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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大会上指
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作为一项中国文化体验项目,“
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有效的文化沟通。我们知道,
叙事的本质是一种“战略性文本”
,即“通过实施这种战略,政治行动者试图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确定的意义,
以实现政治目标”。“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通过“对事实要素的策略性模塑过程,形成特定的叙事方案,
从而达到引导受众理解的目的”。这种策略性叙事,
主要表现在创作者的组织传播、内容生产方式和传播效果这三个方面。
一、创作者:系统引导下的组织传播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下文简称“看中国”计划)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AIC-CC )和会林文化基金联合主办。十年来,
该计划形成了以民间公益艺术基金组织为资方、
以专业学术型机构为承办者的格局。
(一)创作者文化背景的多样性“看中国”计划以外国青年为主要创作者。以2018和
2019年“金目奖”获奖作品为例,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创作者国籍上具有多样性,
涵盖亚洲、北美、北欧、南非等世界各国区域。一方面,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带给创作者崭新的体验;另一方面,创作者将自己对中国形象的认
知传递给中国观众。这种互动传播,
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纪录片文本的认知,为文化价值提供了重新阐释的机会。
(二)创作者的视角
“看中国”计划以弘扬传统中国文化为出发点,
将传统的中国元素以新的视角进行叙述,
有助于在国内外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纪录片《The Living Past 》(《活着的过
去》)主要讲述了重庆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恐龙化石修复师朱松林的故事。创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朱松林的刻画,而是将叙事重点放置在修复恐龙化石这一事件上。于
是,纪录片的内核抽象到“传承”
这一概念,恐龙化石修复师被塑造为文化坚守者的形象。
此外,创作者大量使用了窥视镜头的拍摄方式。纪录片《Early Summer 》(《早夏》)拍摄的是小女孩被送到农村的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故事。创作者将摄像机架在
一旁,利用固定镜头进行真实生活的记录,
不做任何的主观干预,也没有对事情的评判。
观众随镜头一起,窥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窥视镜头将想象的空间给予观众,满足观众对于一个场景或事件的想象。
(三)传授者的双向互动
“看中国”计划系列纪录片在互联网平台和国内外
高校平台进行了传播。各高校资源上的优势互补,
能够为计划的持续进行提供良好的信息资源。“看中国”计划的价值,一方面是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的理
解与接受,另一方面是中国青年对外国青年观察视角的研究。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格局。这种主导创作的组织方式,通过多重视角审视文本,构造了更多
样、更客观的形象认知,在东方与西方、国内与国际、官方与民间构成了信源的交互式平衡。
二、内容呈现:超文本叙事方式与多维化内容生产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与传统纪录片的基本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模块化和超链接叙事的形式下,呈现了多维化的内容。
(一)超文本叙事方式
传统的纪录片文本叙事多运用的是闭路结构,也就是单向叙事,讲求结构的完整性,注重开头结尾以
看与被看:“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的
中国青年说策略性叙事
阴纪卓言
摘要:“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自201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十届,
在国内外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该计划拍摄的一系列纪录片,通过系统引导下的组织传播、超文本叙事形式与多维化内容生产方式,传播了中国文化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最终实现了策略性叙事。
关键词:“看中国”;策略性叙事;
组织传播;内容
生产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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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部冲突。“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则运用了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叙事模式。该计划中,
每一部纪录片被分成了10分钟左右的小模块,体现出不同创作者所了
解的中国文化。在2018年的纪录片《Blue Sheep 》(《岩之
精灵》)中,创作者通过对于喜爱岩羊的人们进行采访,
呼吁更多人保护岩羊。与此不同,纪录片
《Little Princess 》(《小公主》)则是拍摄动物园中的雪豹生活。
两个纪录片文本各成一个独立的模块,
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选题蕴含着相同的人文内涵:
