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袁世凯而不选择孙中山？这是具体而微的问题，必须分析双方的力量、制度和人望等因素，考虑哪一方更适应中国的国情；
其次，中国最后为什么走向了军人专制的北洋政府，而非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政党代议制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问题，更是中国近代的一大选择，这种选择无疑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第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的结果还被袁世凯这个有着帝制理想的人所窃据？这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上来讨论，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但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这一次关乎中国历史未来数十年发展走向的重要选择，袁世凯乃至他所代表的北洋集团成为胜利者都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必然恰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矛盾双方所掌握的条件所决定的。
下面具体展开说明我的一点浅见: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袁世凯而不选择孙中山？
第一，北洋与同盟会的政治体制对比
北洋是从淮军系统演变而来，到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正式形成的一个具有家族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结构相对紧密，以袁世凯为核心。且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时期，北洋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行政资源，并且以北洋为代表的晚清官僚们也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改革中累积了大量的近代政府运作的经验。
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众多反清会党团体本身并未超脱中国传统会社组织形式，其结构的松散程度导致了内部山头林立，各个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而且尽管孙中山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但事实上在反清会党体内部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缺乏足够的领导威信和能力。
并且会党人员空有革命热情但是实际的行政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相对北洋诸人来说都普遍偏低。
第二，袁世凯与孙中山个人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应该说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是孙中山无法相比的。
1.军事上，袁世凯创建的新军标志着中国军队从传统中世纪封建组织结构转变为近代化的军事组织力量，其表现在袁世凯在创建新军的过程中培养了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代表的大量近代军事人才，而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近代的政治走向。
2.行政上，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办了巡警局以及巡警学堂开创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端。并且在联军交换天津期间用巡警替代军队有效的伸张了国家的主权。而且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极力施行新政，彻底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3.开启民智，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以及总理大臣过程中大量创办了新式学堂，并且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可以说晚清时期派遣的留学生数量之多唯有半个世纪后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可以媲美。当然不能说这里面全是袁世凯的功劳，但和袁世凯为首的开明官僚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而孙中山对比之下则显得革命热情有余，实干不足，在国际与国内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在一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是缺乏影响力的。而且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实际贡献来说，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第三，国际上的影响力
袁世凯自从担任北洋大臣以来，一直通过身边的幕僚蔡廷干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在莫里循对晚清新政的一系列报道中对袁世凯诸多溢美之词，使得袁世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比孙中山要大的多。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以莫里循为首的西方记者无一不把拯救中国时局的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从而也使得列强在选择支持对象方面偏重于袁世凯而忽略了孙中山。
孙中山虽然在日本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与支持者但是由于缺乏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与国际舆论的影响使得列强在考虑是否支持以他为首的南方临时政府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由于列强的举棋不定导致了南方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从而大大影响了战局，而战事的失利也使得列强转而支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政府。
第四，中国的传统性的社会选择习惯使得袁世凯脱颖而出
袁世凯无论从其出身已经政治经历都符合中国当时传统社会的道德认知与政治习惯，使得他得到了当时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
孙中山虽然有革命激情和理想，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主要精英阶层在经历了70余年的开
国之后并未由传统的士绅转变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会党并不能得到当时占据中国各个方面主导地位的传统力量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大批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纷纷被传统官僚所取代的原因。
