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比较研究
路遥与柳青是文学上的师承关系，路遥深受柳青影响，我们可以从《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中看出。路遥称柳青为文学‘教父’，而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又第7次阅读《创业史》，将《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但是《平凡的世界》并不是对《创业史》的简单模仿，在继承的基础上，它同时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对《创业史》的超越和发展。
1.史诗建构的承续与开拓
史诗性是当代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的欲望。柳青与路遥同属其列。对于《创业史》的主旨，柳青曾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柳青在这里显示了一种历史家建构史诗的雄心，而这种欲求也同样体现在《平凡的世界》中。谈到《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意图时，路遥非常明确地表示出对于史诗品格的追求，他说：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但是就在这两位充满雄心的表述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二者的史诗建构的区别，看到路遥对老师的超越。柳青是先具备了先进的世界观，而后准备用生活来印证这种伟大的思想，是
平凡的世界 路遥用生活来图解政策。在柳青的笔下，政治是决定性的东西，是创作的依据，作品的内在逻辑线索、人物形象、结构构成等都是根据这个既有的观念设置的。他依据阶级性的特点，把人物形象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并赋予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介入社会的方式，在这些人物的矛盾、冲突的斗争中，构建了一个具有浓重政治倾向性和观念世界的文本世界，表现的生活面比较狭窄，柳青的史诗创作可以被称为政治之史。
但是路遥却摆脱了这种既有单一观念的束缚，《平凡的世界》力图客观的再现中国当代历史上那个从乱到治转折时期的生活和社会面貌，再现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和人生追求。毫无疑问，路遥也是一位尊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也怀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渴望自己成为一名忠实于时代生活的“书记官”。但是他把政治还原到了原点，主要考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时，政治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而成为了作品人物的活动背景，着重写这些历史事件在人们心灵中掀起的波澜、留下的投影和由此而引起的人物遭际、命运的变化，作品的中心对象是人物而不是观念，故而没有陷入概念化、理性化的泥潭，通过多条线索上人物的见闻与历程展示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
与政治性视角紧密相关的是，农村在两部作品中有了不同的表现。乡村是2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的阵痛中心，是整个中国变化的缩影与核心，所以乡村也就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我们讨论的这两部试图反映中国变化的史诗性作品描写的就是乡村生活，而且同是陕西农村，一个是关中的蛤蟆滩，
一个是陕北的双水村。《创业史》虽说主旋律是意识形态化的，
但是也有着广大的民间背景，而正是这潜在的民间背景使小说更具真实性，也变得有血有肉。但是从整体来说，这种以民族化、大众化为动机的民间趣味只能让人感觉到是一种手段或者装饰，是被贴在作品上的文化标签，而不能让人感受到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气象。在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也主要以阶级立场特征来表现人物，这可以充分从对人物出场的介绍中看出来：“前佃户、汤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那是富农姚士杰……盖房的是富裕中农郭世富……”所以《创业史》中的乡村建构是通过政治视角过滤过的乡村，是狭隘化了的、阶级化了的乡村。而在《平凡的世界》中，具有浓郁乡土彩的陕北农村却跃然纸上。乡村已经融入了作品之中，不只表现为一种淳朴的黄土高原风俗画的背景，而且它深深地影响着人物的思想，走出了一系列具有浓郁泥土味的人物，再加上鲜明地方彩的语言，高亢嘹亮
的信天游，它们共同形成了深沉内蕴的地方文化意境。
2.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文学中传统的现实主义因素受到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影响形成了富有当代中国特的被称之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它以叙述的理性主义、人物形象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物塑造上的典型化手法、思想内涵上的批判彩而在中国80年代前的当代文学中独领风骚。可以说路遥与柳青的创作都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范本。首先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明显
