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朦胧诗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登上中国诗坛，成为领一代风骚的诗歌主潮.朦胧诗的作者绝大多数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这就意味着，他们是，他们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时期人为地吹出的理想泡沫，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粉碎，他们从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主人翁变成了同一场运动的弃儿。他们的“上帝”死了，代之而来的是铭心刻骨的危机感和对未来命运的茫然、恐惧。他们的精神危机是亚瑟式的觉醒，打碎上帝的偶像，踏上寻自我的漫长历程。“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怒做一个人’，(北岛:《结局与开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想主义;“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的人”(北岛:《宣告》)，绝非基督教的自我救赎，骨子里头仍是“铁肩担道义”的“济世”思想。但他们已无“穷则独善其身”这一途了，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砸碎得太彻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失落了自己.朦胧诗的“彼岸”出现了：在顾城，是“黑夜”里的“光明”，在梁小斌，是丢失的“钥匙”，在芒克，是要挣断“阳光的绳索”·····一句话，寻自我，寻真理，重建社会价值。由于背负着十年的十字架，这一无辜的羔羊在中西文化陡然中断的大裂谷中绝处逢生。他们既无传统的“险”可守，也无西方文学的藤蔓假以援手，奇迹般地在一片文化沙漠上，用十年的青春，开出了夺目的象征之花。这是一朵纯洁的花，它浸透了整整一代人的血和泪水。它的开放是含泪的开放，带着忏悔以证明它的无罪。它完成了中国诗坛上一次灵魂的拯救：将宽广的彼岸留给了新生代诗，它却作为象征主义诗歌的最后一节车厢随时代隆隆远去。
一、相信未来：否定的开始
朦胧诗的开端，应该上溯到食指。食指，原名郭路生，其诗歌创作早至六十年代末，对朦胧诗的产生和发
展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于1968年12月12日，诗人敏感地捕捉到了车站送别的情绪基点，诗中已经出现了对于感觉的描述:“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全诗比较生动地反映了知青们离开生养自已的城市时一瞬间茫然地想抓住什么的心态，是那个政治淹没了文学的时代里纯洁而真实的声音。使食指成名，并为知青们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的诗作.是他同年创作的《相信未来》，这是诗人在“失望的灰烬”上用血泪写成的动人诗章:
当蜘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姻叹乌若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抹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理想破灭的真实写照，相信未来，源于对现实的怀疑。食指的这一首诗，应该说是朦胧诗一切否定的开始，可以看作朦胧诗的先声。食指的总体创作皆为四行一节的“豆腐块”诗，从形式到内容尚未完全跳出浪漫主义诗歌的案臼，但其诗中某些意象的运用及其对内体验的捕捉显然已经孕育了新的诗歌形式，显示出了由浪漫主义抒情诗向现代主义象征诗过渡的特征。不少后起的诗人如北岛、多多、严力等都承认受过食指诗作的影响，推之为“新诗歌运动第一人”的评价当不为过。但是，食指“也是七十年代以
来为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多多语)，长期以来，他的功绩和诗作几乎已被埋没。许多有影响的朦胧诗集对他的作品所录无几，甚至根本没有收录。对于朦胧诗创作而言，这是必须加以填补的空白。
食指其人其诗的命运都具有浓厚的悲剧彩。七十年代中期，这位极富才华的、敏感而痛苦的诗人精神逐渐崩溃，最终放弃了“所谓神圣的人权”，将他的“愤怒”“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愤怒)))。现在，“未来人们的眼睛”，已“拨开历史风尘”，并“看透”了他所留下的“岁月篇章”，给予了他曾“焦急地等待着”的客观公正的“评定”(《相信未来》)，备受磨难的食指已经无所谓了。食指的诗及其悲剧性的命运留给未来一个永远的启示。
继食指之后，将朦胧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向前推进了一步的，是另一个完全被埋没的诗人根子。根子原名岳重，与芒克、多多是同龄人，1969年初三人一同到河北白洋淀插队，不久开始写诗，诗作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桔红的雾》、《深渊上的桥》等。《白洋淀》一诗在知青中不胫而走，许多年后经某青年作家推荐发表时尤未知作者姓名。根子的诗作在当时影响颇巨，1973年因之受到审查，诗人从此搁笔，诗作也大部分散失。山于各诗集均未收录根子的诗，无法见出其创作全貌，仅从能到的《三月与末日》(全诗共九十八行)局部来以管窥豹，其现代彩相当浓厚:
既然/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z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既然他毫不吝惜/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它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才卜素壮丽的灵魂/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淀/既然他，没有
智您/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葬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元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溺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二””
