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之罪”与神经症
林和生
。
关键词 罪感 神经症 文学与信仰 现代生存论心理学(即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恐惧、自卑、耻辱、污秽感、内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罪感。①
事实上，在心理学和神学意义上，内疚完全就是罪感的同义词，卡夫卡作为存在主义大师深谙此点，其他如恐惧、自卑、耻辱、污秽感等不过是罪感的不同层次的转义，因为罪感是这一切的根源，至少卡夫卡的情况正是如此。
一、父亲法庭上的罪人
1919年11月,36岁的卡夫卡年纪轻轻就
已“向死而生”，因为多年来，在童年阴沉的底上，生活又给他添加了难以承受的内容。
特别是两年前，他不幸罹患当时所谓的“白死病”———，随之与两度订婚并正准备与之完婚的恋人菲莉斯挥泪绝别。两年来，他深入研读他的“精神邻居”克尔恺郭尔，此人在人类思想史上号称“生存论-精神分析-宗教神学”的三位一体大师，他也研读犹太文化大师马丁・布伯等，通过这些研读，他在思想精
神上所达到的高度已远出一般人的想象。更何况，两年之间他又因著名的“西班牙流感”等原因而数度生命垂危，并经历了第三次失败的订婚……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他禀笔写下一封著名的家书《致父亲》。
《致父亲》名为一封信，实际上是一本近四万字的小书，堪称一份自传性的精神分析文献。据说,《致父亲》的深刻性甚至超越了当时已成气候的精神分析，这样的说法来自卡夫卡的终生好友勃罗德，而勃罗德大概不知道，在后世人的眼中，他这位朋友将被视为生存论大师，而《致父亲》也是这方面的一份重要文献。
《致父亲》的中心和落点实际上就是一个罪字、一个有罪还是无罪(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卡夫卡在信中反复强调，父亲的暴政让他从小自知有罪，认为自己罪有应得，罪把他与父亲和其余的世界分开:“凡是您认为清白无辜的，我可能就认为是一种罪过，反过来也如此”。更严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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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
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
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
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守法。然
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际遥
致父亲远，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
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生气。最后还有那
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
而自由自在的生活……②
奴隶就是罪人，因而要受法律的约束，法律意味着法庭的诉讼和审判，而父亲代表着法律和法庭，事实上代表着与卡夫卡有关的一切，代表着卡夫卡全部的生活和整个的世界。就“上帝已死”的意义上讲，父亲就是上帝的僭越者、替代者、一个不合法的上帝。卡夫卡认为，在他与父亲之间存在着一场“可怕的诉讼”，一场审判，它具有“不由分说”的性质，因为,
在这场诉讼中，您声称您始终是法官
……③
从《致父亲》结尾处可以看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笼罩了卡夫卡的内心世界，这显然是因为父亲虚假的“上帝”身份使然。唯其虚假，他才感到压抑、不义、不公正。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探讨“法庭”、“审判”、“判决”等问题，不仅在与父母的家庭关系中，也在与恋人的婚事纠纷中，在工作中，在日记和书信中，也在小说中———其代表作《城堡》、《审判》、《判决》等都是典型例子。面对父亲的法庭，他要为自己洗清罪名，至少要对有罪还是无罪作出辩护或探讨。当然，这是卡夫卡给自己规定的人生任务。本文的任务则是就“卡夫卡之罪”及其罪感本身作出生存论心理学方面的进一步探讨。
二、罪与神经症
什么是罪?从某种意义上说，罪就是渺小孤弱。恐惧、自卑、耻辱、污秽感、内疚等等本身就意味着渺
小孤弱。卡夫卡在高大强壮的父亲面前痛感自己的渺小孤弱，刚好精彩地隐喻了他的“卡夫卡之罪”。人的本能无法承受自己的渺小孤弱，他会把渺小弧弱的感觉转换成罪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宗教信仰来“汲收”当事人的罪感，他就会成为心理学上的神经症患者。这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结论，而是精神分析的终极进展之一，是克尔凯郭尔和奥托・兰克两位天才人物的惊人洞见，是生存论、心理学和神学的伟大汇聚点，它指明了现代人普遍的深层心理状态。罪和神经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上帝已死”的前提下，两者都代表着当事人对自身渺小孤弱状态的无意识心理反应，代表着心理事实的膨胀(表现为浪漫主义或个人主义等特定历史潮流)，表达了企图在自身之内创造世界的心理指向，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对所有细枝末节的事情加以理性“放大”:
神经症类型的人完全跟笃信宗教的前人一
样遭受了罪人意识之痛苦，然而他不相信
罪的概念，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神经
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但又不信
宗教之罪，因而对于罪，他需要一种理性
的解释。④
奥托・兰克跟卡夫卡一样，是一位犹太天才，弗洛伊德的精神传人，他这段精彩论述，正是卡夫卡的绝妙写照。卡夫卡的悲剧就在于，在代表全部生活和世界的父亲面前，他是一个罪人，同时又无话可说。在父亲这位虚假“上帝”的法庭之外，他未能到更高级的“法庭”———某种深刻的高级宗教信仰，并因而成为神经症，正像兰克所描述的那样，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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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学 2005年第4期(总第100期)
