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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9期
摘 要：“渔父”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经典母题。从《诗经》中的匆匆一瞥，到被“钓于渭滨”的吕望予以神化，历经“庄屈”的形象定型，“渔父”在唐宋时期凝结为一个被文人用来映射隐逸思想的诗词载体。“渔”与“隐”的联结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显著代表，也是文人在“儒道”共同支配下实现心理调适或升华的艺术投映。回顾并追溯这类意象的源流及嬗变，细致体悟文人情感世界的丰富精微，可以藉此发掘意象创作和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古诗词;渔父;意象;隐逸
《文心雕龙·神思篇》有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397意象作为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为后人留下众多具有古典美的经典物象，“渔父”便是一例。它大多藉由对渔父隐逸日常的刻画来传递情思，展现了文人气象万千的情感世界。而在文人的性灵抒写下，渔父是“白发沧浪上”的垂钓者，吃着“菰饭莼羹”，过着“暮向芦中宿”的漂泊日子。他们游离
于庙堂之外，行走于江湖之边，这种状态有时是诗人生活的真实映照，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精神寄托与遐想显现。纵观这类作品，可以看到文人纷繁各异的生命意识与人生感知。
一、古诗词“渔父”意象的产生与流变
《诗经》作为反映先秦时期日常生活的诗歌总集，已经有许多描写“农耕渔猎”场面的内容，从中可以到不少与“渔”或“渔父”有关的诗句。《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2]61《小雅·采绿》：“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2]381《召南·何彼襛矣》：“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2]42显然，《诗经》中的渔父都是普通的打鱼者，诗作以渔类比，或传递婚恋之思、或映射公族嫁娶，具有浓厚的情爱伦理意蕴，而“志不在鱼”的朦胧意识投射也奠定了“渔父”一词的弦外之音。
让“渔父”这一平凡形象具有了传奇彩的人物，是太公吕望，他也是史书记录最早的渔父原型。据《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载：“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3]666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亦写道：“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4]1477太公的传奇经历历来为后人所乐道，并被添上神话意味。太公之后，亦有“扁舟范蠡随渔父”“渔父义节助子胥”等传说故事层出不穷。
在文学史上，是屈原与庄子首次为渔父赋予“隐者”的隐喻内涵。《楚辞·渔父》讲述的便是屈原遭逐之际，与无名渔父的一段关于人生抉择的讨论：当身形枯槁、憔悴不堪的屈原在江边徘徊，听到路过此处的渔父发出“何不自令放为”[5]171的疑惑后，道出“众人皆醉我独醒”[5]174的混沌现实，渔父只得莞尔一笑，摇舟而去。而在《莊子》的同名篇作中，亦有相仿的情境对话：当孔子“休坐乎杏坛之上”[6]815时，“须眉交白，被发揄袂”[6]815的渔父来到此处，大力斥责孔子“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6]816的行为，并提出“法天贵真”的主张，让孔子决意从师潜学。奈何渔父认为孔子不足以“妙道”“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6]822。与北方的《诗》有异，《楚辞》《庄子》中的渔父都是一类睿智豁达的隐士形象，来去无踪，在浊世中坚守明哲保身之志。
庄屈对文学创作发展的影响是极深远的。庄子的美学、屈子的遭遇，加上历史传说的描摹，形式与内容适时交汇，发酵出无限的灵感。自那以来，各种以“渔父”为主题的古诗词层出不穷，尤以张志和的《渔歌子》最有名。此诗流传甚广，后人多化用原句或词牌名进行二次写作，掀起了一股“渔父”热。后经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传承与创造，渔者与隐逸之间的联系慢慢积淀下来，成为诗歌文学中的一类意象母题。
二、古诗词“渔父”意象中的情感世界
（一）身心的回归：隐士
首先是身与心的双重回归，这一类是真正的隐士，但可举者寥寥。最典型的当属张志和，此人一生清真好道，在宦途不顺、妻母相继去世的连续打击下，决意向肃宗请辞。肃宗赐给他一奴一婢，张志和偕同两人一起归于山林，自称“烟波钓徒”，以渔钓为生，著名的《渔歌子》便写于此时：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此诗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缱绻图景：西塞山前，白鹭腾飞，两岸桃花盛放，江水猛涨，鳜鱼生得肥圆玉润，飘雨阵阵袭来，渔翁早已乐而忘归。值得一提的是，据颜真卿说，张志和钓鱼不用饵，自然不会引来鱼儿上钩，所以“鳜鱼肥”并非粗浅的口腹之欲，而是对渔隐生活之怡然自足的喻指。末尾处的“不须归”可谓神来之笔，它既反映了家室空落的真实境况，也表现出了却红尘羁绊、一心流连自然的生命情态。恰如《人间词话》中所写：“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7]15张志