俨然一幅“凤凰涅磐图”，只是没有了郭沫若诗中的富丽与堂皇.多了一份凝重与苍凉‘“再生”的只是诗人的思想，是以诗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换取琦纱。诗题“三月与末日”昭示了全诗的哲学内涵：救赎与再生。诗中的“他叮以指造物主或万物的主宰，“他”老了.不能再作出公正的审判，“浩荡的血早就沉淀”.“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没有庄严的心”，不能“锻造”“大地应有的朴素庄严的灵魂”，那么“他’，必须经历死与生的轮回—似乎象征的是四季，“我”的生命是陪葬品，当然也没有意义，因此“我”将理性地面对这第十九次的死与生。用“漂向炙海的木船，像征一九七二年的中国大地，诗人的时代危机感显而易见。三月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却引发了诗人关于“末日”的思考，体现了诗人精神上一次脱皓换骨的觉醒一代表着一代人的觉醒。根子更重要的成就也许在于他直接影响了朦胧诗人的两位中坚；芒克与多多。但仅凭一首《三月与末日》，在朦瞬诗创作历程中·也应有一席不争之地。
从食指、根子这两位早期朦胧诗人的创作可见出，朦胧诗萌芽于理想的废墟，是埋在废墟下面人性与理性的必然生发。这就决定了朦胧诗一方面有极强的生命力，虽百折而不毁；另一方面它是理性的结晶，而非矫情的低吟。从含苞之日起，朦胧诗就自觉地肩起拯救的重荷，染上了象征的鲜明彩；在形象的后面，隐藏着思想的巨大现实。
二、回答：面对现实的挑战
整个七十年代，是朦胧诗创作的鼎盛时期，那些自发地运用现代诗歌技巧的诗人们逐渐进人自觉实践阶段。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回城知青们聚集在一些较为固定的小圈子里，互相交换、传抄诗作，形成了实质上的诗歌创作团体。1976年，朦胧诗园地—油印刊物《今天》在北京问世，标志着朦胧诗创作的成熟和朦胧诗潮的形成。《今天》虽然是一个短命的刊物，朦胧诗潮却从此滔滔滚滚，势不可挡地涌向了新时期文学的浪尖。
(一)阳光中的向日葵:
来自生命的启示
创作主体生活的不幸往往是文学的大幸，这一古老的文学徽言在朦胧诗人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置身于广大的中国农村，使他们对生活有了一次再发现、再认识。他们直接面对赤裸裸的大地，感受着原始生命力的律动与启示，从而获得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一一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芒克：了十月的献诗·土地》)，是对这一段生活阅历的形象化表述。农村生活(与作家“体验生活”的农村生活有别)给了他们丰富的感受和体验，也为他们提供了活生生的、缤纷的形象：土地、太阳、秋天、庄稼、青草、马、羊……内容与形式自然而然地得到统一，自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魅力，这是朦胧诗有许
多绝少造作的优秀篇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生长于城市，曾经有过在“广阔天地”里实现“大作为”的抱负，因此他们对农村生活的体验既是深刻的，也是真诚的，况且他们正处于容易受感动的年纪--一属于诗歌的年龄。
大自然的呼唤使他们身上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开始复苏:“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天空啊，你漪醒着/那向我走来的世界。’，(芒克:
《夭空·第六首》)仿佛是第一次。他们发现了“我”的存在，发现了与“世界”相对应、作为人的个体的“我”的存在。这是意识觉醒的第一个层次：人性的觉醒。人性的觉醒首先使他们看向世界的眼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阳光中的那探向日钵了吗/梢；看它.它没有低一头/而是在把头转了过去了/就好象是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大阳手中的绳索……
一一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
强烈的主体意识仿佛能力透纸背。“同日葵”的生命“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它脚下的那片泥土/你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樱出血来。”因此.这是生命的力量，也是人性力量的体现。
人性的觉醒还使他们的诗中贯注着旺盛、活泼的生命力:“我的生命是醉厚的/要流进渐渐发黄的田野/小麦
在灌浆/我在挺拔的麦芒上闪烁/束喻着泪水的睫毛/叹结着朴紊的希望”(晓青:《夏天，我心里充满了一首诗》);“你听，你听见了吗/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枝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芒克:《春天》)。应该说‘这是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所产生的回应与共感，绝非那些苍白、贫血的诗歌可以比拟。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无性别的时代，已出现少数大胆表现性爱的诗歌，如芒克《来自水而的风》、晓青《天堂的语言》等，其意义恐怕已超越了诗歌的范畴。
人性觉醒的意义不仅止于此，它必然要带来理性的觉醒。在贫穷、落后、愚昧、边远的中国农村，艰苦的劳动，匾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时撞击着他们的心灵，逼迫他们思考自身的命运，关注中国的命运;“也许，声不再响起……思考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开始/比迷茫更沉重”(林莽:《海明威.我的海明威》)。
另外还应该看到，从来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的诗歌，能够象二十世纪现代诗歌那样。大胆地呼唤人性，坦露人性，这是二十世纪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在文学中的必然反映。人性的觉醒，也成为朦胧诗与象征主义诗歌精神上相契合的一个表征。
