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心教授的座右铭是：“许身家教，孜孜耕耘。”他著作等身、思想丰富，并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现摘取其思想精髓，借以展现一个教育学学人的睿智与风貌。
1、家庭教育性质论。
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家庭教育学科，首先就要充分论证家庭教育的特殊性。赵忠心教授认为，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比较，家庭教育的根本属性在于它是一种“私人教育”，是“非正规教育”，是“终身教育”。具体而言，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区别在于：实施教育的环境不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同，教育者自身的条件不同，确定培养目的依据不同，教育内容不同，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同，组织管理不同。家庭教育的优势是：广泛的众性，强烈的感染性，特殊的权威性，鲜明的针对性，天然的连续性，固有的继承性，内容的丰富性，方法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他还论证了家庭教育的局限性：家庭教育的条件不平衡，家庭教育易感情用事，家庭教育比较封闭。正是家庭教育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家庭教育做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决定了家庭教育需要专业指导的必要性，从而奠定了家庭教育学的逻辑基础。
2、家庭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论。
家庭教育文章
赵忠心教授认为，研究家庭教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了解家庭教育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认识和掌握家庭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展望和预测家庭教育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基础，他指出：家庭教育不是最原始的教育形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教育形式是公共教育，也就是社会教育。漫长的家庭教育历史，应当是从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的家庭教育开始的。赵忠心以确凿、详实的历史材料为依据，深刻论证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庭教育基本状况、主要特征、发展的历程和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赵忠心教授关于家庭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论，揭示了家庭教育的历史发展规律，为研究、考察和改革我国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3、家庭教育辩证法
影响家庭教育实施过程和效果的因素很多。例如，家长自身的素质、教养态度、教育能力，家庭的结构、规模、生活条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风气等。他断言，由于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家庭教育错综复杂的冲突与矛盾。家庭教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存在适用所有家庭的教育“绝招”。开展家庭教育，必须要进行理性的思索，绝不能把家庭教育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为此，赵忠心教授提出了家庭教育辩证法，为家庭教育的理性实践提供了指导。他论证了“家庭教育的优势与劣势”、“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长处与短处”、“爱而不娇”、“严而有格”、“该管则管，该放则放，管放结合”、“发展特长和全面发展”、“言教和身教”、“说服教育和实践锻炼”、“遇物则诲”、“掌握分寸
”、“选择教育机会”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为解释和解决家庭教育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提供了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4、家庭素质教育论。
从20世纪末开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当教育界大多数人只是关注学校推进素质教育的时候，赵忠心教授把眼光投向与素质教育利害关系密切的家庭教育。他认为，要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就必须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具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学校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主体，必须责无旁贷地首先要承担这个历史任务并且要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没有社会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配合，素质教育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为此，赵忠心教授提出：“要把家长看成是素质教育的资源，教育部门要把指导家庭教育作为份内的事来抓，切实提高家长作为教育者的素质，允分挖掘和利用家长这丰厚的教育资源。”他具体论述了当前影响家庭实施素质教育的七大误区：重视智力发展，忽视道德品质的培养；重视知识的学习，忽视能力的培养；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忽视生活常识的学习；重视孩子智力因素的培养，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重视特长的培养，忽视全面发展；重视孩子身体健康，忽视心理健康；重视孩子的营养保健，忽视身体锻练。这些思想为迷失方向的家庭教育敲响了警钟。
5、独生子女家庭教育论。
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成为我国的独特国情。赵忠心敏锐地认识到，独生子女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关系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未来。1988年，赵忠心出版了《独生子女家长必读》一书。他认为，要改造客观世界，首先必须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要有效地教育独生子女，首先要正确认识独生子女。针对历史上对独生子女偏颇的看法，他指出：认为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或“优等儿童”，实际上是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不能把独生子女看作是特殊儿童。他们和其他儿童一样，也是普通儿童。他仔细分析了独生子女家庭生活环境的特点，指出中国独生子女教育应特别注意的问题：要把孩子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让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对孩子的期望要实事求是，不要期望过高；要全面关心独生子女，不要只进行“一半的教育”；要尽早让独生子女进入社会体，提高其社会适应性。他认为，中国独生子女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与国外不同。因此探索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规律，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生子教育的经验，实现家庭教育科学化，是摆在我国家庭教育理论界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6、休闲教育论。
