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逐渐影响着文坛，现代派在创作方面有明显的寓言化倾向，弗兰茨·卡夫卡作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的作品《变形记》作为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明显寓言特的现实主义小说。《变形记》以寓言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人被“异化”成“非人”的事实。本文拟从寓言的角度分析《变形记》的多重主题寓意，并试图说明这篇小说具有寓言的特点。
致父亲关键词：卡夫卡；寓言主题；变形记
引 言
《变形记》这部小说从名称来讲不外乎“变形”二字，正如伊恩.麦克尤恩所言：“在所有文学作品中，都存在变形这个主题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作为20世纪初期现代派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自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品内容讲述的是一个叫格里高尔的旅行推销员一夜之间由人变成虫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取材方面仍然承袭了以往“人变动物”的母题，
而“人变动物”这个母题从故事创作层面来说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寓言化倾向，同时在《变形记》中卡夫卡给“人变动物”这个母题赋予了新的主题寓意，他广泛运用了夸张、变形、对比等手法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变形巧妙的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变形”来揭露现实社会的冷漠荒诞。因此可以说《变形记》就是一部寓言，所以寓言的多重寓意性也在这部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
陈蒲清在《寓言传》里说道：“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1](P363)可见故事性和寄托性是寓言的重要特征。小说采用了一种非常简约客观的“圣经笔法”冷静的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在情节安排上采用“卡夫卡式的开头” 将“人变成虫”这个情节的开端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使这个故事充满寓言性。有人认为：“卡夫卡最早发现了现代人的困惑”作者借人变虫这样一个故事来揭示现代家庭的困境，人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使这个故事充满寄托性的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寓言主题。
一.自我异化的寓言
（一）格里高尔的变形之路
小说的是将“人变成虫”这个情节的开端设置是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主人公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浑身不对劲，而且动也动不了，身上密密麻麻长满了腿，除了不能正常沟通之外，他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比起牛奶面包他更喜欢吃一些残羹剩饭，但这些都是他的外在生理特征，他的内心始终没有变。当他以甲虫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时候，母亲吓得昏倒在地，父亲“充满敌意地握紧拳头”然后“用手遮着眼睛哭起来”[2](P130)他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所以对秘书主任的一番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他追赶秘书主任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因为一家人还要靠这份工作呢，却不料将其吓跑，“他的恳求不被理解”[2]，反而令父亲“狂怒不已”[2],“挥动手杖”[2]（P133）要把他赶回去。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越来越得不到重视，父亲厌恶他，用苹果砸他，母亲在他房间里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就连照顾他的妹妹也一心想着“把它弄走”[2]认为“它必须离开”[2](P158)等等，而他总是怀着感动和爱意想着家人。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虫子外形来对比其他人的人心，表面上看起来是格里高尔变成了虫子，而实际上虽然格里高尔拥有了“虫身”具有了虫的生理特性，但是他的内心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他的家人在他变形之后，却完全把他当作一个虫子来对待，在家人的视野里觉得他只是一个动物，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为家人赚钱的格里高尔格之利益，反而是一种包袱，就在他死去的那天，他的家人还坐上电车去郊游。格里高尔为了家人，整日起早贪黑地工作，为的就是完成
他的两个梦想，一是帮父母还债，二是送妹妹去音乐学院，这两个梦想是他作为人的追求，也是他作为人类而言想要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的体现，而完成这两个梦想就能使他能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所以对于温暖家庭的向往是格里高尔存在的意义也是其毕生的追求，但不幸的是，社会偏偏把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让他失去了赚钱养家的能力，那也就意味着他所渴望的一切都随着他的变形而成为泡沫。他和家人之前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等价交换，他把自己当推销员的收入交付给家人，家人给他温暖。作者通过格里高尔这个小人物形象的刻画，来揭示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的寓言，孤独感，恐惧感，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交流的障碍，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社会将人异化成非人的寓言，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残害。有人总结卡夫卡的作品;孤独的生活，无望的爱情和谜一样的小说。而他的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都带有自传彩，他将自己的经历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相结合，来表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感。]在变形之前，主人公格里高尔为了家庭生活幸福，牺牲了个人的自由，终日为了工作奔波劳碌，其实他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有理由放弃不喜欢的工作，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一旦选择就必须承担失去亲情的责任。与此同时，变形之后，他其实是有自由去选择生存还是毁灭的，但是如果一旦选择了生存，就等同于他要以“虫形”的方式停留在家人的视野中，作为包袱忍受家人的厌恶和冷漠，
