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 曼
来源：《新长征·党建版》 2014年第2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历经千难万险，在白山黑水间谱写了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度。东北抗联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共赴国难的大局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和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
一、“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共赴国难的大局意识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攘外必先安内”仍然是国民党的政策重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它主张“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要求国民“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对于中国共产党，它则加大了军事“围剿”的力度。此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还很薄弱，但是面对着山河破碎的严峻局面，党毅然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中共满洲省委一方面派人支持和协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另一方面着手组建了十余支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
1933 年1 月26 日，中共中央发表《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明确提出党在东北总的策略是“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根据这一指示，1933 年9 月至1936 年2 月，各地的反日游击队陆续改组为人民革命军。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这种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北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1936 年春到1937 年秋，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的将士们不仅出自社会各个阶层，而且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杨靖宇来自河南，周保中来自云南，赵尚志、李兆麟来自辽宁，李延禄、李学福、陈翰章来自吉林，汪雅臣来自黑龙江，王德泰、夏云杰、祁致中来自山东，魏拯民来自山西，童长荣来自安徽，冯仲云来自江苏，赵一曼来自四川……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他们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当中。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在这些流传下来的抗联歌曲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抗联将士们壮怀激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他
们与敌人殊死搏斗，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悲壮史诗。
二、“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在浴血奋战的十四年里，东北抗联的将士们前仆后继，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这是赵一曼入狱后写下的诗句。1935 年11 月，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的赵一曼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在此后9 个月的时间里，她受尽酷刑，却宁死不屈。日伪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故审讯未取得理想效果，一是赵一曼女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激昂的抗日态度，属顽固不化的思想犯；二是赵一曼女士已抱定必死之决心，且意志之顽强令人难以置信，单纯审讯已无法改造其反满抗日的思想。”1936 年8 月2 日，31 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1938年10 月20 日，东北抗联第五军的八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而身陷重围，在打完所有子弹后，她们相互搀扶着，毅然走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那一年，年龄最大的冷云23 岁，最小的王惠民13 岁。1940 年2 月23 日，发着高烧、仅能靠枯草和棉絮充饥的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孤身一人，与敌人血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靖宇曾经对战友们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在祖国惨遭蹂躏的时候，我愿意洒尽我的一腔血，换得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未来。”35 岁的杨靖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1942 年2 月12 日，34 岁的抗联
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伤重被俘。关东军司令部文档中这样写道：“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而终于往生。”
据初步统计，东北抗联牺牲的军级以上干部多达20 余位，师级以上将领也有100 多人。1940 年4 月，时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的魏拯民在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地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为了民族独立，无数抗联将士血洒疆场，他们舍生取义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精神，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三、“虽如是其苦楚，我部队官兵尚能安之如常”：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东北抗联战斗在自然条件恶劣并且已经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东北，战争的异常残酷和生活的极度艰苦世所罕见。抗战胜利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20 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从1932 年创建反日游击队，到1945 年同苏联红军一起给予日寇最后一击，东北抗联的战斗始终未曾
停止。根据日伪方面的统计，1935 年至1940 年，东北抗联与日伪军队主要交战的次数分别为：1935 年39150 次、1936 年36517 次、1937 年25487 次、1938 年13110 次、1939 年6547 次、1940 年3667 次。在十几万次的战斗中，东北抗联面对的是“兵种完备，拥有现代武器及新式联络工具”的敌人。即使是在抗联主力退入苏联境内以后，留在东北的抗联将士们依然在坚持战斗。抗联老战士李桂林回忆说：“1942 年，东北抗联大部队到苏联整修，黑龙江全省只剩下50 多名抗联战士分成5 个小分队坚持战斗。由于敌人封锁严密，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得不到支援，没有粮食，没有兵源，一年四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1943 年，苏联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派人到国内寻抗联战士，当到我们时只剩下7 个人。”而转移至苏联境内的抗联官兵，则以派遣小部队的方式返回东北，执行侦察或战斗任务。从1941 年春到1945 年8 月，抗联共派出了30 余支小部队，累计人数在300 名以上。1945 年8 月9 日，当苏联红军向日军发动进攻时，抗联官兵则按照统一作战计划配合行动，重返东北。
东北抗联一方面要与残暴的敌人战斗，另一方面还要同恶劣的生活环境抗争。特别是由于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很多时候抗联官兵的基本生存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1939 年8 月2日，周保中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归还本部人员，悉数坏脚，有浮肿者。暑期行动，远距离跋涉水甸，无适当之休息与替换鞋袜，脚底脚面易起溃烂浮肿，甚有延伸至胫腿者，痛楚异常，失却行动可能。游击队员虽在夏季不受僵冻，面酷暑流汗，腿足溃烂浮肿，身体又易由潮湿而起病症，在所难免，为时甚长，身体健康颇蒙损害。再加以经常缺充足之给养，营养恶劣，忍苦耐劳，备尝劳碌艰辛，实无有加于我东北抗日游击战
士者。虽如是其苦楚，我部队官兵尚能安之如常，为民族国家争生存，为人生志节而反抗日寇，固应如此。”
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抗联将士们忍饥挨饿、战酷暑斗严寒的艰辛仿佛就在眼前，而他们排除万难、矢志不移的伟大精神也同样跃然纸上。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英勇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将代代流传。东北抗联磅礴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责任编辑/艾杰
爱国主义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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