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许多书都提到在卡夫卡的一生中，犹太人的出身、父亲的威严以及婚姻，这三方面对卡夫卡的影响很大，能不能具体谈一下。
  答：以上三方面确实对卡夫卡的一生以及作品有很大影响，以下分三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
  1、 犹太人的出身对卡夫卡的影响
  卡夫卡属于犹太民族，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公元前64年罗马将军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野蛮统治与横暴掠夺，致使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公元73年和135年犹太民族大起义惨遭镇压，幸免罹难者被迫逃离巴勒斯坦，流散于西亚、北非、欧洲和其他地区。所有犹太人从此成了没有祖国、备受歧视、凌辱的流浪者。19世纪末，奥地利的经济危机和无政府主义的颠覆，使反犹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维也纳流传着传单，要求抵制犹太人的商店，1882年11月，在布拉格大学教书的神学教授奥古斯特·罗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断言犹太人的宗教允许犹太人消灭一切基督徒并掠夺他们的财产，他在《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一书和许多煽动性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诽谤之词，这就使无数不明真相的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是他们的灾祸之源。犹太民族的处境给卡夫卡精神上很深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失落了身份的异乡人，一个充满敌意环境中的精神漂泊者，他在给女友米伦娜的信中这样愤慨地描述犹太民族的遭遇：“他们
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忧患意识使卡夫卡能从犹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高度，审视人类的非理性和难以乐观的前途。后来希特勒的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消灭了成百万犹太人，说明卡夫卡并非“杞人忧天”。卡夫卡对尼采的“永恒循环论”，“权力意志论”等理论很感兴趣。卡夫卡要求“法”(事物发展规律)的绝对合理性，但这种理想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这就导致着种族原罪及生存荒诞意识成为了卡夫卡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
  2、 父权对卡夫卡的影响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野心家，他体魄健壮，精明强干，具有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这一切，保证了他野心得以实现，而实现了的野心又反过来强化了他的人生信条：要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他认为卡夫卡没有秉承他的天赋， 优柔寡断，难成大器。于是他滥施父权，胡乱发号施令，使儿子养成了动辄得咎、自暴自弃的性格。1919年11月，深感绝望的卡夫卡写下了洋洋万言但并没有寄出的《致父亲的信》，促使写作此信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每当卡夫卡向父亲呈上自己的作品，请他过目时，他都不屑一顾。这次当卡夫卡把他的小说《在流放地》呈交给父亲时，他不但不高兴，反而为打扰他玩纸牌而恼火，他对
卡夫卡厉声说道：“放到床头柜上去!”使卡夫卡深感沮丧、屈辱。其二是当卡夫卡告诉父亲，他准备同朱丽叶·沃丽策订婚时，父亲十分粗暴地拒绝了，并破口大骂这样的婚配给家庭带来“耻辱”。而且还劝他，最好到妓院去发泄。卡夫卡不敢顶撞父亲，盛怒之下写下了这篇充满凄楚、绝望的名作。在这封信中，卡夫卡用冷静的笔调剖析了父子关系，由于父亲的粗暴专横，使得他像一名赛跑运动员，一开始就将心思放在逃跑上，而不是直奔胜利的终点。并指出是对父权的恐惧使他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跑错了方向。所以，在小说《判决》中，他写道，一个威严的盛怒之下的父亲干脆判决儿子死去。至高无上、冷酷残暴的父亲被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抽象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父子冲突——强权与弱者冲突的主题。《致父亲的信》是卡夫卡对其父子关系总的清算。然而它在感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在反抗父亲的强权，批判父亲的专横粗暴；另一方面，他又对父亲充满了仰慕与“理解”；甚至替父亲指责自己是在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实际上，他是在乞求父亲对自己“减压”，与其说他是在反抗，不如说是叙述委屈。他的反抗是和隐忍、畏惧、屈从连在一起的，因此他的反抗充满绝望、痛苦，这种悖谬思维与内在冲突耗尽了卡夫卡生命的全部能量。
  3、 婚姻对卡夫卡的影响
致父亲
  卡夫卡曾于1915年初，创作了短篇小说《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将老单身汉孤独、寂寞、凄凉的境遇感受描写得非常真实、生动，这实际上是卡夫卡对自己不幸的感情生活的“表现”。在卡夫卡一生中，与其有较密切关系的女人有四位：费丽丝、朱丽叶、米伦娜、多拉。卡夫卡曾与费丽丝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与朱丽叶也曾订婚，不久解除婚约。这三次订婚又解除婚约原因极为复杂：一是卡夫卡是一位真诚善良而又十分软弱的人，他害怕生活，他想不出还有什么生活比在父亲阴影下更痛苦或者更轻松，他与费丽丝曾通信五百多封，但每到结婚关头就临阵退缩。二是身体体弱多病，他所患的结核病当时被看作是不治之症。三是孤独的内心世界是卡夫卡反抗荒诞世界的最后阵地，失去它就意味着精神上无立锥之地。而家庭责任意味着放弃他酷爱的创作生活。其他还有经济上、情感上等原因，诸多因素使卡夫卡永远不能走进婚姻的城堡。在卡夫卡的女友中，米伦娜是一位独具非凡眼光、最懂得卡夫卡的女人。她曾请求卡夫卡同意将小说《司炉》译成捷克语，其译本也深受卡夫卡喜爱，她对卡夫卡的才华、创作、思想体现了一种惊人的理解力，她曾在给卡夫卡的好友布罗德的信中称卡夫卡是“惟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中间”，“我们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而惟独他是健康的，他的理解正确、感觉是对的和惟一完美无缺的人……他对世界的理解超过世界上所有人一万倍。他始终把自己视为有责任的人和弱者，在世界上还没有
第二个人具有他那样的力量。”但米伦娜对丈夫孩子难以割舍，她最终拒绝了卡夫卡的求婚。多拉是陪伴卡夫卡走完最后人生旅程的女子，她出身于一家有名望的犹太虔诚信徒家庭，与卡夫卡真诚相爱，甚至唤回了卡夫卡久已涣散的生命意志。但多拉的父亲拒绝了卡夫卡的求婚，所以，男女相爱，天伦之乐，家庭温暖，这一切对于普通人来说唾手可得、顺理成章的事，却使卡夫卡望而却步，只有创作——内心的表现，才是他真实的生活。卡夫卡不仅将创作作为他理解世界，分析世界的方法，而且将其视作生存的惟一价值和与世界沟通的惟一途径，所以，他最终也没有能够与多拉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