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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诗歌的风格变化
摘 要：杜甫的诗歌风格随着时代和杜甫自身的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经过了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和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三次大的风格的变化。杜甫诗歌创作的前期正是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所以杜甫诗歌的创作充满了歌颂盛唐的真情豪迈。杜甫诗歌创作的中期是安史之乱前期，杜甫的一段困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揭露
唐王朝的腐朽，“忧国忧民”思想开始酝酿发展，但不够成熟，其对社会真实的抒怀也是感性不成熟的。杜甫创作的后期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的黑暗，这一段时期的杜甫漂泊流离，对社会真实的抒发由原来的“感性真实”转变为 “理性真实”， “忧国忧民”思想也走向成熟。同时，杜甫诗歌后期创作达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杜甫 诗歌 成因 风格变化 安史之乱
杜甫的诗歌风格随着时代和杜甫自身的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经过了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和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三次大的风格的变化。
一、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712—747）
（一）经历与风格简介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出身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有“盛唐气象”之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24岁，赴洛阳应进士考试，落第而归。尽管杜甫落第而归，但年轻气盛的他仍饱含胸中之志，立志忠君报国，继承家族兴旺。
这一时期可以定为创作的前期，即盛唐时期，时间段为712年—747年，其风格为：真情豪迈地抒怀，抒发的情感以“爱”为主，真情豪迈为主流风格。
（二）真情豪迈的诗歌风格
在盛唐这样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以及杜甫这样年轻气盛的年纪，杜诗的整体气势得到体现，抒发真性情与远大抱负，诗歌主题具体也可以分为四类：
1. 抒发心胸与抱负
以《望岳》、《房兵曹胡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代表诗作。《望岳》描绘了泰山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借泰山直抒胸中之意，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站在泰山顶上，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体现了其傲视雄，满腔热情的抱负。杜甫的心高气傲、自命不凡之气，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得到深刻地抒发。“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1]
2.记叙交游，抒发生活惬意
以《题张氏隐居二首》和《夜宴左氏庄》为其代表诗作。以《题张氏隐居二首》为例，写出了杜甫与友人在乡间田野饮酒取乐的喜悦惬意的情怀，诗中也不乏幽默之词。“归醉每无愁”，一醉方休，醉归忘险，充满了无限的兴致，笔调之间满是欢畅。
3. 盛唐的颂歌
以《饮中八仙歌》为其代表诗作。诗歌描绘了饮中八仙的饮酒情态，描绘生动豪爽，洒脱不拘，在淋漓尽致中彰显盛唐气象。
二、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747—756）
（一）经历与风格简介
李白的诗风是 天宝六年，杜甫36岁，于长安应诏就选，但因李林甫嫉妒贤才，应试者全部落第。此后，杜甫多次献诗希望辅佐君王，却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现实培育了杜甫，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前，时间段为747年—756年，杜甫诗歌的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真情豪迈的抒怀转变为个人情感的抒怀以及对现实的反映，诗中洋溢着对统治者集团荒淫奢侈的讽刺揭露，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以及对唐王朝潜伏的危机的担忧，其“忧国忧民”思想初见端倪，开始萌芽和成长。
（二）嘲讽揭露的诗歌风格
1. 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败
代表诗作为《乐游乐园歌》、《兵车行》和《丽人行》。以《丽人行》为例，全诗讽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全诗通过写诸杨游宴的奢华和庞大的气势，讽刺了王公贵族腐朽、荒淫、奢侈的生活。
2.忠君爱国，同情士卒
以《前出塞九首》为代表诗作，诗中既表达了对士民离家远征的同情，“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同时歌颂士兵舍身报国的精神也不乏，“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3.讽刺朝廷好大喜功
以《后出塞五首》为代表诗作，《后出塞五首》反映无止境地开疆拓土造成了安禄山的反叛，是乃“过犹不及”之行，借《后出塞五首》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
4.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前、中期思想艺术的最高峰，作者通过十年困顿的磨练，对社会、国家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和唐王朝的危机联系起来。
三、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756—770）
（一）经历与风格简介
天宝十四载，杜甫44岁，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发生“安史之乱”，投奔灵武，被敌俘获，押送长安，在长安目睹胡兵屠杀人民，写下了众多爱国主义诗篇。46岁，从长安逃至凤
翔，唐肃宗授左拾遗，后因上疏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48岁，往返华州、鄜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亲眼看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写下“三吏、三别”。次年弃官去泰州、同谷、成都，于成都落成“杜甫草堂”，通过严武的帮助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称“杜工部”。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以后，时间段为756年—770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后期。在“安史之乱”的洪流中，杜甫到处漂流，到处逃难，在漂泊的旅途和生活中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完全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与以前一时期相比，前者多是情感的笔调，多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爱和感叹。“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2]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就是社会理性的抒怀，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以“爱”为主，悲情壮美为主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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