第五，北洋的团结与革命党的分裂尽管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明确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的口号，并付诸实施；但辛亥革命以及随后东南革命浪潮里处于领导地位的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而是由同盟会分裂出去的日知会、共进社以及陶成章、章太炎为首的复兴会等反清会党。甚至这些反清会党内部为了争夺革命的主导权不惜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自相残杀，陈其美指示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就是最明显的一例。这也导致了以同盟会为首的反清会党在与北洋为代表的传统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利博弈过程中一直处于一盘散沙的地步。相反北洋集团尽管出现了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起义，但未起即灭，对北洋的根本并未产生损害。而且因为吴禄贞的兴中会身份，反而使得北洋内部更加团结。
第六，北洋与同盟会的经济实力的对比
北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政治集团，集成了李鸿章所创办的洋务派的大批实业厂矿，形成了一个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官商垄断型经济实体。其经济实力不是靠兜售革命公债为经费来源的
民党组织所能比拟的。而民党的经济之窘迫从黄兴与孙中山为了一万日元的革命经费而闹翻可见一斑。可以说，从同盟会开始，民党的经费问题一直到1949年都未得到解决。而当时南方各个革命派别之所以推荐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以孙中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南方革命政府筹集经费，而孙中山的归来并未解决临时政府经济上的窘境，这也是临时政府选择向北洋集团妥协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下，袁世凯与孙中山两人一个代表了保守稳健符合中国传统政治面貌的人物，一个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激进革命的形象；仅就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力量导向而言占据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阶层更愿意选择保守而稳健的袁世凯，而非孙中山。同时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集团与当时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会党相比要具有更加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同时在相关行政工作上也更具经验，也更符合列强希望中国政局迅速稳定的期望。而以孙中山为首革命会党自身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革命激情有余，缺乏实际治理国家的经验，其本身激进的革命主张也并未得到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认同与支持。仅就个人政治魅力而言，袁世凯在经过晚清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已为当时世界所熟知，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其本人晚清的官场经历也使得他在国内的政治关系上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而孙中山虽然在国际上作为革命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在国内的政治关系上不仅无法比拟袁世凯甚至在同盟会内部也无法与黄兴相比。
这一系列因素的对比，也就造就了双方主体命运的不同，而且只要国家仍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和社会结构运行，就必然带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的最终得势，而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也终究不可能实现专业革命党向一个执政党或参政党的转变。
第二个问题:中国最后为什么走向了军人专制的北洋政府，而非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政党代议制民主国家？
首先北洋集团本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为纽带的政治经济集团，因此北洋的执政就凸显了其军事政权的彩，不过事实上北洋执政时期比之孙中山的南方政府而言其民主彩更浓厚一些。或者说，尽管北洋政府是军人执政，而非军人专制；而南方政府则是典型的革命专制政权。
另外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完全是两个概念，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已经发展到向领袖个人写效忠信的专制会社了，完全和民主政党政体以及近代的民主自由潮流相违背。
尽管北洋政府一向充斥着任人唯亲与国会贿选等丑闻，但不可否认的是北洋政府还是按照临
时约法的构架内的组织程序下进行的人事更替。在监督政府方面，国会依然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国会对政府的制约作用依然存在。而真正导致国会的监督权力完全被北洋政府架空的恰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党在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中所表现出的不冷静以及采取制度外的暴力活动。
而如果我们具象到从北洋政府建立到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尽管军事政权彩浓厚，但要真正变成军人专制，仍要到段祺瑞担任总理之后。而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早已经彻底蜕变成了革命专制政党。此时只能说是段祺瑞反革命的恐怖在面对孙中山革命的恐怖。
第三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的结果还被袁世凯这个有着帝制理想的人所窃据？
对此，我的看法是，从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中国的政局一直表现出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以及中央政权的衰弱，到了庚子国乱、东南互保发表，更是标志着地方实力派正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而晚清的宪政改革更使得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而从构成结构上分析，当时的地方实力派多为旧式的士绅地主与旧官僚，这些人尽管在开办新式学堂以及新式企业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毕竟是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守旧的，对孙中山的激进革命主张和政治纲领依然是抱有强烈抵触的情绪的。
历史的选择因此，当辛亥革命满足了推翻满人异族统治的这个最核心目标后，这些人就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动力与热情，转而安于现状，希望恢复革命前的社会秩序。而从这个方面讲，类似于袁世凯这种成长、发迹在传统中国政治环境下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政治强人比之孙中山这样的代表着新兴力量的政治人物更能得到占据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主要力量的守旧派的喜爱和拥戴。
而且尽管距离战争打开国门已有70年，但仅就当时广大的中国底层人民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切身体会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在乡村基层社会把持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政府的组织结构上并无翻天覆地的改变，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走向个人称帝的道路也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