的灌注了自己的理想。《创业史》中，柳青的理想即他所信奉的“先进的世界观”，在这种先进的世界观的影响下，他着重表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描写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来体现这种已经内化为作者情感指向的“历史本质”。作家自觉地将写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程的一种使命，满腔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柳青在《创业史》中的理想描写体现为一种对价值观，对历史本质的忠诚的话，《平凡的世界》中的理想彩则突破了政治理念的束缚，表现为作者的人生哲学和生活理想，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意识。它总是歌颂一种勤劳善良的美德、自尊自爱的人格和努力奋进的奋斗精神。路遥笔下的人生虽然是各种不同形态、处于各种不同环境之中、有着不同的艰难曲折，却都是对积极人生的肯定、对消极人生的否定。这种作品中的理想主义彩总是给人一种鼓舞和启迪，这也是这两部作品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这两部作品的理想建构都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路遥作为柳青的传人，也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塑造典型的继承与发展上。柳青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刻画典型，特别是对理想人物的建构上，着力塑造了合作化带头人梁生宝的理想形象。而路遥却对80年代农村出现的知识青年情有独钟，塑造了一系列在苦难和坎坷中显现出独特魅力的“乡村伟人”形象。孙少平、孙
少安兄弟及其他主要人物形象如田晓霞、金波、孙兰香、顾养民等身上都表现了一种改革前后一代城乡青年有理想、有抱负、品德高尚、积极进取、勇于奋斗的精神风貌。不难看出，路遥的这种英雄崇拜情结与柳青的执着于理想人物塑造的审美追求之间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但是，柳青把典型的创造仅仅理
解为从理性到感性，从共性到个性的简单过程，着重抒写了梁生宝作为新中国翻身农民的代表其政治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觉醒，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恪守当时流行的政治标准，往往舍弃一些更能表现个性特征的生活琐碎，于是我们看到，梁生宝的形象几乎与当时所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先进农民形象大致相同：大公无私、勤劳善良、作风质朴、思想觉悟高、对党无限忠诚、对未来自信乐观等，人物形象有明显拔高的痕迹。由于“先进的政治观念的指导”，便忽略了作为一个在旧社会中成长过来的农民身上根本无法避免的各种落后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其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也主要表现为各种政治倾向间的斗争，而看不到个体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所以梁生宝作为一个典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理念的符号，是作家先进世界观的结晶。而路遥的创作中则体现出与柳青相比更符合典型化的艺术规律。首先路遥不是从理念与共性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生活实际出发，从作家熟悉的生活出发，通过充分调动作家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历程。不仅描写了人物身上的闪光之点，而且还刻画出了人物不可避免的缺陷。如在刻画孙少安时不仅重点表现了他的开拓精神，同时还描写了他成家富裕后难免的私心。《平凡的世界》同时还把人物置于历史文化环境之中，考察人物思想发展变化的合理性，正如路遥所说的：“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体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这样，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路遥便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审美趣味与时代精神全部贯注到对象之中，相对于柳青其笔下的典型形象便更为典型与丰满，也拓展出新的美学空间。
3.艺术手法的借鉴与革新
《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在叙事角度上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全知视点与第三人称人物视点相结合的方式，第三人称叙述使作者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全局进行统一安排，得以更好地掌空史诗性的内容，而作家主体介入的全知叙述却使它们二者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创业史》的叙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作者直接出面说话，抒发情感，如开头对于梁三老汉的议论：“春天呀，春天！你给植物界和动物界都带来了繁荣、希望和快乐，你给咱梁三老汉带来了什么呢？”这时作者与读者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创业史》中这种方法的使用，最主要的是为了表明作者的政治倾向性。在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段大段的政治性议论与评价，直接对读者进行教育与启发，显得枯燥而乏味。这种方法被路遥直接继承并发挥到淋漓尽致。《平凡的世界》就采用了这种在叙事学理论中所谓的“作者叙事情境”进行叙述，作者不仅自由地展示了小说中人物的观念和情感，而且还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爱憎倾向。抛弃了单一的政治导向作用后，路遥直接在作品中发表了关于人生、历史、道德习俗等的各种议论。例如：作者对人生的观点：“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快乐…”对劳动者的爱：“我们亲爱的润叶啊……”等。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品经常将作者的感情和思想融注在人物性格和思想上，并对人物的命运和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作品的主人公孙少平兄弟在得到作者特别的理解和关注之余，他们的口中也经常表达出对人生的深刻思索：“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这可以说是人物的语言，同时也是作者的心声，二者的思想情感交融到了一起。这些内容经常会使读者深有感触，能激发读者思考，甚至因此而改
变他们的人生道路，体现出了比《创业史》中的政治叙述更为深刻而丰富的内容。客观来说，这一方法的艺术效果有利有弊，但它对于读者的感染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客观化写作正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创作潮流的时候，这种带有强烈主观彩的创作展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