自1995年我国实行“双休日”以来，每年寒暑假、双休日，再加上各种长假，中小学生处于休闲状态的时间总共有170天之多，接近全年的二分之一。然而，中小学生休闲教育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很少被人提及。学生放假家长不休息，家长和老师“鞭长莫及”，难以指导和控制，致使许多学生不会安排自己的休闲活动。他们在大量的休闲时间里无所事事，或是没完没了地看电视、上网、玩游戏机，或是漫无目
的地闲逛，或是出入于不适合未成年人的休闲场所，学生的人身安全和思想道德存在着严重的隐患。赵忠心教授早在十年以前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应加强青少年休闲教育的研究与探索、教孩子学会休闲。他明确指出，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休闲场所，家长是对青少年进行休闲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赵忠心认为，休闲是青少年、儿童的权利。中小学生在学校读书学习是一种“发展”，休闲状态则是另外一种“发展”。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休闲的自主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喜好和特长，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从事许多上学时不能从事的有益的实践活动，获得课堂上
无法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使个性、知识、人格、情操、体质诸方面得到健康发展，与学校生活中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如果不会休闲，儿童青少年面临纷繁复杂、不可预测和控制的社会环境，就有可能受到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事实表明，违法犯罪青少年基本上都是在休闲时间学坏的。所以，加强儿童青少年的休闲教育刻不容缓。我们要帮助他们选择休闲方式，指导他们进行科学、文明、道德的休闲，使之在休闲活动中获得教益。特别是在中央提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今天，赵忠心
1、古今中外相结合，建立中国特的家庭教育理论。
赵忠心
赵忠心教授的学术视野很开阔。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广泛吸收前人创造和积累的家庭教育经验，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具有深厚的古文修养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他对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整理出版了《中国家训名篇》、《古今名人教子家书》、《古今名人教子诗词》、《古今父范》、《古今母仪》、《古今家教》、《中国家庭教育五千年》、《中国神童》等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研究了国外的家庭教育经验和理论，出版了《中外家庭教育荟萃》、《大师的阶梯》、《大师关键的一步》等外国家庭教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介绍了国外先进的家庭教育思想和理念，为理沦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教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用书。
他特别重视中国家庭教育传统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家庭教育文化传统是一个储藏十分丰富的宝库，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要继承、发扬。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家庭教育具有中国特；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才能使理论适用于中国国情。赵教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论述了中国优良的家庭教育传统。诸如重视胎教和早期教育、家长的人格修养和家长以身作则，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行为规范的训练，教子必先治家，对子女坚持爱而有度、严而有慈、养教并重、一视同仁、因材施教、量力而行的原则等。同时他也批判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糟粕，诸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普遍实行封建家长制，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乐知天命、明哲保身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等等。赵忠心扬弃中国传统家
庭教育观念，提出了现代家庭教育的三大思想根基：更新评价子女的标准、建立新型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建立新型的家庭教育模式。他说：“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开放的社会对于家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家庭教育只有真正实行开放，才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培养出的人才才能适应并立足于开放了的社会。”
2、理论研究与科学普及相结合，培养家教指导两支队伍。
赵忠心教授善于学习和思考，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在主攻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之前，他曾主持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广泛涉猎教育学科各个领域。“六五”期间，曾参与“中等教育体制改革”实验研究；“七五”期间，参与、主持国家教委和全国教育总工会起草的《中国教师法》和《中国教育基本法》。这些课题的研究，给他后来的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打下了宽厚的基础。赵忠心是当代家庭教育学科的创建者，为家庭教育学科建设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搭建了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为促进家庭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除了进行理沦研究以外，赵忠心教授还培养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多次接受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各级各类学术团体的邀请，为校长、教师、团干部、妇联工作者、记者、编辑等各类从事家庭教育研究、教学、辅导和宣传的人员进行讲座，培训、培养了一大批家庭教育指导的专兼职人员。
