活和高风险系统机制共舞的心性平衡，所以，传统文化在广大民众生活甚至精英生活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分量。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描述或界说，但如同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注重人情、乡情，牵扯于家庭生活、婚丧嫁娶等日常伦理一样，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生活美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所以，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既朴质又浑厚的生活美的追求在中国是普遍的、基本的，也是现实的，传统或儒家生活美学一端系在世俗生活的层面，即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上，另一端也系在超越层面上，也追求某种美和价值。这种美学强调：若只注重前者则会驰逐享乐而丢失生命；若仅强调美与价值，生命亦将无所挂搭而无从体现于视听言动之
间。［４］也正因此，某种既导源于传统生活和礼乐文化、
而又试图兼涉现代生存和当代价值的生活儒学和审美文化，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鼓吹，其未来扩展及影响，实不可小觑。
总体说来，在当代中国，至少有三种传统的生活美学，为具体的人们所分别执持或共同执持。其一，基于前现代宗法社会、残留于当代，而为人们所追忆和利用的传统生活美学，因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
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５］
其二，基于
百年现代中国民众革命斗争的革命生活美学，这种生活美学传统极有可能是“久受崇敬的服装”，而被人们“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所利用，并注入新的时代情势中的更新活力而发挥巨大的威力。其三，基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整体语境而在当代中国迅速发育的、基于市场和消费的
“经验的生活”及其生活美学。应该说，这三种传统的生活美学都力图贴近现实，都落脚于生活，都各有其现实性，因而共存叠合于当今时代。可以预测，这三种主要传统在当代都会倡言发声，长期竞争和并存。但是，未来走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经过斗争而融合和杂交已成为大的趋势。因此，我相信，多元竞争导致相互汇通，进而导向一种具有更强涵括力的共同文化。
显然，这种三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并存格局并非浪漫主义者想象中的“综合整体”。毋宁说，未来的共同文化建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态势及其诸种生活美学传统的竞争与博弈的基础上。强调竞争和博弈，是因为这三种传统面对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整体语境，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强势文化的去中心化趋势，也同时面对着文化复杂性的引入和多元竞争性的态势，因而目前当代中国文化其实也是差异、权斗和声望的竞争在其中具体而细腻地推进的场所。展望共同文化，则主要是基于当代中国的这一具体地方情境。一方面由于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机构的基础及其时代调整，另一方面，如果
学者们能坚持面向生活，走进现实，又坚持共同文化的发展方向，多元传统的生活美学必定在竞争中相互消化而后走向一种基于更强现实性和总体性视野的、团结的文化。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改编文化：理论与策略
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０９ＣＺＷ０１２。
注释：
［１］ 参见金浪：《崇高美学与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问题》，载《文
化与诗学》２００９年第２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２］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版，第１－７页。
［３］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２页。［４］ 参见龚鹏程：《生活的儒学》，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５］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７２年版，第６０３页。
陈雪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唐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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