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这种应用，包括几个方面：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这三方面，都有其实际作用，而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第三方面在春秋时期较多见。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提出“兴、观、、怨”说，《荀子》和《乐记》强调诗乐的教化作用，均主张统治者应努力以诗乐教化百姓，从而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
二、文学与艺术价值
从文学史角度说，它无论如何首要价值应是在文学上，尤其对诗歌创作而言。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
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
同时能体现《诗经》文学价值的，是它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自然是比兴。比兴手法，应该说是《诗经》中最集中也是运用最广泛的一种表现手法，这是《诗经》作者对诗歌艺术的一种艺术创造，自此开始，比兴这种艺术手法得以在后世历代诗歌创作中广泛运用，诗人们在叙述、抒情或议论中，或隐或显，或浓或淡地融入比兴，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强化突出了诗歌所要表现的主题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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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不仅具有以四言为主的相对规范、完整的体裁形式，较为齐整而有规律的章法、韵律，以比兴为主兼具夸张、对比、复叠等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而且为中国以抒情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诗歌创作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提供了具体形象的艺术典范。
《诗经》的文学价值中我们还应提及它的一部分篇幅较大、内涵丰厚的叙事诗——包括习常人们谈及的所谓史诗，这些诗的谋章布局也甚有章法，依时空顺序演绎，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浑然一气，加上适当的修辞手法运用，使得这些诗既具历史性，又有可读性，成为后世可予借鉴的具有相当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诗篇，我们切不可予以忽视。
三、历史与民俗价值
《诗经》的历史价值，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诗经》中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的诗篇本身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其二，《诗经》中反映表现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前者，基本上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史诗，主要在《大雅》与《商颂》部分；后者，是全部305篇诗所包含的史学价值。
《诗经》的民俗价值亦是显而易见的。一部《诗经》，可以说即是上古时代商、周民族民俗风情的生动记录，透过它，我们后人能了解到西周、春秋时代南、北方许多地区人们的民风、民俗，其中包括了恋爱、婚姻、祭祀等多方面。
四、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是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它们是在因袭夏商两代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是因着维护周代社会秩序而由周公所创设。《诗经》的诗章中还传出了周代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与肯定，这在处于奴隶制和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时期的周代，殊属可贵。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诗经》正是以上述多方面的价值——社会的、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民俗的，等等，向当时和后世人们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和珍贵性。
出师表
两汉：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