苦于寻理性的解释，深深地陷于“理性的梦魇”。勃罗德保留了卡夫卡青年时代的一句重要言论:
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⑤
关键在于，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想要达到绝对掌握的心理倾向，刚好就是神经症的典型特征。
三、卡夫卡的神经症
带着上述典型特征，卡夫卡倾向于朝着与自身的渺小孤弱相反的方向“放大”所有细枝末节的事情，并因而反复悲叹自己力量的渺小,“再小的阻力对它而言都太大了”。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话题就会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就像他某次就某事对恋人所说:“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向你讲述全部事情的千
分之一，而现在写在纸上又只剩下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而我所能向你讲清楚的又只是这剩下的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了。”也就是说，卡夫卡会“放大”所面对的对象，放大到令自己产生压抑、焦虑或恐惧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旦面对那些有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威人物，他的眼睛就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例如下面将看到，他在儿童时代就曾经长期如此这般“放大”过家中的女厨子，结果令他苦恼了一辈子。对这种“放大”心理，卡夫卡自己作了高度概括的总结:
一切障碍在摧毁我。⑥
卡夫卡所谓的“一切障碍”当然首先意味着一切人际关系。这是追求“绝对掌握”的必然结果，因为人际关系正好是最难掌握的对象，越是想要绝对掌握越会导致失控，最终“爆发”为神经症。卡夫卡在他工作的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就曾经“爆发”过一次神经质的大笑，这次荒唐的经历正好是一次惨痛的证明。当时，董事长在上面作报告，他觉得董事长言行举止可笑，便无法控制自己，偷偷笑起来,
……一种恐惧攫住了我……我的同事用他
的余光警告我，我也恰好正试图控制自
己，他的警告适得其反……我看到我的同
事们由于怕被此举传染而惊惶失措，相对
于己，我更同情他们，但我无法克制自
己，我……无助地紧盯着董事长的脸，无
法转过脸去……谁也不知道我到底笑什
么；大家都开始觉得很尴尬……我不停地
笑……世界完完全全消失了，耳边只剩下
我响亮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周围一切
都沉寂下来，大笑的我最终成为焦点。我
笑的同时两膝也因我内心的恐惧颤个不
停，为此，同事们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但我酝酿已久的笑中埋藏的恐怖他们却领
会不到……我为自己的笑向大家多次致
歉，也许每次都显得分外真诚，但其间我
又屡屡笑起来，令人费解。自然连董事长
也糊涂……我第一个大笑着却又备感不幸
地踉踉跄跄跑出房间……⑦
卡夫卡一生患有人际关系恐惧症，因为一切人际关系本质上都在威胁他、摧毁他，而他则一步步退却，以至于最后想要切断与好友勃罗德的终生友谊，进入绝对的孤独状态。勃罗德批评卡夫卡想要达到“绝对掌握”的观点时说:
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
地，使他向内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
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
往。
当代生存论心理学家R1D1莱恩把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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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上述心理倾向称为“精神分裂性防御机制”，曾专门以他为例作过分析:
精神分裂性的防御“现实”的机制，存在
着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机制中，现实中的
危险因素和威胁性质，有被不断延续和强
化的趋势。自我参与生活是可能的，但同
时必须面对剧烈的焦虑。卡夫卡对此知之
甚深，他说：唯有通过焦虑，他方能参与
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没有焦虑。
对于精神分裂性的个体来说，直接参与进
生活，会使他感到一种持续的危险，那就
是被生活摧毁，因为，正如我们说过，自
我的孤独状态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努力:
在自主性和完整性面临威胁时维护自身的
存在。⑨
莱恩天才的论述直指卡夫卡神经症的根源，那就是父亲所导致的恐惧，尤其是对人际关系的恐惧。由于人际关系又是卡夫卡无法摆脱的生存基础，最终导致他的心理分裂：对人际关系既渴望又恐惧———如人前与人后(如日记中)迥然不同的心态、对父亲既恐惧又崇拜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对婚姻的渴望和恐惧，因为婚姻是人际关系的集中体现。据报道，卡夫卡在朋友面前“非常快乐，经常哈哈大笑……健谈，而且大声说话”，但在(例如)工作关系中，他却极度敏感和自我压抑，往往沉默寡言，甚至“微微打颤……仿佛缩成了一团，用明显的怀疑的目光从下面看着他的对方，好像他片刻之间就要挨打似的”。⑩
人际关系方面的分裂会渗透扩散到其他方面，例如，卡夫卡的面部特征就给一位作者留下深刻的分裂印象：早慧又年迈，眼神生动而又神思恍惚，表情流露出严重的压抑而又显得满不在乎。问题严重的一面是，以卡夫卡的敏感，他会反过来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分裂，因而形成克尔恺郭尔所说的“恐惧的恐
惧”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化的恐惧”，那就是焦虑，它导致卡夫卡的神经症。