为此，他只能在满怀对家人的爱意中选择死去，而且他认为自己该死去。可见，主人公格里高尔每一次所做出的自由的选择，都是几经挣扎之后的无奈之举，曾艳兵曾说“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4]由此可见，变形是格里高尔寻求解脱，寻求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其逃离异化世界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他想要从压抑的现实环境中逃离，去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而这种逃离的方式就是通过变形来实现的。而变形之后的他再也不能为整个家庭带来福利，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另一方面，他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曾对于家庭温情的向往在家人渐渐的冷漠之中成为绝望，可即使是这样，他依然充满善良，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选择孤独的自觉地死去。然而他的行为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甚至于他的家人已经忽视他的存在，似乎他的离去带给家人更多的是一种丢掉包袱的愉悦感。小说中格里高尔的自我矛盾也恰恰映射了卡夫卡本人的矛盾心理，在处理自我关系上，卡夫卡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展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矛盾。
(二）甲虫外形的多重寓意
格里高尔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就以甲虫的形态展现在读者的视野中，从人物名称命名
来说，“格里高尔”这个词的德语解释是“甲虫”的意思，我们知道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旅行推销员，凭借一己之力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替父母还债和送妹妹去音乐学院这两件事情是他生活的全部，为了能够尽早的做好这两件事，他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工作，日复一日的奔波，就连在睡觉的时候也感到焦虑。此外，甲壳的封闭性，也同主人公的生存状态极为相似。格里高尔的职业是一名推销员，光从职业属性来讲，销售这个行业其实一点也不孤独，但是文中这样写道：“我选了一个多么累人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烦人的事比坐在店里大多了，还要忍受旅行的种种烦恼，操心一次次换车时的衔接，饮食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都是萍水相逢，不断更换，不可能建立起深厚的交情。”[2]（P122）格里高尔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他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躲在房间里做木工活，由此可见，他生活及其封闭，他生活在孤独的一个人的世界里。
《变形记》中，从小说的形象选择来看，卡夫卡之所以会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是因为甲虫作为一个弱小的代名词，对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的杀伤力，而这样弱小的甲虫也像及了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也像极了卡夫卡自己，也正如吴晓东所言：“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容易受到伤害，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3](P14)。与此同时，正是基于这样的评价，我们才明白卡夫卡的孤独，作为一个像
他这样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而言，他所具有的某种特质和他所变成的甲虫具有十分的相似性。甲虫坚硬的外壳就像主人公格里高尔身上的压力一样，这样的压力让他的生活规律而又无趣，每天两点一线的日子要求他必须像钟表一样上紧发条不停的转动。他生活的很封闭，他活的一点也不像自己，倒像是甲虫一般。
二.家庭的寓言
㈠家庭人物角设计
作品写到了格里高尔的家人，包括格里高尔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妹妹格雷特，作者对于这三个人物的刻画充满寓言性，他们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展示着他们所代表的现代家庭的异化。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靠经商发家而性情粗暴的犹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犹太人白手起家的独自创造一片天地的奋斗过程，也可以感受到金钱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在他的父亲看来，儿子对于父亲命令的顺从，就是父子之间最和谐的关系。父亲这个角在卡夫卡眼里一直是恐惧的，他曾在《致父亲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以及对于自己和父亲之间不对称的力量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您坚强健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卡夫卡”“一个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您做父亲太强而有力了，而我又