(二)失丢的地平线：被放逐的肉体与灵魂
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带来了西方文学的巨变。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古老的西方文明所建构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文化。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命的意义、生命存在
状态等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对十八世纪理性哲学的反拨，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对新的价值依据的寻求，试图走出笼罩近百年的“上帝死了”的阴影的尝试.西方现代文学植根于西方现代哲学，合理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为心理依据，向着开掘人性的纵深迈进—这是象征主义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世纪病”的鲜明印记，表现出个体生命状态的种种躁动与孤独。
朦胧诗的作者—大多为“老三届”的学生或初期大学低年级学生—基本属于新中国的第一批孩子，具有单纯的信仰，这才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其实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其意义的运动中去而成为可能。随着政治斗争的复杂化，当他们的单纯信仰迅速演变成宗教式的狂热，当他们的“革命行动”发展为实质上的“打、砸、抢”时，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哪一种目的，“上山下乡”这一号令事实上起到了把他们遣散、放逐的作用。从1967年7月开始，长达数年的漂泊生活，使他们的肉体与灵魂，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丰L。
无论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社会与时期的中国社会本质上有多么不同，社会所造成的一代人的理想破灭、信念动摇、心理失落等“世纪病”(或称“时代病”)表象却基本相似。反映在诗歌中，表现为创作主体一反浪漫派明净、高昂、“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转而注重内心的现实，构成了现代诗苦闷、忧郁、孤独、躁动的情绪基调。从诗歌发展角度来看，这无疑扩展了诗歌表现力，丰富了诗歌语言、句式等方面的情感信息负载量，实际上开拓了诗歌的创作空间——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通过以上分析，朦胧诗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显而易见，心灵的无所依傍使他们意识到个体及个体之外的存在，个体与世界的对立部分打破了传统诗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自然观；灵魂与肉体被放逐使他们有许多复杂的情绪、心态需要表达，客观上扩展、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朦胧诗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需要辨析的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诗中被“天父”抛弃的孤儿情绪，与朦胧诗被放逐的漂泊感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毕竟，朦胧诗人只代表一小部分知识阶层，他们的怀疑、否定现实，都是有限的、单一的、目的明确的，甚至还带有政治斗争的余绪，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因此，朦胧诗人们虽然意识到自己被流放到“陌生的季节”里(晓青:《季节的传说》)，但“失去的地平线”却有“痕迹”，有可以意会的“距离”(晓青:《失去的地平线粉这是具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心理的反映。说穿了，朦胧诗人们的“放逐”介于过去的理想(已破灭)与新的理想(未产生，但一定有)之间，他们或者很快从屈原那里到了心理屏障(如肖驰《诗人·历史·传说》)，或者以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并不会持久，总之，为放逐的生命寻到了意义。所以，朦胧诗中对于死亡的思考远没有对于生存的思考来得深刻，朦胧诗中的“死亡”严格说来并不是“死亡”而是“牺牲”，即被迫献出个体生命以换取更多人更好的生存，这才是朦胧诗“拯救灵魂”的真正内涵。
(三)宣告：被囚禁的理性
当时间重新给历史定位，当劫后的人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整理、接受中国现、当代的文化思想时，不少人不无遗憾地发现，思想在“”时期被扭曲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就著作而言，不仅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具有卓越的建树，对中国现代语言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不可否认，这一东方巨人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数十年内一个人的思考代替了几亿人的思考，致使产生了众多杰出思想家的文明大国的理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也使思想遭受触目惊心的歪曲—实际上是一次人为的抹煞。无论哪个方面都只能说明，“”使中国现代理性思想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后期，理性精神在以朦胧诗人为代表的知青层中悄悄恢复、萌生，具有悲剧性的必然。因为，“”前已成名的思想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牛鬼蛇神”，有的被迫害致死，幸存的也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而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则差不多被遗忘了—也就是说，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自身的遭遇也迫使他们作出艰难而痛苦的思考。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的思考部分由于经历所形成的主人翁精神的惯性所使然，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了。相信未来诗歌
