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探讨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的历史背景与物质基础。在此之前，传统美学多指向高雅艺术，把审美与生活截然对立开来，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反拨。伴随国内对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一理论被更多地放在中国语境中进行考察。在对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话语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把国内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和两派观点，探讨该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及其接受。第一阶段集中于阐述理论的引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与现实语境等问题；第二阶段着眼于学者多元视角下的研究趋势，探讨对当下消费社会和审美畸形问题的深思。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综述
一、绪论
“日常审美化”提出之前，审美活动大多以高雅艺术为对象，关注美的本质。传统的美学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忽视美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把艺术当做美学的对象，确立美学的鲍姆嘉通认为美是艺术的理论，他们都主张拉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
与之相对，还有一批西方学者主张日常生活和审美的结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从尼采到先锋派，从布尔迪厄到费瑟斯通，“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从理论发展到正式形成的飞跃，表现出审美与生活的辩证统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受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强调个性化和人性化等特征的影响，传统的艺术形式被消解，日常生活与审美不再对立，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逐渐消失，高雅艺术不得不走向大众，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了。
随着现代化进程持续发展，审美活动从传统的艺术领域走向日常生活。费瑟斯通1998年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探讨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纵观以往，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即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阐释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本土话语；其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优劣问题，学者从消费文化、科技革命等角度探讨该现象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其三，“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文学、文艺学边界的冲击及影响展开讨论。如今，“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成为都市里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现象，具有事实性的语境支撑，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不是“过时物”，反而成为一种富有研究价值的新常态。
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外语境之下的发展与沿革和中西方理论家们对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关系的思考，本文旨在理清“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脉络，梳理中外学者对于日常生活与艺术和审美关系问题形成的理论观点，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文学和文艺学边界带来的发展和挑战。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日常生活审美化”产生于西方后现代社会，具有广泛的理论渊源。从启蒙运动开始，理性被视作无上的权威。19世纪末，尼采提出的非理性主义引发了彻底地反传统、反理性的后现代思潮；杜威实用主义的观点把行动是否能够带来某种实际的成效、利益当做最高目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论者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20世纪上叶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又一次成为对抗西方现代主义体系的有力武器。在颠覆传统的过程中“上帝死了”，传统美学不再高高在上，“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的距离逐步缩短。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资本主义分工的细化、大工业生产、个人主义等都催生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诞生。20世纪以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学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如火如荼。
日常生活审美化
国外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大多围绕“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出现、技术革命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弭展开。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使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消失，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缩小。其次，由于技术革命的兴起使艺术品被大量复制，以往只能被精英阶层欣赏的艺术作品得以走向普罗大众，传统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再次，以唯物论与社会学分析日常生活和审美。马克思提出唯物主义哲学以来，开始强调从物质和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对以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否定，为审美走向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科学依据。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正式命名，源于费瑟斯通1998年4月在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做的一次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演讲。他从消费文化、现代性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着手，结合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相关著述，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早期雏形。他认为传媒技术的崛起、消费主义的驱动使日常生活与艺术更快地融合，其论述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艺术是否会走向终结的追问。
日常生活和审美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一种以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为代表，这些学者站在精英的立场上，主张在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划清严格的界限，主张用艺术
去对抗资本带来的异化。第二种以先锋派、列斐福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可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重构，把日常生活与审美相结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被消费主义、科技和传媒技术控制，大众的审美趋于符号化，以往对诗意和终极价值的追求越发淡化。面对这种现实，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恢复传统雅文化，恢复精英阶层的立场。鲍德里亚继承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在符号消费中，消费自身成为该时代人们自我身份认同和阶级定位的手段，人在被符号支配中失去了批判和超越的能力。这些学者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形态并不是真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上述批判立场以外， 比格尔、贡巴尼翁等人的先锋理论依然没能成功对艺术与日常生活进行区分，到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出现时，才出现新的理论转机。他从发生学角度分析了雅文化审美趣味的“历史—社会”成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低俗的”审美活动具有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可靠的哲学基础。
三、国内理论语境下的具体遭遇
（一）第一阶段
“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早提出于2000年陶东风从文艺学学科出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之中（一说2001年周宪最早提出），文章指出当今社会的艺术活动已经深入大众日常生活的空间，表现出审美的泛化和新的趋势。随后2001年周宪在《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一文中认为在“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似乎一切特权和区分都被消解了，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审美与消费，传统的边界断裂了”。2003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召开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联手《文艺争鸣》杂志发表了一组文章，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并在2003至2004年引发了一场关于新世纪美学与文艺学的大讨论。在这期间，童庆炳首先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西方的标准，将西方话语植入中国语境并不可行。
随后，赵勇在《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学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与《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中质疑审美主体作为“新型文化媒介人”的合理性，认为西方谈论审美化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前现代”水平，因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虚假的，这实际上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合理性的质疑。同时，《文艺争鸣》、《文艺报》等刊物在2004年发表了一系列质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首先是
从价值论的角度质疑话题的合理性，有两种观点：一是肯定“日常生活审美化”，以鲁枢元为代表。认为“审美日常生活化”终结了美学历史并确立了以技术、市场为原则的美学理论，强调要区分“审美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差别，前者是精神对物质的依附，后者是物质向精神的升华。二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以童庆炳为代表。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越界”》中他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导者没有区分作为感觉评价的的审美和作为情感评价的审美。
对于几位学者的质疑，陶东风在《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代文艺学的变革和出路》、《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等文章中，再次阐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打破了日常生活和审美之间的界限，主张在历史语境下正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
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积极态度。在《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的答案》一文中作者指出，当今的消费社会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代社会媒介也使审美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我国文化艺术场域发生了整体转型”“它在越界、在扩容、
在转型，经过‘学科大联合’的交叉、突破，重新选择和确定自己的对象与边界”；李雷则认为美学本身就是“感性”的学科，而日常生活是以人的感性体验为材料，因此日常生活与美学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美学发展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