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史俊杰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河南焦作 454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以后，分裂动乱持续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汉之际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佛教 发展 影响 中国社会
秦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自己统治下的顺民。汉朝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广大文人怀才不遇，他们之中有隐居田园。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既有排斥、斗争，也有调和、融合，其中以调和、融合为主流，而这个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过
程中队中国的政治、思想、建筑、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学发展的概况佛经经典
秦汉之际，秦皇汉一了中国，使中国呈现了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呈现了分裂动乱的局面，而且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和人民。各个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战争使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中无法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无法到寄托。而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当时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之说对信佛的人具有极大的引诱力。因此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播。
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是怎样开始信佛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始信佛的并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而是宫廷里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晋室南渡之后，佛教逐渐渗透到了上层士大夫的中间阶层。据《世说新语》的记载，不仅“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也极其热心于佛理得讨论，这些名士是精通哲理，且长于玄谈的文人。在当时有不少帝王也信仰佛教，特别是南朝历代帝王大都
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其他的帝王如吴大帝、魏明帝、晋元帝、宋文帝、陈后主等伴随着战乱的频繁，以及佛经的中国化，佛教在广大人民中间流行，佛教的信徒也明显增多。北魏时期，仅都城洛阳的寺庙就多达1300多所，正如古诗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汉末魏初，洛阳有寺，徐州、广陵、许昌有寺。当时全国的男女信徒逾200万人。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盛况。
佛教的教义并不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它的传播主要靠当时人们研究的佛经来传播。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经纶大量译出，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涅槃经》、《楞加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由朔佛、支谶共出的《道行经》，支亮及弟子之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竺叔兰之《放光经》，以及支谦的《明度无极》。中西僧人为之作了大批的注疏，佛教内容关于般若空观，涅槃佛性、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中国当时那些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且精通哲理，长与玄谈的文人参与研究讨论佛理，他们的理解就常常超出世俗的救赎、供养、施舍、报应，而往往涉及精神的思理，因此很快就出现了很多疑问，这些疑问有时就来自用汉语翻译的佛经。中西僧人、文人在为这些经典作注疏的，阐述自己的理时，就会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些具有相同观点的僧人就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佛经，由此
形成了南北诸家学派。南方独有的是“三论学派，十诵学派”，北方所独有的是“四论学派、四分律学派、楞伽学派；南北方皆有的是涅槃学派，毗昙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各学派的人员灵活流动，一个僧徒可以参加不同学派的讨论，因此在当时学派的理论是相对开放的，所以南北诸家学派是形成中国佛教宗派的前奏曲，在佛教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北诸家学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在互相竞、互相交流中成长，发展的。各个学派在研究佛经是可谓是人才辈出啊。三论学派的经典《中论》、《百论》与《十二门论》最在后秦是即由鸠摩罗什译出，僧肇等人加以阐释发挥，但三论学派兴起于梁代的僧朗，他因在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经》及三论被后人称为摄山大师，梁武帝曾派僧诠、僧怀等人入山从学三论大义，僧诠研究最有成就。涅槃学派以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而得名，其核心是“涅槃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就有佛性”。楞伽学派以钻研和阐释《楞伽经》而形成的学派，此经传到北方后，一些禅学者依据此经修习禅法，影响渐大，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菩提达摩，由他开创的佛法谱系后来发展成为唐朝的禅宗。
在佛教史中，特备是中国的佛教史中需要注意的是南朝的慧远和北方的鸠摩罗什。慧远以南方的庐山为中心，在江南的朝廷与知识阶层广泛的结交朋友，一方面捍卫着佛教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加速着佛教的世俗化，他以神不灭、三世说、出世论以及念佛三昧的方法把佛教推向了中国的思想界，而来自异域的鸠摩罗什，则以他众多的佛经翻译，准确而流畅地把更加精深博大的佛学介绍给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再以后，当鸠摩罗什的学生竺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活跃在中国的上流社会，并真正地给中国知识阶层阐扬与解释来自大乘佛教的思想。
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佛教深受广大平民百姓喜爱，但是佛教被广大人民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接受，因此我们说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僧侣文人将深奥的佛经通俗化，并且塑造出通俗形象的宗教信仰，给当时的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信众到了精神寄托，进而实现中国化的佛教。在当时佛教信仰中，除了佛祖如来外，影响较大的是观世音信仰、弥勒信仰和阿弥托佛净土信仰。