朦胧诗即是那个非理性时代理性思维的形象化表述。在那个时代，思考便意味着犯罪，朦胧诗的理性觉醒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旁形/为了在审判之前/室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北岛:《回答》)、“在英雄例下的地方/我起来歌唱祖国”(江河:《祖国啊，祖国》)，可见朦胧诗人们对于严峻的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也可以说，是现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变得清醒:“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问的距离”(北岛:《同谋》)、“如果血不能在身休里自由地流动/就让它流出/流这祖国’，(江
河《葬礼)))。这显然
是“不自由，勿宁死”的民族气节的再次体现。如果说朦胧诗中的人性觉醒出于生命的感召，属于生命力的自然萌动、流露，有着潜意识成份的话，朦胧诗中的理性觉醒则来自于个体与他世界的对坑，上升到显意识的层次，构成了对现实的批判。因此，朦胧诗的理性意识还带有犯罪意味:“即使明天早上/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文出自由、青吞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八L墙璧堵住我的嘴唇吧/让扶条分荆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北岛:《雨夜)))，这恐怕不仅仅是对于爱的珍视而发出的誓言，更深层的心理是爱的危机：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为一个“雨夜”要付出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朦胧诗中为什么关于生存的思考都与监狱、囚禁、行刑、遗嘱等有关，也不难理解朦胧诗中的理性觉醒为什么带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性质。
朦胧诗中的理性意识还是一种英雄意识。从其精神实质来看，同鲁迅先生“与民族共忏悔”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在“英雄死去”而“没有英雄的年代”，自己作为“人”代英雄立言，代英雄“反抗被奴役的命运”.本身就是一种英雄行为，或者说，是英雄意识的反映，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意识的反映:“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北岛:《同谋》)、“我的女儿就要被处决/口向我走来，一只黑的太阳/在干裂的土地上向我走来了·“·我和土地忍受共同的灾难，，(江河:《没有写完的诗·受难》).“我”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传统的一部分，在现实的“同谋”中当然不可能“无辜”：要么去“吃人”.要么“被人吃”。既不甘于“被人吃”，又不忍去“吃人”，那就用自己的良知发出振聋发骏的“声音”一一这就是《回答》、《宣告》
等诗作所具有的理性内涵—哪怕这“声音”尚未发出就已被“判决”。作为“英雄”的诗人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可以坦然面对死亡，等待真正的审判，历史的审判。
对现实抱定“必死”的决心，源于对未来“必胜”的信心，其实也就是对“人”的信心.这是朦胧诗理性意识的最高层次。“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朦胧诗的否定现实，到这里获得了全面的飞跃。经过长期痛苦的思考，诗人们重新获得对未来的信心.远远超越了食指迷惘的“相信未来”。北岛“不相信”现实的荒谬不仅止于理想的破灭，而是站在理性的高度看到了“新的转机”: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提，
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城的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回答》
这是重建社会价值的呼唤，在否定中已包含着创造的欲望。正是、由午否定之否定，他们才再次相信“人
”，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再造的“未来”，他们才义无反顾地“走向冬天”，肩起拯救的重任，从而完成了中国新诗坛上一次灵魂的拯救：在“”的炼狱中，他们深刻地体验了“死”；他们的新生，意味着那一幕历史的悲剧将永远成为过去。
朦胧诗的理性精神决定了朦胧诗的美学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古典悲剧中的崇高美;
二、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风骨美。与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诗中的荒诞美迥然不同。
集朦胧诗之大成，将朦胧诗创作推向高峰的诗人是北岛。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以及象征手法的娴熟运用，是北岛对朦胧诗的杰出贡献，并使他的诗作贯注了理性的力量，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了象征的艺术魅力，对过去和未来的诗歌都构成了挑战。北岛缩短了中国现代诗歌与世界现代诗歌之间的距离，其诗作理性精神与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