赵忠心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但他始终对大众而临的实际问题给予了理性关怀。他不仅承担研究和教学任务，还经常到全国各地与家长面对面地交流和讲学，并在科普杂志上举办家长学堂、解答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20年多来，赵忠心老师曾经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50多个城市讲学500多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他的科普讲座和科普文章深入浅出、广证博引、语言生动、循循善诱、发人深思，努力引导家长学会用教育的头脑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为家庭教育科普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3、学术建没与学术批判相结合，为家庭教育流行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正如赵忠心最初选择家庭教育研究方向所预料的一样，近10多年来，家庭教育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口益强烈。适应社会的需要，众多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各界的热心人士对家庭教育充满了热情的关怀，纷纷投入到理论研究和科学普及中；同时，众多文化商人也盯上了家长和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一些貌似科学而实际并不科学的东西充斥于市。面对炒作起来的所谓“新经验”和“新理论”，不少家长经不起片面的宣传，纷纷盲目追随，一些家庭教育被导入误区。面对这种情形，赵忠心教授心急如焚。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站出来说实话说真话，旗帜鲜明地把家庭教育的科学真理展现给大众，引导家长走出教育的误区。
(1)“早熟的果实不丰满”——批判早期教育决定论。
随着家长们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早期教育的误区也越来越突出。有一种倾向认为，早期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于是，就出现了孩子出生不久就教孩子认字、算算术，让四五岁的孩子学小学课本等现象。赵忠心认为，社会上出现的这种急功近利的超前教育倾向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定客观环境的产物。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家长心态浮躁，对子女的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的思想情绪严重，从而为“早期教育决定论”
提供了生存的温床；另一方而，有些所谓的“专家”不负责任地宣扬鼓吹，极力夸大超前教育和超前智力力开发的作用，曲意逢迎那些望子成龙过于心切的家长们，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错误引导。赵忠心教授明确指出：早期教育是重要的，但“早期教育决定论”是不
科学的。它过分夸大了早期教育的作用，没有任何实践和理论的依据。过早地对孩了进行“定向”培养和训练，任意实施超前教育，只能制造虚假的优势，不能切实提高孩子的全面素质，反而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甚至会伤害孩子，对我们整个民族身心素质的提高是不利的。对于早期教育应当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不能盲目行事。随心所欲地进行超前教育，后患无穷。
(2)“神童是不能复制的”——批判人造神童论。
近几年，有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连不断地推出培养神童的“方案”、“计划”、“工程”、“行动”、“教室”、“摇篮”之类的著作或产品，自我吹嘘“揭开了神童之迷”、“儿童个个都是神童”、“儿童个个都是天才”
、“让神童进入千家万户”、“从我这个幼儿园出去的个个都是神童”等等。似乎那些人开办了制造神童的“工厂”。赵忠心说，这完全是鼓吹“现代迷信”，是根本无法兑现的虚假广告词。他指出，古今中外确实存在神童，但不能把“神童”这个概念的内含和外延任意泛化，更不能偷换概念；不能把通过强制性、掠夺式智力开发训练出来的孩子称为“神童”。他指出：“神童与其说是被培养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被发现的。”赵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神童是不能复制的。”他希望那些在“神童教育论者”的鼓动下还在盲日地做着“神童梦”的家长，要克服浮躁心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破除迷信，赶快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中来。还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儿童，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培养、教育、训练。不要在急功近利的思想驱使下，硬是“赶着鸭子上架”，揠苗助长。还是要从孩子的实际能力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让孩子掌握好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练好基本功。这样，才有发展的“后劲”，成才和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3)“智商不是盖棺定论”——批判智商测验热。
社会上测查学生“智商”的热潮一直不断。赵忠心说，在智力测验没有成为商品、只是作为一种普通的医疗诊断和教育科学研究手段时，测查人员对智力测验过程和结果的解释还能做到实事求是、一般不带有水分。而智力测验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以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了招揽顾客，有的测查人员的解释就不那么实事求是了，像算命先生，说他们测查的结果是板上钉钉、准确无误。而有的家长，由于对智力测验、智商不大了解，对测查结果也深信不疑，认为是“盖棺定论”了。他呼吁家长正确看待智商，
智商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人的智力是有可塑性的。特别是少年儿童，在环境、教育和实践的作用下，智商变化的可能性和幅度更大。及时进行科学的培养、教育和训练，再加上孩子自身的努力，智商就会明显提高；而如果不及时进行科学的培养、教育和训练，孩子本人又不努力，智商不但不会提高，甚至会有所下降。因此，一次智力测验、特别是在年幼时的一次智力测验结果，并不是“一测定乾坤”。它不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智力发展水平。而对传媒上经常出现的什么“财商”、“德商”、“健商”、“性商”等等五花八门的新鲜名词，赵教授提醒人们说，这都是一些在学术界没有定论的东西，明显地带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最好不要赶什么“时髦”。
(4)“究竟是谁发现了母亲”——批判浮躁的学术之风。
1999年，《发现母亲》出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者说：“16世纪发现了人，19世纪发现了妇女，20世纪发现了儿童，21世纪我发现了母亲。”还说：“过去我们只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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