对濒危动物的保护。因此,“看中国”计划的所有作品形成了一种超文本
形式。该计划中的纪录片包含人文类、
自然科学类、故事类等多种类型。在互联网平台,
观众可以任意选择该计划的纪录片进行观看。尽管每个纪录片的内容都相对独立,但其意义依旧是存在于该计划的网状叙事之中。
(二)多维化的内容生产
“看中国”计划的策略叙事包括
“看”和“中国”两个方面。
就“看”的方式而言,“看中国”
系列纪录片充分利用了多视角的拍摄手法。纪录片《The Seal 》(《封》)
中,表现城市与农村的区别时,利用了太极师傅、
攀岩者、解说者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文本内容的创作。这种多角度叙事
的手法给观众视觉上产生完全不同的体验,
使单个纪录片的文本内容更加全面而具体。以人为主要叙事中心
的纪录片则通过自我讲述的
“个人化”叙事方式,将人的成长与外部世界相呼应。纪录片《The Life of a Seed 》(《一颗种子的故事》)以种子做隐喻,表现了一位植物爱好者成为植物专家的故事。《The Farmer 》(《幸福田园》)则通过一个农民的自我叙述,讲述了典型的传统农民生活。在这些纪录片中,主人公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事件的亲历者,通过主人公的自我阐述,表达出对梦想、希望的追求。《The Farmer 》(《幸福田园》)中,主人公表达了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一种追寻以及渴望得到继承的愿望。
如果说“看”是体现在创作者对文本内容的选择,
而“中国”则是中国元素的具体呈现。
“看中国”计划中的纪录片摒弃了对于如长城、故宫这种最能体现中国形象的
元素,反而将镜头对准了小众题材。
影片《Blessed Earth 》(《济世》)将镜头对准了藏医,
以科巴和彭措多杰这对父子为例,展示他们为患者看病的日常生活以及制药销售过程。纪录片表现了父子二人对藏医事业的坚持与传
承,同时重点挖掘草药对于的独特价值。
《Hanging High 》(《壁上人》)则以攀岩者黄小宝和罗登平为拍摄对象,表现了贵州深山之中攀岩者的生活。这些小众题材纪录片,从另一个视角体现了传统中国元素具有的内
涵。纪录片《Lover for Sight 》(《依曦》)主要拍摄了茶叶的
制作过程。与传统展示茶文化的纪录片不同,
该片没有分步骤讲解茶叶制作过程,而是采用了“slience (寂静)
”作为整体的主题基调。片中没有一句台词与解说词,
只有最原始的背景音。作品将茶与
“静”结合起来,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融合在一起。
三、传播效果: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的观看视角与内容文本,体现了对于中国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价值观的理解。
(一)中国文化符号的所指意义
“看中国”计划中的“中国”
,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命名含义之上。中国民俗、中国医学技术、
中国稀有保护动物……这些与中国相关的内容都被划为
“中国”这一符号的范围之内。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渗透于各个方
面,引导观众理解中国文化。以《Three Flavours of
Chongqing 》(《重庆三味》)为例,纪录片一开始,
运用了大景别的镜头展示重庆市的整体景观。而在展示重庆
火锅时,则是利用了小景别的拍摄方式,
突出重庆火锅的局部细节。大景别使镜头以
“鸟瞰”的方式观察重庆的城市景观。而小景别的运用则能够凸显出细节的局部
信息,能够拉近人与事物的距离。
吃火锅的团圆氛围,不但体现了人情味,还有秩序与传承、
包容与圆融。在反差镜头下,观众不但了解了重庆市与火锅的关系,
也将火锅与中国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变量体系,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发生着变化。“西方中心论”
已经不符合当下世界体系的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种话语力量,倡导用平等的话语建立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共通交流。外国青年对于中国的观察视角、中国青年对外国青年的理解角度,建立起了一种百花园式的话语生产场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更需要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故事提升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经验。
四、结语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为观众打开了新的视角,也为传播学中的策略性叙事理论提供了新的构建方
式。该计划既对文本形式进行了再构建,
又将叙事手段进行了更新,从而为策略性叙事的本土传播带来了新的
视点。当然,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与思维方式,
创作者在对中国元素的理解上会与中国观众产生偏差,
而这种偏差恰恰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吴嘉莉,冯若谷.对外传播中的“策略性叙事”———以中美经贸摩擦媒体系列报道为例[J].对外传播,2019(07):52-54.
2.史安斌,王沛楠.国际报道中的策略性叙事:以《纽约时报》的南海报道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96-1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旋律影视剧海外传播研究”(编号:19BXW067);临沂大学2019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校园题材微电影创作”(编号:201910452003)的中期成果。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传媒学院;
指导老师:徐玉梅)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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