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大批高校迁入西部地区。大大提高了西部地区高校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此外，高校内迁还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充实了各迁入地的中小学师资，创办了一批新的中学和小学。高校的内迁使得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抗战；高校；西部；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扩大进攻范围，我国的领土不断沦陷。沦陷区内的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生存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大批的学校、科研机构迁入西部。历史上西部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抗战时期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对西部来说，却是极好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遇，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一、内迁高校的分布情况
抗战爆发后，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遭到巨大破坏。另一方面，原本是科技文化事
业最落后的西部地区迁入了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同时国民政府和广大的科技文化工作者在迁入地建立了一批新的科研机构，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高度集中，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地区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
内迁高校在内迁的体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促使西部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内迁的主要学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山东大学、国立音乐院、北洋工学院、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国立交大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等。总的来看，大都集中在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周围。特别是重庆、昆明、成都周围最为集中。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西安。中法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先后迁到云南昆明，燕京大学于1942年秋在四川成都复校，复旦大学迁往重庆北碚，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内迁到南岸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内迁的院校在尽快复课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院系进行调整，学校之间进行合并，争取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种资源。例如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又迁到云南昆明，后于1938年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往西安的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与天津北洋工学院組成西安临时大学，在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西北联合大
学又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分出后与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原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国立西北农学院等。
高校的内迁在给本身赢得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迁入地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在抗战爆发前的西部广大地区，基本上是近代科学的荒漠，战时高校的大规模内迁打破了战前高校布局极不合理的情况。随着大批高校的迁入和活动，不仅促进了西部地区科教事业的发展，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开发，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科学知识，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教育水平。
二、内迁高校大大提高了西部高校的师资水平和办学质量
高校的内迁和内地高校的兴办使我国教育中心发生大转移。由原来以平津沪宁汉杭为中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及粤北、赣中南、等地区转移。这大大改变了这些地区高等教育落后的局面。如西北地区战前仅有3所高校，而抗战时期就新建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等5所高校，这些高校基本上是由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组成的西北联大分化而出的。贵州抗战前一所高等院校都没有，战后一下子创建了国
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大学3所高校。江西战前仅有2所高校，抗战期间在赣中南创建了7所高校，大大改变了江西在高等教育方面落后的状况。
昆明、桂林、贵阳等地是战时著名的文化城，许多文教、科技人才汇聚于此。当地大学纷纷聘请他们执教或讲学，一时学校人才济济，声誉迅速扩大。华西协和大学利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等6所大学及其部分院系在成都复校之际，同它们联合办学，学习它们的办学经验，引进人才，聘请名家到校执教、讲学，在办学规模、教研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的西部地区，尤其川、滇等省，一时间高校云集、人才荟萃，仅当时的“陪都”重庆一地就汇集高校近30 所。当时四川两大城市——重庆与成都，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教中心。其中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坝和北暗的夏坝等“文化四坝”，称著一时。
在对地方知识人才的培养方面，内迁高校的贡献尤为显著。仅以自湖北武昌迁入内地的三所高校为例。这三所高校分别是国立武汉大学、私立中华大学和教会设立的华中大学。武汉大学于1938年春迁往四川乐山，在武昌时仅有1名乐山籍学生，到乐山后第一届招生就有乐山籍学生5人，到1946年已有30余名乐山学子加入新生队伍。中华大学于1938年8月从武
昌迁到宜昌又于当年冬迁到重庆，到重庆后的第一个学年，全校各级学生32人中，一半为川籍学子。华中大学在西迁之前，生源主要来自两湖地区，搬迁至大理喜洲之后，西部地区尤其云南籍学生的比例增长很快。1941年秋季注册的77名新生中，云南籍学生有32 名。到1945年秋季时，云南籍学生便高达174名，占整个在校学生注册人数286名的68%以上。如果加上贵阳、广西两省及川西、湘西两地来的学子，那么仅从在校学生变化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说西迁后的华大“已成为一所真正的西部地区的大专院校了”。
内迁高校进行的教学方式改革也影响西南地区旧有的教学方式。为了实施战时教育，以李公朴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提出了战时教育的几个原则：一要“中国化”，一切教育都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二要“实用化”，教育必须以“用”为目的，密切联系现实；三要“革命化”，教育要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任务。内迁高校正是遵循这样的办学理念来开展教学。它们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教学与科研的结合、课堂讲座与课外讨论的结合，使大学校园内充满了勃勃生机。
三、内迁高校促进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内迁高校对促进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是充实了各迁居地的中小
学师资，二是为发展地方教育在内迁期间创办了一批新的中学和小学。在充实地方师资方面，如上述华中大学迁入云南后，即以当地五台中学作为该校教育学院学生任教实习的场所，不少教师还到这所中学去兼课，使五合中学实际上成了华中大学的实习中学。再如北平师范大学，在抗战内迁的八年多时间内，为西北地区培养出了1300多人的中小学师资队伍。在到达迁入地后创办新的中学和小学方面，如上引中华大学办有湘校和渝校两所中学。其中湘校设在湖南湘乡，后改为中华中学，渝校设于重庆，仅开办初年就收容学生近2000人。其他还有四川大学在峨嵋创办的报国小学，大夏大学在贵阳创办的包括高中、初中在内的附中， 西南联大在昆明创办的昆华中学与附属小学，武汉大学在东山开设的武大附中和附属小学， 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内迁高校的活动改变了西部地区传统的教育观念。以贵州为例，当时贵州初、中等教育不但在招生数量上有很大发展，而且在教学质量上也有明显提高。“当时贵阳的初等教育有一特，私立小学多且质量好，有24所，近4万人就读。”“从会考成绩看，1938年贵州中学毕业生及格人数仅为49%，1942年则提高到65%，省立中学师资由合格教师担任者达80%左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西部地区的民众大多接受了女孩应受教育的观念，女子入学读书很快成为城市普遍现象，甚至部分偏远山区也受到影响”。
思想观念的更新对教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催化作用。随着教育重心的西移，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导向作用，人们的教育观念逐渐改变，入学办学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四、小结
通过上述事例，不难看出内迁高校对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内迁高校的一系列活动使得西部那些现代化教育尚处于荒漠的地区，开始踏上了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台阶。正如时人所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由此可见，高校内迁还为我国一些经济贫瘠、文教落后的地区留下了一层新的文明因素，客观上促使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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