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历来为评论界所关注，对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变形的阐释多如繁星，但多数人只着眼于文本中潜藏着的异化现象，把他塑造成物化世界的牺牲品。然而，甲虫之谜却少有人注意，即小说的主人公为何一定要变成甲虫而不是其他呢？小说开篇，主人公就被抛入陌生的异己世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作为既定事实被主人公默认，他并没有思考变形的缘由，直至他最后凄凉的死去，作者从未交待或暗示主人公与甲虫的联系。
卡夫卡写作《变形记》时，选择甲虫并非偶然，甲虫是他深思熟虑的产物。事实上，甲虫与格里高尔的命运于某种程度上暗合，不知是卡夫卡恰巧熟知甲虫的生活习性，还是两者的相似性证实了卡夫卡的远见卓识。从格里高尔与甲虫的微妙关系中可以体察作者为何要选择甲虫来表现主题思想。
一
《变形记》写于1912年11月至12月之间，尽管创作时间不长，但是卡夫卡有关变形为虫的构想由来已久，作者选择甲虫这一意象与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密不可分。
童年时吃饭的情景让卡夫卡终生难忘，其父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父亲无意间的一番话，在年幼的卡夫卡心里烙上了人变形为物的最初印象。
卡夫卡成年后，曾结识一位叫略韦的朋友，略韦当时是一个意第绪语演出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两人情投意合，来往密切。卡夫卡曾多次去看望略韦，甚至邀请略韦来家作客，这使其父极为愤怒，以致其父后来轻蔑地称道“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虫。”卡夫卡将这件事写进了日后的长信《致父亲》里，“只须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诬蔑、丑化。比如像意第绪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这样的命运。你
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巧合的是，一年后卡夫卡开始了《变形记》的创作，其父所言“起床时惹一身臭虫”的戏谑之语，在《变形记》中呈现为残酷悲凉的现实，主人公格里高尔不是被臭虫所覆盖，而是被虫彻底吞噬乃至化身为虫。
1911年底，卡夫卡家开办一个石棉工厂，卡夫卡自己也有投资。工厂的监督管理者是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他负责展销全部产品，因此他时常不在工厂，这期间工厂由德国工头负责。由于其父疑心过重，卡夫卡被要求在卡尔·赫尔曼离开时去工厂上班。每日去两个地点工作，严重影响了卡夫卡的创作。他由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其母不得已，偷偷地雇佣女婿的弟弟来从事这个工作。这种情况下，卡夫卡一面抽身进行文学创作，一面又被认为在工厂里工作。卡夫卡日后在《致父亲》中干脆把自己与虫对等起来，“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相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
卡夫卡在长信《致父亲》中模仿父亲的口吻，将他们之间的斗争比作甲虫的斗争，“世
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蛰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致父亲卡夫卡所谓的甲虫何尝不是《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化身，相似的处境使他们都失去了生存的能力，更糟糕的是，格里高尔吸的不是人血，而是劣质食物，也无力保存自身。在卡夫卡心中，自己已经被父亲当作小虫看待。
卡夫卡不仅在生活中体验着变形，也将心灵的感受融汇到创作中去。在早期小说《乡村婚事》中他就尝试着描写变形，把主人公拉班变为甲虫。拉班为了逃避不愿去做的事，主动变成一只大甲虫，打发穿着衣服的躯体去完成使命，这是拉班主动的变形，类似于庄周梦蝶的故事，“既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和策略，又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一种神秘的精神自由的体验。”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却没有如此幸运，他变为甲虫是违背意愿的被迫行为，他不得不变为虫子，这是西方现代社会人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庄周和拉班的变形是短暂的，格里高尔一旦变为甲虫，就不能回归为人。他变为甲虫是永恒的。
二
卡夫卡先前的切身体验与创作尝试，为《变形记》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的参考。在进一步的构思中，格里高尔变为甲虫的设想，既是卡夫卡的匠心独运，又具有某种必然性。
卡夫卡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动物主题，深刻地揭示了他所体验到的人的存在的独特感受。他笔下动物个体的处境，“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无法参透又必须直接面对的充满悖谬性的人的存在境况。”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值大裂变时期，其内部矛盾不可调和，人们在多种迫害下惶恐不安，人身自由遭到独裁专权的极度剥夺，极权主义社会“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哲人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变形记》中的甲虫正是“单向度的人”的形象再现。从甲虫的形体特征和生活习性来看，格里高尔变形为身体扁平的爬行动物，行动迟缓，象征他先前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所累，被压扁了，有着不