太虚弱，大有不堪消受之势。”[5](P151)他也曾想要克服这种恐惧和父亲斗争，但是结局往往都是他倒在父亲的权威下，在《判决》中，父亲判决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格奥尔格就去投河了。《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父亲老萨姆沙先生虽然因为生意失败而一度颓废，但是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他的权威立马开始显现，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坚定了消灭自己的决心”[2]他用一只苹果就将自己的儿子砸死，并且重新穿上制服去工作了，父亲的强大和儿子的弱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和现实中卡夫卡的父子关系是一致的。
格里高尔的母亲和妹妹就是“旁观者”的化身，尤其是他的母亲表现得较为明显，而他的妹妹只是在前期表现出同情，后来表现的更多的是冷漠，甚至想将他置于死地。那个时候的格雷特已经完全被异化了，她认为眼前的这个虫子不再是她的哥哥，她完全将格里高尔当作动物来对待，一心想着“他必须离开”内心早已忘却那个满怀深情的甲虫曾是她的哥哥，还曾拼命赚钱准备送她上高等的音乐学校。格里高尔的母亲一直都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她曾拼命叫喊着要去见格里高尔，她曾说那是她“可怜的儿子啊”[2]但是因为格里高尔可怕的外形吓到了她，后来在父亲和妹妹商量着要“设法弄走他”[2]时，母亲一言不发，她就以这种旁观者的姿态默认了老萨姆沙先生对于格里高尔的处置，对于眼前的这一切置若罔闻。
㈡家庭人物关系的异化
卡夫卡是孤独的，忧郁的，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什么归属感可言，同时他把这种孤独也倾注到了格里高尔身上。
在《变形记》中，作者广泛采用了对比手法，详细的描写了格里高尔的家人对他变形前后态度转变的过程美眉，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之初,她的妹妹格雷特还会给他送牛奶和面包,按时给格里高尔送他喜欢吃的食物,有时候会说“今天他可吃的香呢”或者有时候又会说：“又是什么都剩下不吃”。[2]母亲开始也是一样，对他表示关怀之情，因为很早就想见他了,拼命叫喊,“让我去看看格雷戈尔”,“他是我可怜的儿子呀”。[2]但是这些善良在后来确信他不可能恢复人形之后就消失了, 家人已经把他作为一种负担，曾经照顾他的妹妹，却和父母说“它必须离开”[2]母亲对于父亲和妹妹的“计策”也无能为力，他们一家人由最初的关心惦记到开始厌恶再到最后必欲置其于死地的过程.变形之前的格里高尔与家人维持着一种充满爱意的家庭关系，因为他能够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变形之后，失去了养家的能力，与家人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热度逐渐下降，而格里高尔本身没有变化，只是外形改变了，所以，虽然他生活在亲人中间，却感到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最终只能选择死亡。这是一种对于家庭亲情温暖的绝望，在这样的思索之中只能选择绝食来结束生命，回顾他所遭遇的灾难，从变成甲虫到最终离开世界，无一不是他人造成的。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他人存在的障碍。格里高尔甲虫的外
形使他成为全家人的障碍，成为噩梦般的存在，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死亡。
这种死亡，不是简单地死亡，也绝不是人类明目张胆的虐待动物的结果，格里高尔的这种死亡也在揭示着在资本主义时代那些被物质所驱赶奴役的现代家庭的解体。血缘虽然是亲情关系的表征，但却不是维持亲情关系唯一存在，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家庭中，亲情不再永恒。格里高尔和他的家人虽然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金钱面前，它也使往往本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变得冷酷无情，这种变化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的罪恶。人变成“物”以后,处于一种“非人”的状态, 失去人本来的拥有的能力。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言说的能力，那么他将会面临孤独，甚至面临灾难。小说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同时也完全撕碎了人们身上的假面具，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关系也彻底的揭露出来。同时格里高尔作为家庭的成员而言，正是因为他本人的变形，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家庭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下出现的种种危机，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生存面临的困境，表现了现代人生存的灾难感，以及在金钱的诱惑下现代家庭的解构和人与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显然，成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在变形之初已经悬吊在空中了，因为他失去了沟通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失去人的特征之后就已经跌落下去了，暂且不说他跌落的是地狱还是天堂，在他转变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此时的传
统宗法血缘已经无法作为一个纽带将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与他的家人再连接在一起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血缘宗法已经被经济所代替。人与人之间看不到一丝温暖,没有爱,没有理解,没有善良，感受不到任何人性的力量。世态炎凉，冷漠的金钱关系，让人感到的只是无限的凄凉。作者将人变成动物,以动物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从格里高尔变为甲虫的生命体验让我们看到，人在面对这些“物”的时候,早已经失去了人性中的怜爱与同情，取而代之的则是面对异类的厌恶和唾弃。其实更深一步的说，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而又美好的，但人一旦经过异化之后，便丧失了人性中的善良，作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揭露资本主义的丑陋面目，以及向我们展示了被资本主义所异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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