总而言之，卡夫卡的神经症首先体现于人际关系方面，这是“卡夫卡问题”的要点，我们将在后面另作专门讨论。眼下尚需指出的是，卡夫卡的神经症不仅指向人，也指向事，不仅限于种种动荡莫测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他自己、自己必须面对的工作、自己生理上的小灾小病等等。每一个小障碍都被“放大”，而各种障碍则被“放大”为“一切”。勃罗德报道说:
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
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
都会令他深感不适。
终其一生，卡夫卡饱受神经症折磨，包括严重的失眠和对噪声的极度恐惧等等。如果注意到，勃罗德所谈论的卡夫卡尚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问题的性质就更引人注意。事实上，勃罗德是在回忆1910年10月几位朋友的巴黎之行时谈到了这个问题，那年，卡夫卡27岁，却因一个小小的疖子而“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一年后，卡夫卡被邀请在朋友圈子中客串一次非正式演讲，这种情况，一般人均会愉快应对之，卡夫卡却提前10天进入高度神经质的紧张状态，甚至完全放弃了内心认为最重要的日记写作。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一阵一阵“无法控制的痉挛”，让他无法安稳,“膝盖在书桌下发抖，我不得
不用两只手紧紧压住……身体如此乏力!甚至这寥寥数语也只好在这虚弱的影响下写就。”演讲前，他梦见自己的演讲“旋律起伏”，朗诵出他所崇拜的歌德的语句，整个身体走遍了句子的重读音节。后来他演讲成功，居然又激动得“一夜辗转燥热无眠”。在心理学上，这类失去控制的“放大”现象都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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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症表现。另一个典型表现是，他总是把一切归因于一个单一因素，例如，把一切———包括婚姻的失败等———全部归因于父亲，这种心理反应本身就是神经症的典型表现。有趣的是，卡夫卡把他的神经症本身全部归因于父亲所导致的心理压抑，是在父亲的专制下“防备因恐惧和自知有罪而导致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就此而言，他变成了一条自己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这一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精神实质，也是“卡夫卡之谜”中的一个奥秘:
我终日忧心忡忡，为自己发愁，这种忧愁
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为我
的健康担忧；起先是小有不适，这样那样
的小病，诸如消化不良、掉头发、脊椎骨
弯折等等，随之，经过无数次的逐步升
级，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真正的病。但
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
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的存在的新的认
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取决于我应为我独
自所拥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实际上我
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很自
然的我便对我最亲近的东西、对自己的肉
身也感到没有把握起来了；我长得身材细
长，真是毫无办法，由于不堪重负，腰背
逐渐伛偻；我几乎不敢动弹，锻炼则更是
不敢问津，因此我身体一直孱弱；对我还
拥有的一切，我都视为奇迹，感到十分惊
诧，譬如，我的肠胃居然还不错；这一惊
诧可坏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肠
胃，直到后来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结婚
时(关于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谈到),
我竟从肺里咯出鲜血…… λω
四、走向文学或信仰:
神经症作为超越的动力
卡夫卡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映证了现代精神分析关于罪与神经症问题的结论。当一个人像卡夫卡那样遭受了无法释放的心理压抑，就会产生“生之恐惧”和“生之欲望(死之恐惧)”的冲突，并形成罪感和神经症。卡夫卡之所以觉得自己脆弱不堪，是因为他深感自己不幸和自卑，无法直面父亲所代表的生活，
无法直面世界的恐怖。然而，他内在的心理能量又必须表达，表达的结果之一就是神经症。卡夫卡无法放弃他的症状，没有神经症他无法生活，因为,
当你把所有的蛋都放进了篮子，你就必须
为了亲爱的生活而攥紧篮子。这就好像一
个人想要获取整个世界，却用单一的对象
和单一的恐惧来容纳。 λξ
这就是神经症的终极心理根源，也是完美主义和偏执的心理根源，是卡夫卡追求“绝对掌握”的最终目的。我们将看到，卡夫卡是一个典型的偏执人格，在“他的-存在”范围内，事无巨细都会与他的整个生活意义密不可分，所以令他格外执着，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达到“悭吝”的程度, λψ这在他的日常生活(如素食和锻炼等)、婚姻、性爱、文学创作、患病、信仰等各个方面都有鲜明体现。卡夫卡自己也明确承认过，他身上继承着来自父亲的“病态的意志”。 λ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偏执和完美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相反的心理趋势：如果最终达不到“绝对掌握”的完美境界和目的，就可能导致自我放弃。这就引出卡夫卡另一大心理特征，即“全有-全无”的反应模式，是克尔恺郭尔“或此-或彼”模式的卡夫卡版本，既偏执、坚韧，然而一旦超过自身极限，又可能突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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