《观世音三昧经》阐述了观世音信仰的理论和实践。《观无量寿经》中说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西方三圣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出现观世音显灵的神话，促使观世音信仰发展较快。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汉地开始出现妇女形象的观世音菩萨华佛像，隋唐以后进一步将观世音大慈大悲的特性定格
为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南北朝时期，弥勒佛信仰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有人统计，在丝绸之路两旁，人们开凿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中，除了释迦佛像，就是弥勒佛像，并且占了很大比重。阿弥陀佛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因能接引念佛人往生，故又称“接引佛”。关于阿弥陀佛的经典，主要有《阿弥陀佛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及世亲所著的《往生论》。这些经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陆续译出，主要宣扬阿弥陀佛所具有的无穷愿力。
以上佛教信仰的流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民间的灵魂不灭等宗教观念和祭祀、祈福等社会习俗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百姓的神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当佛教发展过快过猛，特别是佛教发展在经济上侵犯了世俗地主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思想上猛烈冲击着儒学的正统地位时，便会受到各级官僚从儒家立场上发出的抨击，在政治上表现为限佛和灭佛。例如东晋恒玄限佛，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
佛；在理论上，则主要从纲常理论角度去批判、否定佛教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理论斗争尽管激烈，但一般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理论价值，并且他们在理论上的争辩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比较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一下几个主题而展开的。一、儒、佛关于沙门敬王之争；二、儒、佛关于“黑白论之争”；三、佛、道关于“夷夏论”之争，在魏晋南北朝三教之争中几乎每次都涉及这一问题，这个争论在宋齐之际达到了高潮。其中佛、儒关于神灭论之争，齐梁之际，范缜著《神灭论》对佛教所谓的“神不灭论”进行了批判，由于梁武帝 佛，他组织了一批名僧、名士撰写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反击，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次关于形神关系的大讨论。范缜及其反对者基本上是中国式的、玄学化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分为两类——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佛教的发展和盛行对我国志怪小说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故事中表现佛教的观念思想外，就是直接将佛经的寓言和传说改写成志怪小说。当时的一些志怪小说故事，其构思、幻想形式以及主要情节都直接来自佛经中的寓言或传说，使志怪小说显得更加斑斓多姿。其次
佛教的盛行，佛经的大量翻译，对中国的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佛经的翻译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四就曾指出过：“音韵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在健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儒佛，吟诗作文，并造经吹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作用。杨 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的情况，他的作品使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此外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丰富了想象的世界。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三生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 ；于此同时，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大大丰富，如“姻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词语；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醒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的观念。
佛教对中国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发展，信徒的增多，统治者为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会设置官吏和机构，从而对当时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僧官制度始于北魏前期和后秦，此后各朝沿袭，但是每代都有变革。自汉代到西晋，国内的寺院和僧尼并不多，且译事和法事尚属首创，这时的佛教事务一般又接待宾客朝觐的大鸿胪寺掌管。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迅猛发展，寺院逐渐增加，出现了不少名僧，特别是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和北魏时期发展更为迅速，这时北方的一些国家开始设置僧官。北魏道武帝于始皇年间，礼征赵郡沙门赴京师，后以为“监福曹道人统”，令他统管全国的僧徒。后勤时期，僧尼激增，秦主姚兴就任命义学沙门僧契为僧方（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文武为僧录，掌管秦地僧尼事务，这是我国佛教有官方管理机构和设置僧官的开始。南北朝时期，佛教快速发展，僧事日益繁多，北魏文成帝时对管理佛教的机构和僧官制度作了一次调整。如将中央改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义统为沙门统，又称昭玄统，其下设都维那等机构；在诸州、镇、郡设维那、上座、寺主等，分别掌管中央、地方各寺庙僧务。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也均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僧官，北齐则沿袭北魏的僧官制度并有所发展。如掌管佛教的总机构成为昭玄寺，列为朝廷诸卿之一，在昭玄寺之外，北齐鸿胪寺将所属典寺设有僧邸部丞一人，执掌佛教事务。北周僧官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中央设有春官卿，春官下属官员只有典命一人，主
管沙门、道士之法；又在宗正卿下面别置司寇上士、中士。专管沙门之事。在南朝，僧官设置基本上沿袭后秦制度，唯在名称、人数方面略有变化。在齐、梁、陈时代将能统管全国僧尼事务的最高僧官均称为僧正或僧主，而只管某一寺院事务的僧官则为法主或寺主，由皇帝敕受。
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以后佛经翻译的盛行，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为后世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为政治与宗教，宗教与世俗伦理，以及价值和文化的多元性能否调和、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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