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是文学史上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历史剧作家，尤其是他的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1]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也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学界对其作品和人格的讨论却呈现出两极现象。“两极阅读”是不是绝对的两极，“文学史读法”是否应该对“非专业读法”进行“强制性”引导，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讨论。
一、“两极阅读”现象产生及产生原因探析
“两极阅读”现象是对郭沫若先生的作品评价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的现象，年轻读者对郭沫若的作品没有很大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2]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限制的，只有正确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客观看待“两极阅读“现象。
1两极阅读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具有时代的隔膜。
（1）、郭沫若的诗具有思想的前瞻性，把握其诗歌需从思想内涵去领会。郭沫若之所以能称之为大家，真正走向文学的舞台是由于其在诗歌上的突破和影响力。以收入《女神》的《天狗》为例，初读其作品，就有一种让人狂躁的感觉。“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一样地飞跑”。诗人在反复渲染心中的狂热，预示着一种强烈的爆发力量。而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此诗，则无法领会郭沫若在所处时代思想的爆发性。这对以前陈腐的思想造成毁灭性打击。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却
是很难得的。正是情感的渲染，思想的深刻，使他的诗歌在当时具有魅力，特别是在年轻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感悟郭沫若当时的诗歌，应该站在当时当时的高度去领悟。在思想上的差异性解读是形成两极阅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2）、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处于新旧诗体转型的过程中，其诗歌的创作与今天新诗存在差异，故会形成“两极阅读”现象。郭沫若说过：“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3]由此可见，郭沫若的创作很多只是一时灵感激发，当时创作之际只是依靠满腔激情，并没有注重文辞修饰。如收入《女神》的《晨安》：“……晨安！万里长城呀/啊啊！雪的旷野呀/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晨安！我所敬畏的Pionssr呀/晨安！雪的帕米尔呀/晨安！雪的喜马拉雅呀/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这首诗作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他选取富有生命力的名词让人如临其境。但可以说没有美感而言，基本是地名的罗列。这是郭沫若有意而为之。当时新旧文体转型，郭沫若的贡献就是要改变旧诗体追寻辞藻华丽、对仗讲究的现象。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也正是因为郭沫若在这方面的探寻和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2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地位。在新诗日益成熟的今天解读郭沫若的诗歌会形成隔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3）、郭沫若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作品，许多新的意象的使用
与今天存在差距。正确解读其作品，必须设身处地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如在《晨安》中：“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醒呀！Mesame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诗人就选取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定意象，尽情地召唤时代的光明使者。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不能置身于当时去考虑，当然无法领悟诗歌的魅力，对其作品自然就会发生误解。
2、“两极阅读”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对郭沫若人格的怀疑，从而产生对其文格的质疑。
（1）正确看待郭沫若人格流变及其文学史地位。对郭沫若先生的文学史地位的评定主要是其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其历史剧作，但是在其人格上却历来有许多质疑。主要体现在信仰中人格问题，关键时刻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对革命信仰不坚定；信用中的人格问题，他答应鲁迅和他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但随即在其出版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中就出现了围攻鲁迅的文章；婚姻家庭中的人格问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抛弃了日本妻子安娜，使她和孩子在日本穷困潦倒、度日艰难，同时饱受政治压迫；、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背叛自己的朋友；中的人格问题，朝秦暮楚，歌功颂德，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4]这些说法虽存在一些质疑，但是即使是在为郭沫若翻案的文章中也提出郭沫若需要在某些问题上承担一定责任。[5]由此可以
见，郭沫若在其人格上确是存在一些可以让人诟病的话柄。
