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时期，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材，成为《诗经》借以表现或再现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法。赋介于诗、文之间而又更近于诗体，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以叙事状物为主，形成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赋在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揭露社会之黑暗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两汉时期；赋；《诗经》；赋比兴
两汉时期文学以散文、赋和诗歌为主。其中，赋是两汉时期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类似于后世的散文诗。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两汉时期一般文人都喜作赋。西汉的赋起初尚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主。西汉中
期以后，成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这样的赋篇幅很长，叫做大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就是这样一些典型，虽有一点讽刺统治者的味道，但不起什么作用。东汉时期的赋篇幅短小，向反映现实的方向发展，叫做小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都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对于人民的贫困生活也有一定的同情。
赋比兴是诗经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之一。赋是铺陈排比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排比修辞方法。《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将之解作“三体三辞”：“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1]所谓“诗之所用”，就是诗借以表现或再现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法。关于赋比兴之名义，郑众、郑玄、刘勰、挚虞、钟嵘、孔颖达、李仲蒙、朱熹、郝敬、焦循、章太炎、徐复观、朱自清等历代学者多有解说。冯浩菲先生经过对前人诸说的梳理辨析，取孔氏关于赋的解释和朱氏关于比兴的解释，集比如下：“赋者，直陈其事，不譬喻者也。比者，以彼喻此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事者也”，[2]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比兴之别。
由此可见，赋无疑是《诗经》之主体，特别是《商颂》《周颂》及大雅之《生民》、小雅之《我行其野》、国风之《七月》《东山》《静女》《君子于役》等大量叙事性较强的诗篇，几乎概用赋法写成；其次，赋亦构成了《诗经》“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钟嵘语）的基础。凡在《诗集传》标注了赋的章句，往往也是叙事因素相对密集的地方。以《卫风·氓》为例，开篇二章均为“赋”，与之相应，文本内容即纯属某种“记忆”之再现；中间二章分别为“比而兴”和“比”，即在叙事进程中各自加入了“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样的观念性话语；再如《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全诗十句，为“述祭+告白+颂神+献祭+祈福（表白）”结构，先简述祭祀之事，继而告白王事，再表颂神、献祭之意，最后表白心迹、祈求保佑。朱熹《诗集传》仅在前三句之后注曰“赋也”，乃“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述祭”部分恰巧是此类作品叙事性最为显著、集中之处，也是表现颂神情绪和祈福心情的基本依附。再次，赋比兴之“赋”并不简单等同于“叙事”，“直陈其事”的“事”还可能指向“物”，指向“志”，指向一切客观的、主观的存在。相对于郑玄基于美刺论的“比刺兴美”的政治解说及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基于文字训诂所作的修辞学阐释，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似乎更加接近文
学的审美特征：“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在他看来，赋之“叙物”，目的在“言情”，赋之为赋，就是要在真切生动地描写客观物象的基础之上，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3]这种基于“物”“情”关系的文学解说，的确符合《诗经》的创作实际。如《王风·君子于役》，每章八句、三层，朱熹在各章之后均注曰“赋也”，观其结构，概按“事→情→事→情”的脉络一一铺陈。开头三句，先简单叙写眼前之事（君子于役），再借此叹息，叙写当下焦虑的心绪（不知其期，曷至哉；不日不月，曷其有佸）；中间三句，以天然之笔，白描出一幅乡村晚景图：夕阳的余晖洒满天际，鸡儿归巢，牛羊顺着村外的山坡缓缓走下……看似恬淡、无情，实则浓烈、多情，在温馨的画面背后，在蜿蜒小路的尽头，是翘首期盼、望眼欲穿的思妇，是落寞思妇含情脉脉、冰凉忧伤的眼睛。至末尾二句，压抑的情感终于汹涌而出：“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而行役之君子乃无休息之时，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4]通篇皆是“情”与“事”的纠结，句句均为“忧之深而思之切”[4]之辞，赋之“叙物以言情”特征可见一斑。
总之，从颂到大小雅以至国风，赋的比重逐步下降，比兴特别是兴的比重逐步上升，伴随着这一进程，诗歌文本的叙事性渐趋隐蔽，而抒情性显著加强，显示出赋比兴与诗之表现
、再现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M].中华书局，2003：53.
[2] 冯浩菲.shijing历代诗经论说述评[M].中华书局，2003：74113.
[3] 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M].中华书局，2003：75.
[4] 朱熹.诗集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0.
作者简介：韩丽娟（1980—），女，甘肃通渭人，中学一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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