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科举”是以考试为契机的人才选拔制度，其中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完备的时期，对后世以及近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代的选举制度创造了读书人垄断政府官员的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的政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垄断政治权力之肇端。由于可以垄断权力，人们开始读书，做知识分子。唐代的科举制度只是改变录取的形式罢了，之后科举考试内容不断调整，更是录取形式不变下的规则微调，于政权为知识分子所垄断的现实根本没有造成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我国于唐代开始了科举取士制度，但绝对不是知识分子垄断政权之开始。科举本身也在发展之中经过若干阶段之演变，但在所有的演变之中，宋朝由改考《经》、《义》且一考定终身对后世影响最大，其次明代八股文的出现也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创造性。凭事实讲，科举制度的本质在于开放政权，但绝对不是对所有人开放，仅仅针对知识分子，要想做官必须成为知识分子，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先读书，而读书只是做官的必要条件，结果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汉代的选举，是在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而唐代通过考试制度公开竞
选是在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开放范围，比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开放政权这一点论，唐代的政治比以前进步了，但也不是说唐代的科举制度就完美无缺。例如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开放，参加考试者越来越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候补官，当时有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之说，这是当时政权开放中的大弊。以后历朝历代弊端依然。然而更大的弊端在于考试内容的逐步变化，而考试内容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变化的产物，唐宋科举制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科举考试的人员不同。唐代门第势力旺盛，由于印刷术还未问世，购书、藏书、读书需要巨大的财富，所以应试的许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很早就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从政的经验。而到了宋代，除吕家和宋家等少数几个家庭之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读书费用大大降低，有所谓的农家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试，走入仕途，对实际政治生活不免生疏。
  2.考试制度的不同。唐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不限题材的平日诗文成绩呈送上去，送有大学问德高望重者阅读。此等老一辈，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
评价，所以在未考之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根据社会和政府先辈舆论，来选拔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但有些人便借此制度之宽作弊，于是政府不免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此乃一切制度皆然。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其本义，而专在防弊上做文章，比如宋朝的考试制度，比唐代严格多了，那时就有糊名之制度问世，所凭真实考试成绩。其实考试之成绩，只是一日之长短，这样考试防治虽然严密了，有时反而得不到真才。考试制度在宋代是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效率。以致后来对于科举考试，朝廷也不因广大考生应“圣贤”之试而信其贤，把科场防避之制设计得如同防范狱中之囚：“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更有“巡绰监门，搜捡怀挟”，“试官入院，辄封钥门户”。
  3.第者历练过程不同。唐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实习，在幕府作幕吏，而借此对政事先有一番了解。宋代则因为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人不喜欢读书，又因宋太祖赵匡胤尊重知识分子，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唐代般还能保留两汉以来一切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试制度的缺点。
  4.考试内容不同。自晚唐以来，又因为知识分子人人学诗赋，如杜牧的《赠别》：“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柳永的《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如果政府物的人才都钻研这样的风花雪月知识，显然担任官员不是妥当的办法。因此有必要规范知识分子的学习方向，进行改革。但改革后却得不偿失，作为考试大纲的《四书》、《五经》反而不如考诗赋。王安石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秀才为学究”。
5.录取标准不同。因为应考的人太多，录取的标准成了问题。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限定字句、平平仄仄、对的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录取，标准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改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定格式来，这就是八股格式，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录取。这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测试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诗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就制定了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的时候，政府也不是想存心糟蹋人才的，目的在于录取真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失殆尽。
 
  二、科举制度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的格式，使考试制度一步步僵化，其考试宗旨日益背离，考试，中第的官员不懂得政务，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成为中国衰落的根源。自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的大约四百年间，中国对世界科技发明和文化思想的贫乏贡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从更加广阔的宏观视野来看，知识分子垄断政府权力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失策，而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只是战术失策，因为这种政府选拔人才的机制没有为知识分子从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1.为政府选拔人才，不鼓励科技发明
  众所知之，一个国家的强盛归根到底是由其技术发展的速度决定的，技术实力雄厚，国家必然强大，技术落后，国家不可避免会衰落，遭受别国羞辱，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明证。宋前的技术领先和强大以及宋后的逐渐衰落，直至近代遭到帝国主义的残暴蹂躏，乃是技术领先和落后世界使然，而中国的技术落后，罪魁祸首首先该归咎于只鼓励知识分子做官，杜绝其他人参政；其次才是僵化的考试制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阐述技术产生的途径。在前现代时期，技术发明基本上来源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从科学和实验中获得。中国早期在技术上独领风骚，其原因在于：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占有绝对优势。而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以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创新方式上来，而同时期的欧洲，由于18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
  要阐明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科技发明为什么会速度缓慢，就要了解科技发明产生的机制。发明的源泉是试错和改错，这包括了两种类型：一类是“经验型的”试错和改错；另一类是“实验型”的试错和改错。经验型的试错和改错是农夫、工匠或思想家工作时进行的自发活动，只是生产副产品。实验型的试错和改错则是发明者为了发明一种新技术而进行的深思熟虑的活动。从经验中获得的新技术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而通过实验获得的新技术则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可是在生产过程中，农夫或者工匠只能有一次试错机会，而科学家则可以通过重复实验进行多次试错和改错。因为经验型发明没有成本，并且只是生产活动中得到的自发结果，所以在经验型发明中并没有经济上的考虑。相反，经济上的考虑则是决定实验型技术发明的重要因素。而且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传承任务往往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系统而快速的担任，在
知识交流国际化的今天则更是如此。
而以测试经义为内容的宋朝以及之后的科举考试恰恰缺少科技发明方面的激励，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作为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推理的活动。在科举取仕这样的激励机制下，政府任职是最为荣耀、最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以致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是最终目标。为了应试，创造所谓的定向人力资本，他们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备考。
  2.参试内容僵化，抑制创新精神
  参加这类科举考试所需阅读的基本读物是儒家学说《四书》、《五经》，长达431，286个字，而且必须熟记在心。此外，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还必须阅读有关注解，其篇幅数倍于原来的正文。为了应付考试中作诗和作文的需要，对其他历史、文学和经典著作的阅读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科举考试的这种特殊课程设置，大多数学生包括所谓的天才学生都没有心思分神，根本就没有兴趣积累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一旦他们通过了这些苛刻的考试之后，就会忙于官场应酬，醉心于沿着权力阶梯向上爬。做官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激励积累在科学研究方面所需要的专项人力资本。一个社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
增长，其进展的持久性来自于技术进步，而要获得技术进步，需要一个社会把所有的资源在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方面进行适当的配置，这又主要从以下四种形式表现出来：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扶持、对私人的研究和开发创新进行激励、社会对其高才能者的精力和兴趣进行引导，以及知识积累的干中学（大体相当于无意识的获得知识积累）。如果说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那么中国自宋朝以后的传统制度在以上方面皆无建树，这也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缘由。
 
历史也证明了中外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中世纪之后，社会颁布法典、引导民智，鼓励创新，保护发明，提倡工商业，淡化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于是有了中产阶级，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大开仕途，参与政治。中国自两汉以来，尤其宋朝以后，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其实只是知识分子），鼓励社会各阶层读书，当然基本上就是读经义，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的传统政策。国家的政策措施，在于追求各地低水平的均衡发展，鼓励民间聪明才智从政，不允许私人财富的无限增加。于是知识分子竟求政治上的仕途充斥，导致
官僚主义泛滥。若要解决之一弊端，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于政治意图，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综上所述，这才是中国由定居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结构转变之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