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关于“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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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月读》2020年第04期
        云梦睡虎地和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代简牍文书中，都有民间日常选择时日吉凶的书——《日书》。而且，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中都可以看到用以纪时和占卜的十二种动物。这十二种动物有时与十二地支对应，类同后来的十二生肖。有人认为，这或许可以看作后世十二生肖的雏形。其实，两种《日书》中的十二种动物和后来的十二生肖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鼠”与地支“子”相互對应（李菁叶：《睡虎地秦简与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十二兽探析》，《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也就是说，在《史记》成书之前，“鼠”已经进入社会纪年的方式之中。作为博闻多识的历史学者，司马迁当然熟悉相关知识。
        由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学界存在争议，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的整个生命中经历了几个“鼠”年。但是，我们读《史记》，体味其中有关“鼠”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史记》的第二篇《夏本纪》中引录了中国早期地理学文献《禹贡》。《禹贡》标榜夏禹，
论说天下人口分布、物产资源与人贡中央的交通路径。《禹贡》列入《尚书》中，被看作儒学经典。据史念海先生考察，《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应是当时魏国学者的著述，体现了梁惠王（即魏惠王）追求霸业的雄心。表现出的理念，是“要像夏禹那样协和万邦，四海会同”，这当然也与实现大一统的理想有关（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禹贡》说到雍州地形，其山脉有“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西倾、朱圉，在积石以东。鸟鼠，渭水所出，在陇西之西。”关于“朱圉”，李学勤先生经实地考察，发表了《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文，有精彩的论述。“鸟鼠”，是西北地方常见的野生动物。《史记·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儿童的生存能力训练“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就体现了这一情形。对于《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的“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注家有很多解释。其中可以看到有关“鸟鼠”“鸟鼠山”“鸟鼠同穴”“鸟鼠同穴之山”的文字。孔安国说：“鸟鼠其为雌雄同穴处，此山遂名山曰鸟鼠，渭水出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山海经》已经出现“鸟鼠同穴之山”的说法。而郭璞《山海经图》有《飞鼠赞》，说到会飞翔的“鼠”：“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飞鼠鼓翰，翛然背腾。用无常所，惟神是冯（同“凭”）。”《史记》中说到“鸟鼠”“鸟鼠同穴”，会使我们联想到近期大家都关心的一种野生
动物“蝙蝠”。《初学记》卷二九关于“鼠”的主题之下，说到“鼯鼠夷由”：“似蝙蝠，肉翅，飞且乳。”指出这是一种会飞翔的哺乳动物。又引郑氏《玄中记》说：“百岁之鼠，化为蝙蝠。”
        大概当时人们的动物学知识中，有关“鼠”和“蝙蝠”的关系并不十分明了，于是就有了“百岁之鼠”“惟神是冯”的理解。但秦汉社会生活中“鼠”的多种形式，在《史记》中是有反映的。
        地名往往可以保留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鼠”字作为地方标志性的符号，应该有特殊的含义。除“鸟鼠”外，《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区鼠”地名。《史记·六国年表》：“（赵）与韩会区鼠。”《史记·赵世家》：“与韩会于区鼠。”《史记·韩世家》：“与赵会区鼠。”“魏会区鼠。”看来，“区鼠”应是三晋地方。这一地名中“鼠”字的意义，我们已经不能清楚地解说出来。《战国策·齐策三》出现了“淄鼠”地名，高诱注以为“赵邑”。民国学者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卷三写道：“‘淄鼠’疑即‘区鼠’。”“‘区’‘淄’音近而歧。”这样的意见，可以参考。不过，无论是“区鼠”还是“淄鼠”，《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都没有著录，其空间位置不能知晓，地名由来也难以探究。史记中的故事
        《史记·天官书》中有一段话讲天地万象的自然演进和生息变迁：“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溪堠;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槁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
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倍。”
        地貌形态和气候变化等环境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等世态风景，生产与经营，情感与信仰，都在天人之际的复杂关系之中生成与变易。其中“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说的是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动物。“禽兽”和“鱼鳖鸟鼠”，大致可以理解为是说野生动物。这里应当说明，“动物”这一生物学概念，《史记》已经使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治气以教化”，同时“絮诚以祭祀”，取得了成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其中所谓“动静之物”，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前者我们今天仍然称“动物”，后者则称“植物”。其实，《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已经使用了“动物”和“植物”这样的语汇：“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赢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五地”即五种不同地理条件下具体的野生动物分布、植被形态以及居民的生性，而主要
关注与现今生物学术语一致的“动物”“植物”概念的最初生成。正史使用“动物”“植物”语汇，最早见于《后汉书·马融传》载录马融的《广成颂》。而“动物”“植物”统说的，则见于《宋书·符瑞志上》：“（圣人）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在司马迁的知识结构中，已经有对“动植之类”即前引《史记·天官书》中所说的“六畜禽兽”和“五谷草木”的分别关注。所谓“鱼鳖鸟鼠”中的“鼠”，因为有与人类社会生产和消费密切相关的活跃表现，自然早已进入这位史学家的视野。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曾经以“鼠窃狗盗”蔑称反秦的民众，可知“鼠”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是人们都熟悉的。广州汉墓出土的陶灶模型，有鼠在灶台附近活动的形象。四川崖墓发现的石刻画像，有蹲坐的犬口中衔鼠的画面，有人称作“狗咬耗子”。内蒙古汉墓出土的陶仓，多以彩绘或堆塑的方式制作成鹗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欲借鼠的天敌的威慑力来镇伏鼠患对粮食储备的危害。河西汉墓出土的木雕动物形象，有人称作“木虎”，有人称作“木猫”，虎也是猫科动物。这种文物遗存也许有助于探讨猫的驯宠历史。汉代遗址中猫骨的出土，也为此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王子今：《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2期）。《艺文类聚》卷九三引《东方朔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说骠骑将军霍去病责难诸博士，东方朔机智地回答：“干将莫耶，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
