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一、生平与创作
（一）卡夫卡的生平
1883年7月3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母均为犹太人。他的父亲性格暴躁、专横，母亲性情忧郁而温良，卡夫卡与其父不和，性格类似母亲，内向孤僻、优柔寡断。中学毕业后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后从父命改学法律。1906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做小职员。个人生活十分平淡，有过两次婚约，终身未娶。1924 年6月3日因肺病去世。
（二）卡夫卡的创作成就
卡夫卡的创作一般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和《判决》。
《美国》是卡夫卡为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属于现实主义作品。卡夫卡在日记中称之为“对狄更斯的摹仿”，但作品已蕴含着一些明显的现代主义因素。小说的主人公是十六岁的男孩卡尔·罗斯曼。他受了成年女仆的诱惑，父母为了惩罚他，把他打发到遥远的美国去。小说写他在船上和到美国后的见闻与不幸遭遇。他被一个自称是他“舅舅”的富翁欺骗和虐待，以后流落街头。在一家下等客栈他碰上了两个流氓，把他带上，作为的对象四处流浪。后来一家大旅社的女厨师介绍他当了电梯看护员，不久他又被指责擅离职守而被开除，以后他再次陷入流氓魔掌。作品通过诚实、善良的主人公在与他格格不入的、敌对的世界中根本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经历，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的荒诞的生存状态。小说中的美国并不是真正的美国，而是卡夫卡为了表现普遍的悲剧主题而安排的一个背景（如对真正美国的误写：自由女神手中握着一把剑，实际上应是火炬等）。
《变形记》是形成卡夫卡独创风格的第一部作品。它以整体荒诞、细节真实精细的寓言式风格显示了“卡夫卡式”小说的艺术特征，运用了图像式的表现方法。（下文重点分析）
《判决》（短篇小说）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卡夫卡称之为“最心爱的作品”），表现了父
子两代人的冲突。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准备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给远在俄罗斯的少年时期的朋友，寄信前他来到了父亲的房间，准备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认为儿子在欺骗他，后来又说这个朋友一直在与自己通信，并声称自己就是这个朋友的代理人。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决格奥尔格去投河自尽。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社会存在的权威和凌辱。
《审判》（或译《诉讼》）被认为是“卡夫卡式”小说正式形成的标志，被称为“后世读者无法逾越，必读不可的现代经典。”小说揭露了西方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腐朽，以及普通人生存之中无处逃避的荒诞与恐惧。作品中没有交待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情节本身也十分荒诞。主人公约瑟夫·K是个银行经理，30岁生日那天早晨突然被两名警察逮捕，但行动仍然自由。Ｋ自知无罪，因此四处奔走，一心想把罪名洗清，但一个个熟人都爱莫能助，没有任
何人能证明他无罪，整个社会如同一张无形的法网笼罩着他。他律师写状子，但律师告诉他：法院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黑暗无比。K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最后，一天夜里，两个黑衣人把Ｋ架走了，在一个荒废的采石场上把他“像一条狗似的”刺死了——这是法院对Ｋ的最后判决。整个故事中的约瑟夫·K是一个双重的矛盾复合体：他作为无辜的被告，在国家的法庭上是无罪的。当他处于被告位置的时候，他体验到下层百姓经常向人求告的辛酸。而他作为一个有一定权势的人，也曾经高高在上地对待过那些向他求助的人，在这一层面上说他又是有罪的，理当受到正义法庭的审判。所以当他最后受刑时，他不但不反抗，反而帮助刽子手，让他们干得更利索些。
《在流放地》写一位旅行家来到“流放地”观看一位司令官用一台特制的行刑器极其残酷地折磨并处死士兵，但等到新司令官上任，宣布要废除这种刑罚制度时，原来的司令官便毫不犹豫地欣然投入机器之中，同机器一起同归于尽。卡夫卡在这部作品中借助荒诞的形式揭示了高度物化的世界中机器愈来愈精密，人的生命愈来愈渺小的现实，同时也表达了卡夫卡的预言——机器的操纵者最终必将以自杀作为结局。
《中国长城建造时》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致科学院的报告》描写马戏团试图寻“人类道路致父亲”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它们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作品中猿猴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用艺术形式的荒诞表现存在形式的荒诞的又一部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在雪夜应诊，而不巧的是自己的马刚刚累死。但是他莫明其妙地在自己的猪圈里发现两匹马，还有一个马夫。但马夫对医生的女佣人居心不良，没有与医生一起出行。医生到了患者家，看到患者是一个男孩。经过初步检查，医生没有发现男孩的病，医生以为自己白跑了一趟，正准备离开时，男孩的出示一条带血的毛巾，医生于是重新检查，发现孩子已经无可救药。但这个地方的人总是要求医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一家人过來，脱掉医生的衣服，把他按在床上，靠近孩子的伤口；但孩子抱怨医生对他的干扰。医生渐渐平息孩子的怨气，使他睡去，然后医生匆忙跳上马车逃走。可是马却驾驭不了了，车上的医生于是到处流浪，回不了家。
3、晚期创作（1918—1924）：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城堡》、中短篇小说《饥饿的艺术家》、《地洞》、《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等。