可承受之重。变为甲虫后，似乎他能自由爬行于自己的房内、天花板上、沙发底下、墙壁上、窗户口，但他实际上只拥有二维空间，对他来说，除去前进后退，毫无能力超越现实，他不可能飞行或跳跃，他的自由受到形体束缚，以至于他无法逃离封闭的房间，躲开外界的侵害，三次爬出房间，旋即被赶回。甲虫的处境类似于格里高尔变形前的生存状态，他为养家糊口而长年累月的四处奔波，自由唯一在于晚上睡觉可以锁上门不受外界干扰，他的单向度生活使他无力去开拓生活的其他方面。因之，除去体形扁平、行动迟缓的甲虫，为困境所缚的格里高尔不可能变成别的。
细看甲虫的形体结构，甲虫腿有着特殊的意义。小说开门见山地把格里高尔抛入一个梦魇世界，他睁眼就见自己变为甲虫，腿不仅多且“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起床极不容易，“他本来用胳臂和手就可以坐起来，可是他现在没有胳臂和手，却只有这众多的小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且他竟无法控制住它们……小腿便像散了架，痛苦不堪地乱颤乱动。”甲虫那细小且无法控制的腿，极易让人想起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主人公查理被流水线弄得变成麻木机械的工具人，拧螺母成为惯性以至不可控制，竟想在人的鼻子、钮扣上拧紧螺母，影片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产生不可避免的异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扎东斯基说：“大资本企业的工人，不同于手工业者，他只完成一道通常
是非常简单的工序，因此他跟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就发生了‘异化’”。卡夫卡身处人类急剧异化的时代，作为察微知著的敏感作家，他不可能不把握住时代的主旋律，继而在创作中加以表现。事实上，卡夫卡所揭示的主题之一正是20世纪西方人所普遍关注的异化问题，他把异化的牺牲品描绘成巨大而坚硬的甲壳，无不让人联想到资本主义工厂里冰冷厚重的大机器；甲虫身上细弱且无法控制的腿，恰似资本家工厂里疲劳、麻木的技术工，单调超时的工作使他们失去控制，惯性地摆弄着僵化的姿势。再说，卡夫卡家曾开办过工厂，他多次被父亲要求去工厂履行职责，工厂里工人劳作的情景，他应是相当熟悉，最终在笔下刻画出身形兼备的甲虫形象，正是卡夫卡对生活现象的深入思考。
格里高尔的家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不再是温馨的港湾。他的家已被庞大的异化世界所吞噬，即使是他最爱的妹妹也不例外。尚躺在床上时，他觉察到肚子上出现了异状，“他觉得肚子上有点儿痒痒……布满了白小斑点……浑身一阵寒颤”，为何布满白小斑点？为何发痒？纳博科夫给出了这番解释：“格里高尔的家庭成员都是附在他身上的寄生虫，剥削他，从里向外蛀食他。甲壳虫身上的痒从人的角度正是指这种情况。”诚然，格里高尔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为挣钱而忙碌得暗无天日的枯燥生活使他对家人“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在他心中，劳动不属于自己，他疲倦不堪地奔波多出于被迫与无奈。
他同情自己“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心里在呐喊“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作为推销员、儿子与兄长，他的自我意识从未出现过，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可见，甲虫身上出现的白斑点，正是格里高尔虫性意识的苏醒。
格里高尔渴望反抗残酷的现实，而他身为卑微的小人物又无力同现实抗衡，反抗的意图迫切需要从坚硬的盔甲中寻求保护。恰巧甲虫的外形结构暗合了他的心里需求，随之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身上长出“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肚子变成了“硬片”，遗憾的是，等待着他的是彻底的失望，“这层甲壳最初似乎很硬，很安全，但最终却发现原来与他的不健康的人的肌体及精神一样软弱无力。”他变形后，公司一脚把他踢开，父亲驱赶他，母亲由怜悯变成漠然，妹妹一改同情变为绝对的背叛，首先提出要把他弄走。因之，他绝望地死去。事与愿违，他身上的坚硬甲壳并未保护弱小的躯体，他以指望甲壳保护自己为起始，又以在甲壳中孤独凄清的死而告终。
总之，《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为甲虫并非卡夫卡的偶然所为，而是与作者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并且，甲虫的形象个性与作者的心理需要最为接近，最好地显示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况。所以，卡夫卡对甲虫的选择，并非随性所为，而是有着深刻的创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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