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综合  科学中国人 65
1976年6月17日，方红生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大
学前，父母为了激励他刻苦学习，便经常带他干农活。这让方红生从小就体
会到当农民的辛劳，同时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
1996年，他有幸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方红生学
习十分勤奋刻苦；1998年，他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全国二
等奖，受到隆重表彰；2000年，他考上梦寐以求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2年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
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被研究生院张贴红榜予以表彰。正是以上两项
中国青年说
荣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心，从而激励其坚定的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2003年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2005年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
博士，2010年加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13年晋升为财政学教授。从踏足经
济学研究领域开始，方红生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攀越科研高峰的路途，
身后留下了一长串闪光的脚印。如今的他，在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
政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新生
代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
师恩难忘
从农村到科学殿堂，这样一条逆袭的轨迹背后深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唯有方红生自己能体会到，但他总是谦虚地归结为“自己很幸运”。幸运的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包括带他步入经济学殿堂——他的硕士生导师朱保华教授、胡景北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谈起自己的三位恩师，方红生满怀敬佩与感激。
“朱保华教授和胡景北教授是国内最早倡导使用国外原版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经济学者之一”，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方红生开始研读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动态最优化基础》。书籍的启蒙加上他后期的努力，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数理经济学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方红生特别喜欢看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论文，从中获得的灵感帮助他在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取得这样的成绩，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他同朱教授亦师亦友，以至于在硕士毕业5年后还一起合作完成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性检验》一文（《管理世界》2008
方红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经济与财政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财政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的研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中文权威期刊和China Economic Review、Pacific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知名SSCI 期刊上共发表论文8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各一项和其他省部级项目3项，荣获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2012）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两项。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
——记浙江大学财政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红生
本刊记者  徐 赛
【创新之路】Way of Innovation
年第3期），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反响。此外，朱教授还毫无保留地经常向他提供重要数据和学习资料，令方红生感动不已。
如果说硕士阶段培养了方红生良好的数理功底的话，博士阶段则培养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意识以及做经验研究的方法。“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军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着深厚的研究”。对于导师的培养，方红生在其专著《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后记中不无感激的写道：在博士3年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于能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如果张老师不在双周一次的的Workshop 上提出“缩长”之谜，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写出本书的第4章。如果张老师不将兴趣点转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那么很难想象我会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会有与张老师一起合作完成本书第5章的机会。可以说，正是张军教授让方红生走上了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让他体味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乐趣。
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且还明确了要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组合。根据自己多年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方红生意识到，中国从紧的货币政
策非常有可能搭配的是非李嘉图政策，从而导致中国陷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螺旋。出于这种担心，方红生下定
决心为中国政府构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
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他认为，理
论框架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
题的方式来建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
面对宏观经济不稳定，一个仁慈性政
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第二
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
采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扩张偏向
的财政政策？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如何
尽可能的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像一个仁
慈性政府一样行动？
方红生首先通过梳理和评述价格
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第
一个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即一个仁慈
性政府在正常时期下，一般应采用积极
型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
合；在非正常时期下，应采用被动型货
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其
次，通过梳理和借鉴相关研究文献，他
提出了一个可以回答第二个基本问题的
理论假说，即中国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
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
束互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最后，他主要从改革中国式分权的
治理模式、修改《预算法》和提高财政
透明度三个方面试图使中国地方政府尽
可能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他提
出，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的一个
思路是，采用一个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
顾民意的政绩考核机制。
进一步，他认为一个有效的有利
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应有其
相应的实证基础。因此，他对价格水平
决定的财政理论和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
的理论假说分别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
表明两大理论都很好的通过了验证。此
外，他还探讨了中国“缩长”之谜的可
信谜底，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
可以从政策搭配的角度丰富更有解释力
的总需求不足说。这意味着合理的政策
搭配是多么的重要。
以上内容构成其代表作《中国式分
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
理论与实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
创新性，该著作入选了由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
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
再评估分税制改革的激励效应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
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正是这
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
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
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
的本质直指财政收入集权。
关于这次改革，学术界的一个共识
是，它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
控能力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有利于中
国经济与政治稳定。然而，这次改革
却遭致社会上某些学术派别（2002）
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财政收入集
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而不
是援助之手。
对此，方红生设想，如果财政收入
集权的激励效应真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只
表现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的话，
那么20年过去了，分税制改革为何到现
在还不推倒重来？显然，财政收入集权
的激励效应肯定有其援助之手的一面而
不纯粹只表现为攫取之手。但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些人（2002）的观点自发
表后，竟得到中国学界广泛的认同和引
用。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方红生给出
了四点解释。第一，文章题目新颖、结
论似乎较符合直觉，且不乏有国际文献
的支持；第二，想当然的认为该文度量
财政收入集权或分权的指标是正确的；
第三，数据问题、早期重要文献的误导
与研究重心的偏离；最后，在过去很多
年里，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学习与检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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