《城堡》是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和《美国》、《审判》一起，被称为卡夫卡的孤独三部曲。一般评论家认为，《城堡》更具卡夫卡的特。它在描写的抽象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社会情绪的方式上，也堪称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小说。（下文重点分析）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表达异化主题的又一部出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被众异化为动物了，作为一个异质的存在他很快被世界抛弃掉了。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
物。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可以看作是卡夫卡一生的艺术思考和创作的总结。小说描写了一个不幸族类与其中一位不幸艺术家及其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篇以耗子拟人的寓言小说，写一个所谓的女歌手——某只耗子，很有魅力，但实际上并不是在唱歌，而只是在吱吱叫；人们照顾她，对她百般让步，但最后她却失踪了，因而被人们所遗忘。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及其与种族和的深刻见解，其涵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深广复杂。
（三）影响卡夫卡创作思想的三大因素
卡夫卡生前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此话蕴含着卡夫卡的创作深受其生活的影响之意。纵观卡夫卡的一生，
对其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有种族、父权和婚姻等三个方面，以下作一些简单分析：
1、 犹太人的出身对卡夫卡的影响
卡夫卡属于犹太民族，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公元前64年罗马将军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野蛮统治与横暴掠夺，致使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公元73年和135年犹太民族大起义惨遭镇压，幸免罹难者被迫逃离巴勒斯坦，流散于西亚、北非、欧洲和其他地区。所有犹太人从此成了没有祖国、备受歧视、凌辱的流浪者。19世纪末，奥地利的经济危机和无政府主义的颠覆，使反犹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维也纳流传着传单，要求抵制犹太人的商店，1882年11月，在布拉格大学教书的神学教授奥古斯特.罗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断言犹太人的宗教允许犹太人消灭一切基督徒并掠夺他们的财产，他在《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一书和许多煽动性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诽谤之词，这就使无数不明真相的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是他们的灾祸之源。犹太民族的处境给卡夫卡精神上很深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失落了身份的异乡人，一个充满敌意环境中的精神漂泊者，他在给女友米伦娜的信中这样愤慨地描述犹太民族的遭遇：“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忧患意识使卡夫卡能从犹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高度，审视人类
的非理性和难以乐观的前途。后来希特勒的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消灭了成百万犹太人，说明卡夫卡并非“杞人忧天”。卡夫卡对尼采的“永恒循环论”，“权力意志论”等理论很感兴趣。卡夫卡要求“法”(事物发展规律)的绝对合理性，但这种理想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这就导致着种族原罪及生存荒诞意识成为了卡夫卡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
2、 父权对卡夫卡的影响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野心家，他体魄健壮，精明强干，具有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这一切，保证了他野心得以实现，而实现了的野心又反过来强化了他的人生信条：要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他认为卡夫卡没有秉承他的天赋，优柔寡断，难成大器。于是他滥施父权，胡乱发号施令，使儿子养成了动辄得咎、自暴自弃的性格。1919年11月，深感绝望的卡夫卡写下了洋洋万言但并没有寄出的《致父亲的信》，促使写作此信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每当卡夫卡向父亲呈上自己的作品，请他过目时，他都不屑一顾。这次当卡夫卡把他的小说《在流放地》呈交给父亲时，他不但不高兴，反而为打扰他玩纸牌而恼火，他对卡夫卡厉声说道：“放到床头柜上去!”使卡夫卡深感沮丧、屈辱。其二是当卡夫卡告诉父亲，他准备同朱丽叶.沃丽策订婚时，父亲十分粗暴地拒绝了，并破口大骂这样的婚姻会给家庭带
来“耻辱”。而且还劝他，最好到妓院去发泄。卡夫卡不敢顶撞父亲，盛怒之下写下了这篇充满凄楚、绝望的名作。在这封信中，卡夫卡用冷静的笔调剖析了父子关系，由于父亲的粗暴专横，使得他像一名赛跑运动员，一开始就将心思放在逃跑上，而不是直奔胜利的终点。并指出是对父权的恐惧使他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跑错了方向。所以，在小说《判决》中，他写道，一个威严的盛怒之下的父亲干脆判决儿子死去。至高无上、冷酷残暴的父亲被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抽象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父子冲突——强权与弱者冲突的主题。《致父亲的信》是卡夫卡对其父子关系总的清算。然而它在感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在反抗父亲的强权，批判父亲的专横粗暴；另一方面，他又对父亲充满了仰慕与“理解”；甚至替父亲指责自己是在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实际上，他是在乞求父亲对自己“减压”，与其说他是在反抗，不如说是叙述委屈。他的反抗是和隐忍、畏惧、屈从连在一起的，因此他的反抗充满绝望、痛苦，这种悖谬思维与内在冲突耗尽了卡夫卡生命的全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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