（2）对其人格的质疑产生了对其作品的有解读，从而产生两极阅读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注重作家的人格问题，读者特别是今天的读者在解读郭沫若的作品时，因其存在一些人格问题，即在革命的追求上发生过动摇，从而会对其《女神》等其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激情和革命性产生怀疑。对作家人格和人生经历的判断和认知同样是认识作家、解读其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就是读者在阅读其作品会带上有眼镜去看待，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能够正确和恰如其分地给出合适的评价。这些认识也使读者的判断发生一些倾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阅读的片面化倾向。这种认识促使一些与其他的没有接受和了解郭沫若人生经历的读者形成了对郭沫若评价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了“两极阅读”现象。
二、“文学史读法”和“非专业读法”的统一
“两极阅读”主要是指以“文学史读法”和“非专业读法“去解读郭沫若的作品尤其是其诗歌而产生的。两者的区别是文学史读法注重从历史的发展链条中考察作品，确定其价值、特，影响与地位，而“非专业读法”比较偏重个人的或时行的审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6]
  1、“文学史读法”对“非专业读法”的偏离解读
  “文学史读法”郭沫若诗对郭沫若的作品注重三步分析法：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这种读法注重设身处地去考虑，消除历史隔膜。因为有利于对作品的全方位思考，而且注重从历史的深度和高度去引导，所以历来得到普遍性赞同。[7]“文学史读法”侧重于历史深度，重在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前面在对郭沫若的《天狗》《晨安》等论述时已经指出因为他的诗歌展现的是“五四”时期开拓创新、勇于革命的进取精神，其创作是开前人未开之路，所以解读时则需纵向考虑。不然则无法领悟郭沫若作品所体现的魅力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非专业读法”则是直观感受作品，脱离了历史的链条，这种解读更注重以今天的视角去看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思想内涵。因为偏离了历史的轨迹，所以在解读其作品时必然不能够客观看待其作品所体现的文学史意义，同样，在对作家的认识和评价过程中夜因为忽视了历史链条，所以有所偏颇。
“文学史读法”对“非专业读法”进行引导，是读者真正感悟和了解作品，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引导层次并不具体和完善，往往容易使读者在读作品时陷入一些误区。“文学史读法”侧重于历史，而“非专业读法”则更看重的是内容。今天的读者在看待郭沫若的作品时之所以会出
现两极阅读现象，固然主要是两种读法的指导。但对郭沫若的作品叫好的读者中也存在并不了解其思想内涵的现象。读者在解读其作品时由于注重于“文学史读法”，更多看重其在中国新诗史上突破的现实意义，虽没有深刻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为其拍手称好。这种现象是“两极阅读”另类倾向走向误区的表现。这种现象的存在，对真正解读作家的作品是有失公允的。
这种另类倾向的表现形式还有多样，如对作家名气的看重会影响在阅读和评论其作品时出现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对作家优秀作品的积极和正面评价也会影响到对其并不十分优秀的作品出现不合时宜的评价；对作家人格的认识也会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对作家作品认识时出现两极化现象。这种另类倾向虽然并不占据“两极阅读”倾向评的主导地位，但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和注意。

2、调和地读法并不具备合理性
“两极阅读”现象是“文学史读法”和“非专业读法”出现对立的现象，而据此对其认识和对其作品的认识也出现了调和地解读方法，认为郭沫若的人格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五四时期是“天
狗”型审美性现代人格, 1925 年后改变为“前茅”型政治性现代人格, 建国后再变易为“雄鸡”型政治性现代人格，其人格不管如何流变都有其历史合理性。[8]这种观点是一种以调和地说法看待了郭沫若的变化。随着相应的人格流变，其文格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必然性也会影响读者对郭沫若作品的评价。调和性地看待郭沫若的作品是有别于两极的观点，但同样只能作为一种阅读现象。
在文学的评价中，经常会有一些调和的说法，即将存在歧义或争论的观点进行总结性归纳，自成一家之言。这种调和性地读法往往注重将纵向的文学史和横向的作品内容结合，杂糅作品所处时代的独特性和现今评论的普遍性。在对郭沫若“两极阅读”现象进行分析时，同样要谨慎看待作品的调和读法。
对郭沫若的作品进行分析时，以流变的观点看待其实并不完善。因为作家的人格和文格并不是完全脱离。人格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格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如利益驱使、政治前途、情绪变化等）发生变化，从而使作品展现不同的感情基调。调和性看待作品则会增加读者的陌生感，读者有自己独特领悟能力，学识高深的读者自会以专业读法对作品做出自己的评价，而非专业读者只需获取自己需求的知识，从中得到一些或并不是作者欲表达的启示。两种不同的阅读主体都有自己所获，这也是作品足以体现其魅力之所在。
3.、多种解读读存在合理性
两极阅读存在着合理性，各方面知识条件和需求差异决定着这种通过现象会客观存在。二者是相互统一的，同作为阅读的两种视角，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两极之外，其他阅读方式，即多种解读也值得倡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对作品的独特见解，只要符合自身地位和条件，满足需要，有不同于一般的见解是完全符合阅读规律的。专业学者如需真正品味作品的美感，就应该抛弃专业文学史知识，不然就会在作品解读时出现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对其的误导。当然，“文学史读法”作为一种专业读法，从历史链条上解读，不应该间断，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