将以补屩，曾不如一钱之锥。骐骥騄耳，天下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堂，曾不如跛猫。”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么，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以猫捕鼠来克服鼠患的方式。
        对于战国时期的军事史记录，《史记》中多有生动的文字传世。赵国名将赵奢论战，曾经以“鼠”作比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写道：“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赵奢是在面对勇悍的秦军，于临战的形势下说出这番话的，所谓“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体现了决战决胜的英雄主义气概。
        战国时期的天下形势，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记述，“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想”;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所说，“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所謂“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盐铁论·未通》），强调了当时战争的激烈。赵奢以“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比喻战场形势。“两鼠斗于穴中”，生动地形容了“道远险狭”，作战艰难。《史记》中保留了一个勇敢军人身上体现出的“战国构兵，更相吞灭，专以争强攻取为务”（《中论·历数》）的时代精神，这种生动鲜活的语
言史料，值得我们珍视。而其中有关“鼠”的文字，说明对话双方赵奢、赵惠文王，以及太史公本人，对这种动物的习性都是熟悉的。人们对“鼠”的特点的了解，还体现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述的“首鼠两端”。
        我们在汉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的《盈不足》部分看到这样一道计算题：“今有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大鼠日一尺，小鼠亦日一尺。大鼠日自倍，小鼠日自半。问几何日相逢？各穿几何？答曰：二日、十七分日之二。大鼠穿三尺四寸、十七分寸之十二，小鼠穿一尺五寸、十七分寸之五。术曰：假令二日，不足五寸。令之三日，有余三尺七寸半。”说两只老鼠迎向穿穴，要打通厚五尺的墙垣。“大鼠”的进度是一天一尺，第二天速度会增倍;“小鼠”的进度也是一天一尺，但是效率会逐日减半。问：多少天两只老鼠会相遇，各自掘进的尺度是多少。答曰：二日又十七分之二日两只老鼠可以会师。届时“大鼠”穿三尺四又十七分之十二寸，“小鼠”穿一尺五又十七分之五寸。这一题的设定，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鼠穿垣”这一情形的熟悉程度。所谓“大鼠日自倍，小鼠日自半”，说明人们对“鼠穿垣”能力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而“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在穴中“相逢”的时刻，和赵奢所说“两鼠斗于穴中”的场景，也是有几分相似的。
        秦朝名相李斯，是为秦的统一以及秦帝国的行政建设做出不少贡献的政治家。他在狱中上书秦二世，自陈“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有“罪七”，实际上自述了七个方面“有功”的政治表现。其中第一条就是“兼六国”，“立秦为天子”。李贽曾经评价李斯和秦始皇共同设计的秦的政体：“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史纲评要》卷四）他所力倡的中央直接管理郡县的行政格局，按照王夫之的说法：“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
        李斯走向成功的人生道路，起步时竟然有与“鼠”相关的故事。《史记·李斯列传》开篇就记载了他早年的励志故事：“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里说“为郡小吏”，按照司马贞《索隐》的解释，只是“乡小吏”，引“刘氏云‘掌乡文书’”。李斯少年时，身份为底层小吏，看到住处的“厕中鼠”，食用的是不清洁的物品，活动地点离人和狗都比较近，经常因此而惊恐。李斯进入粮仓，又看到“仓中鼠”，吃的是数量充备的“积粟”，居住空间宽敞高大，又不会频繁受到人和狗的侵扰。李斯想，同样都是“鼠”，却有这样鲜明的差别。于是感叹道：人的境遇高显
或卑下，人的事业成功或失败，就像“鼠”一样，全在自己选择的位置。
        李斯于是追随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于楚国，但是判断“楚王不足事”，又看到“六国皆弱”，发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决心“西入秦”。后来成了有作为的政治家。《史记·李斯列传》的《索隐述赞》写道“鼠在所居，人固择地”，也突出强调了李斯“观仓中鼠”故事的意义，用以启示《史记》的读者。
        顾炎武诗作《有叹》涉及李斯言行：“少小事荀卿，占毕更寒暑。慨然青云志，一旦从羁旅。西游到咸阳，上书寤英主。……复有金石辞，粲烂垂千古。如何壮士怀，但慕仓中鼠。”（《顾亭林诗笺释》卷四）李斯“慨然”“粲烂”的“壮士怀”，竟然因“慕仓中鼠”而得以激发，确实是古代人才史、人才思想史、个人奋斗史中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史记》保留了这样难得的心理记录，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曾经以“鼠窃狗盗”蔑称反秦的民众，可知“鼠”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是人们都熟悉的。广州汉墓出土的陶灶模型，有鼠在灶台附近活动的形象。四川崖墓发现的石刻画像，有蹲坐的犬口中衔鼠的画面，有人称作“狗咬耗子”。内蒙古汉墓出土的陶仓，多以彩绘或堆塑的方式制作成鹗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欲借鼠的天敌的
威慑力来镇伏鼠患对粮食储备的危害。河西汉墓出土的木雕动物形象，有人称作“木虎”，有人称作“木猫”，虎也是猫科动物。这种文物遗存也许有助于探讨猫的驯宠历史。汉代遗址中猫骨的出土，也为此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王子今：《大葆台汉墓出土猫骨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2期）。《艺文类聚》卷九三引《东方朔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说骠骑将军霍去病责难诸博士，东方朔机智地回答：“干将莫耶，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将以补屩，曾不如一钱之锥。骐骥騄耳，天下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堂，曾不如跛猫。”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么，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以猫捕鼠来克服鼠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