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佛 教 简 史
汉代佛教（前2 ～ 220）
汉代，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汉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公元前二年，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从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后汉蔡愔等于大月氏国得佛像经卷，并与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相传这就是中国译的第一部佛经。
三国佛教（220 ～ 265）
魏继后汉，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这时有许多外国的译师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笃爱佛经。中士沙门朱士行西行求法，于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等送经回洛阳，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西晋佛教（265 ～ 316）
东晋佛教（317 ～ 420）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的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道安和鸠摩罗什为佛教代表人物。南方随着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卢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东晋的佛典翻译，超越前代的业绩：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四是律典的译出。
其后，又出现了一种只求往生弥陀净土的思想，创始者是竺法旷。从东晋一直到隋唐五代，弥勒净土信仰一直是主流。到了唐代，因迦才、飞锡、怀感、善导、法照、少康等弘扬弥陀净土，使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相抗衡。
自宋后，因倡禅净合流，遂使弥陀净土取代了弥勒净土的主导地位。元明清以降，修习弥勒净土者，便如凤毛麟角。
到清末民初，在赤山法忍、雪窦太虚的影响下，有一点复兴气象。太虚大师于武昌佛学院定
朝暮课诵以改念弥勒佛名，发愿生兜率为导归。太虚大师改革僧制、革新佛教等贡献，不但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回响，更为后来人间佛教思潮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朝佛教（420 ～ 588）
南朝各代统治阶级及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刘宋诸帝中，文帝最重视佛教。佛教到梁武帝时达到全盛。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
北朝佛教（420 ～ 581）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明元帝令沙门开导民俗；献文帝时在宫中建寺习禅；孝明帝遣人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北齐时代的石经现存的有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辽州屋騋嶝的《华严经》等。
隋代佛教（581 ～ 618）
隋代统一了南北两朝，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隋炀帝笃好佛教，他先后造西禅定寺、隆圣寺、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铸刻新像，修治旧像，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
佛经经典唐代佛教（618 ～ 907）
唐代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在京师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重兴译经的事业，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求法。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即《大藏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372部、2159卷。
五代佛教（907 ～ 959）
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国家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勉强维持，南方帝王都热心护教，续有发展。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绿》入藏经，这较《开元绿》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则通常依《开元绿》写经。
宋代佛教（960 ～ 1279）
宋建立之后，给佛教以适当保护，遣人去印度求法、雕刻大藏经版。各帝王对佛教的政策大体不变，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
宋官私刻藏有五种版本：一为官版，花费了20年在益州刻成，也称蜀版，所收的以《开元绿》入藏之经为限，共五千余卷。后添刻新入藏的东土著撰及《贞元绿》各经，最后达653帙，6620余卷。它为后来一切官私刻藏和共同准据。二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寺觉院版。由禅院住持衡真等募刻，请得政府允许给予崇宁万寿大藏和名称，共564函，5800余卷，三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蔡俊臣等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经40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四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共548函，约5687卷。后人也称之为后思溪本。五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由赵安国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咸淳八年因兵祸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共得591函，6362卷。
辽代（916 ～ 1125）
契丹族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58人到当时都城西楼，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佛教的信仰就逐渐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道宗则通梵文、尤精《释摩诃衍论》，并好建筑佛塔。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它重要经典的刻事。契丹藏全藏在燕京刻印，共579帙。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到了唐末终绝。
金代佛教（1115 — 1234）
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建国后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别记载的是大藏经的刻印。据今人考定，金藏凡682帙，约7000卷，现存的仅4957卷。发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募资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经，并加以补充，标志着民间刻藏的巨大成就。
1934年，北京三时学会在《金藏》中选择了其它宋版藏经所缺的珍本，如：《传灯玉英集》、《景佑天竺字源》、《大中祥符法宝绿》、《天圣释教总绿》、《景佑新修法宝绿》等，题为《宋藏遗珍》。
元代佛教（1260 ～ 1368）
自十三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邀请西藏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命掌理全国佛教。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因为大都弘法寺原来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经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订，成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更召集汉藏大德僧人学士编成《至元
法宝勘同总绿》十卷。此外，民间私刻的藏经，先是杭州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经版一副，约6000卷，此即通称的普宁寺本。稍后，在成宗大德年间，宋末创刻末完的碛砂版藏经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完成，共6300余卷。
明代佛教（1368 ～ 1644）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太祖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明代的刻藏事业，前后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间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年间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乃至万历年间开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兴藏》。前三藏是官版大藏，后者是私刻大藏。
清代佛教（1644 ～ 1911）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盛京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建立关系。世祖顺治九年达赖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对佛教也表示接近。
清代的刻经事业，在顺治、康熙年间，民间各地所刻的僧传、语绿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当时发行的有《续藏经》90函，237部，《又续藏经》45函，189部，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兴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世宗时代。世宗雍正十一年，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至干隆三年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总理藏经事务者为和硕庄亲王允绿，参加临造、校阅人员共百余人。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命刊藏文藏经甘珠尔。雍正二年又刊丹珠尔，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干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经》。后又续成《满文藏经》，全藏共108函，699部，2466卷。经版于1900年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
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先是郑学川于同治五年成立四个刻经处，前后十五年间，所刊佛经近三千卷。杨仁山，初时对郑学川在扬州的刻经事业，极力护持，并募财相助。后在南京自创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佛典。光绪四年他随曾纪泽到过英法，于伦敦认识日僧南条文雄，知道中国唐宋间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归国以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撰述二百余种。
前后刻成经典三千余卷，并图像多种。到了清末宣统元年，金山宗仰得罗迦陵之助，与黎端甫、汪德渊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加以校印，全藏共40函。1960部，8460卷，由频伽精舍刊行，号《频伽大藏经》。
近代民国（1912 ～ ）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弛，丛林破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自由祖国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民国初年高僧辈出：主要有太虚大师、弘一大师、谛闲法师、虚云和尚、来果禅师、圆瑛法师、印光法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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