和“观物”亦“观己”，将闲适的情绪感发存蓄于寡淡平和的画面美中，标志着他已跳出本体意识范畴，用一种“他者”的静观视野来描摹完满自由的心灵境界，是真正的“词之上乘”。更重要的是，他反映了遵循“内求”之道的身心兼修的隐士本性，堪称“隐之楷模”。
（二）身归心未归：伪隐
1.出世
自姜尚渭水独钓的故事广为流传后，以“渔隐”待“仕机”的例子可谓不在少数，最著名的要数东汉隐士严光。严光少时与光武帝同游学，后光武帝两度出访并委以重任。陆游曾作诗讽之，认为严光的清誉是掩饰出世之心的技巧。而与严光的经历类似，孟浩然也是一名心怀魏阙的隐士，偕友张子容躬耕于归鹿山多年后，曾挥笔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道：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诗的前半段展现了一方壮美图卷：八月湖水高涨，天水交接，宛如一，浩瀚无边际;云梦泽处，水汽喷薄，仿佛能撼动岳阳城池。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诉说起“渡舟无楫”的淡淡无奈，只得遥观岸边的渔父，心生艳羡，那哀婉的心意在此得以缓缓显露。隋唐时期，举荐之风流行，文人大都渴望凭借投赠之作得到赏识，故该类诗文的创作一直很繁盛，这在耳熟能详的“长安居、大不易”的逸闻中已有所反映。此诗写于唐开元二十二年，是干谒诗的经典之作。其中，“渔”与“仕”的巧妙联结，正反映了以孟浩然为代表的“士”阶层的矛盾心理，也印证了“以道补儒”的士人整体精神面貌。经世之愿与国家意识形态及体制的相斥相依，使得他们如一叶于海上浮行的扁舟，生在左右都游不到岸的境地里。
2.抗世
自古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所有读书人的终生追求，但求仕路上却有着各种利益集团的纠纷和永难止息的政治争斗，这也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贬谪文学。柳宗元的一生即是最好的诠释：他曾作为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一员进入权力中心，然而，“永贞革新”不久宣布失败，保守派的反扑让集团瞬间倾散。同朝被贬的刘禹锡居于陋室之下，仍发出“何陋
之有”的诘问，相反，柳宗元的诗作却被渲染上了屈原式的悲愤：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写于柳宗元孤居永州的初期，“骚怨”浓长，恰如苏轼在《柳仪曹诗》中的评价：“忧之深也。”茫茫天地之中，没有一只飞鸟掠过，没有一个人影，唯有披蓑戴笠的白发老翁驾着扁舟，独自承受冰天雪地的冷峻侵扰。与刘禹锡有别，柳宗元是河东望族之后，又年少成名，正处初露锋芒的而立之年却遭遇政治厄难，身份境遇的剧变让他心中激愤交加，难以排遣。可以说，诗中的渔翁不畏风雪侵袭，有着危险迫近也岿然不动的品格，恰如柳宗元本人的形象映照：既不愿参与势力勾结，以换取仕途的坦荡平顺，又无法淡然接受理想幻灭、终老于此的残酷现实。于是，他选定“渔隐”的方式来隔绝纷扰，昭示不屈。这种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高感来鞭策自己，在失败与毁灭中等待涅槃重生的举止，是一类殉身抗世的悲剧美。它让看似遗世独立的渔父生活的背后，饱藏着苍凉孤独的人生体验，更折射出荒蛮幽哀的贬谪文学世界中，那错综复杂的“江雪”心境。
（三）心归身未归：愿隐
1.乐隐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骚客都讴歌或赞美过渔父，但是真正放下世俗牵绊，做了一回渔父的人却少之又少，南唐后主李煜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7]4的帝王，并无治国之才，更无兴国大志，在机遇巧合中被推上王位的他，反倒更加憧憬平民“粗盐淡茶”式的清欲生活：
其一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其二
孤独的人生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
《渔父》二首是李煜观画作《春江钓叟图》后所写，有异于前期的绮丽浮华、亡国后的悲哀凄婉，两首词作风格晓畅，简易近人。词中的渔父整日与盛景佳酒为侣，游荡在飞溅如雪的浪花与繁盛娇美的桃林中，面对汲汲于名利毁誉的世人，尽情唱咏着他的自由欣悦。然而，与了无牵挂的渔父不同，李煜是在南唐已奉朔称臣、国势重危的时候即位，故已深陷困患许久。身负难以推卸的重责，信奉佛道的李煜藉由幻想来逾越现实的壁障，也映证了文学抒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被压抑意识的唤醒与补偿。在那里，李煜用片刻的断念为自我设想了“渔隐”后种种美好的、因生于贵胄之家而不可能享有的生活。他凭借这一“白日梦”赢得精神自由的满足，收获了更加积极广阔的人生体验。
2.怅隐
如果说，李煜对“渔隐”的渴望是出于另一种生活的极致诱惑，彰显了别样的生活追求，那么，“怅隐”就带有几份心不甘、情不愿的味道，尤其是当士人面对难以翻越的“道统”与“政统”之璧时，内心的冲突斗争常会让归隐之愿渲染上无奈的基调。大半生都在流放中挣扎的苏轼便是这一类文人的代表：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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