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6期2007年11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30 No.6
Nov. 2007
威塞克斯之风：哈代在中国
张亚婷
(咸阳师范学院外语系，陕西咸阳712000)
收稿日期:2006210223
摘 要：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汉斯・罗伯特・姚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不仅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相关性历史和作品存在与一般社会历史的相关史，也是作品与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哈代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与研究受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语境、文学思潮和阐述体视野的流变话语的影响。在中外文学走向对话走向交流的20世纪，哈代及其作品在我们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里以接受美学为契入点，探讨哈代及其作品由于不同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在中国的译介及其研究的嬗变。关键词：哈代的作品；文化语境；译介；研究；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751(2007)0620086204
The Wind of Wessex :H ardy in China
ZHAN G Ya 2ting
(De partment of Forei gn L anguages ,X iany ang N ormal Universit y ,X iany ang 712000,China )
Abstract :Hans Robert J auss thinks that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works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of works and that of literary works and society ,but also a history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reception.The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es of Thomas Hardy and his works in China are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context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 fluid discourse of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ve group 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The works of the British writer Thomas Hardy have found their echo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comes into a progressive contact a
nd communication.This thesis probes into the introduction of Hardy ’s works and different researches at different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in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the reception theory.
K ey w ords :works of Thomas Hardy ;cultural context ;introduction ;research ;influence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坛的一位奇才，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涉及到小说、诗歌和戏剧等领域，饱蘸同情地描写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冷静的思索探寻人类的命运，发掘威塞克斯人的人性和灵魂，从更高更深的层次展示人类的生存画面。他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不可或缺的构成，在中外文学走向对话走向交流的20世纪，哈代及其作品在我们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汉斯・罗伯特・姚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不仅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相关性历史和作品存在与一般社会历史的相关史，也是作品与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所以就有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的区分。哈代及
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受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语境、文学思潮和阐述体视野及其流变话语的影响。
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译介哈代的整个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20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至今，
八九十年代至今可以说是哈代译介的高潮期。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被定义为新文化时期的开端，兼容并包，多多益善地吸取西方异域文学的营养自然就成了五四时期敏锐知识分子文学译介的普通倾向。现有的资料表明，早在1917年哈代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当时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第一次收录了周瘦鹃翻译的哈代的短篇小说《回首》。哈代与中国文学界第一次比较正式的接触则是在1925年。当时，承狄更斯的介绍，中国著名诗人徐
志摩怀着“英雄崇拜”的心情拜访了不轻易接见客人的哈代，并为此写了《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发表于1928年3月《新月》第1卷第1期，是作为同一期的散文《汤麦士哈代》的附录发表的。徐志摩认为,“哈代在文艺界的位置足以与莎士比亚、鲍尔扎克并列”[1]。当时对哈代作品的翻译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上。1930年顾仲彝翻译的《哈代短篇小说选》在上海出版，标价0.65大洋。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顾仲彝翻译的英汉对照本《富于想象的妇人》(An Imaginative Woman)。30年代，对哈代长篇小说的译介集中在两本小说上:1934年吕天石翻译了哈代的长篇小说《苔丝姑娘》(上海中华书局)，这是哈代长篇小说第一次在中国亮相。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严恩椿翻译的《黛丝姑娘》，他把哈代译为哈台。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了著名翻译家张谷若翻译的《还乡》，次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实味翻译的《还乡》(1.00国币)，他把哈代译作哈第，属于现代文学丛刊。值得注意的是，杜衡于1936年翻译出版了哈代的史诗剧《统治者：拿破仑战事史剧》,(今天已经通译为《列王》)。可见在当时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学界既是翻译者，也是接受者，他们对哈代作品的翻译及传播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对话，中国读者实质性地参与到了作品的存在之中。
1953年，张谷若翻译出版了《苔丝》(上海文化工作社), 1955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侍桁翻译的《卡斯特桥市长》。张谷若1957年出版了《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了《无名的裘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之前，俞征于1948年第一次翻译出版了《玖德》(上海潮锋出版社)。至此，哈代的四部主要长篇小说《苔丝》、
《还乡》、
《卡斯特桥市长》和《无名的裘德》都被译介到了中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在“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口号下，我国曾经对外国文化和文艺大张挞伐。事实证明，这种“破字当头”的大批判，不仅未能使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文艺“立在其中”，反而陷入了排外主义的反文化境地。从50年代至1981年之间，哈代及其作品的译介相应地处于空白，当然，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紧密的联系的，整个文学的生产、消费、传播都处于停顿状态。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我国文坛重新树起“拿来主义”的旗帜，又开始大量地介绍和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新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全新的审美姿态、频繁的文学争鸣、绚丽多姿的丰硕成果向世人展示了外国文学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同时，作为译者/阐释主体，他们以学术操作为媒介，扮演了理论上的读者/事实上的读者，同时将处于边缘地位甚至缺席地位的外国文学纳入文学中心。同时，随着文学出版领域机制和理念的转变,80年代曾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外国文学名著热，所以哈代的作品也随之又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文
坛，并颇受欢迎。198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亦君、曾胡翻译的《远离尘嚣》，另外，邹海仑翻译的《林地居民》，祁寿华翻译的《意中人》等陆续出版。至此，哈代的大部分小说都已和中国读者见面。仅以哈代最著名的小说《苔丝》为例,80年代就有8种不同的版本,90年代就出版了20种不同的版本,2000年到2005年就有24种之多。蓝仁哲的《托马斯・哈代诗选》(198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成为哈代诗歌在中国的第一个选本。吴笛翻译的《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选收了哈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抒情诗140首，并记录了哈代丰富的感情经历，阐发了他的人生观、爱情观与宗教观念。哈代作为诗人的地位也为人们所重新认识。
电子文化作为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一个典型的文化类型，在对哈代的作品引入方面进行了媒体性的介入，它使得哈代作品的译介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以科学的形式恢复了哈代文本的现实层面，同时也观照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蔽关系，作品意义的潜势现实化，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关于哈代及其作品的学术性研究我们可以从研究范围、研究主题、研究视角与方法及学界评论等因素来进行考察。继徐志摩之后,30年代我国对哈代的研究已经跨越了初步介绍的水平,1938年，李田意的《哈代译传》(长沙商务印书馆)综合评述了哈代的生平及他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创作，结合中国当时的学术气候，哈代研究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已经融入了中国学术界对于外国文学的总体认识潮流之中。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唐广钧、张秀岐等合著的关于哈代的《苔丝》、
《还乡》、
《无名的裘德》的评论共6篇。在“出版说明”中，编辑部写道,“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同学和青年教师们为了贯彻党的‘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整风后，利用暑假时间，以惊人的干劲，讨论和批判了一些外国古典作品。”198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张中载的专著《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对哈代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书后附有哈代60首原文诗歌。随后，聂珍钊、陈焘宇、吴笛、朱炯强、张玲等权威学者对哈代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评价。其中《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聂珍钊,1992)和《哈代：跨世纪的文学巨人》(朱炯强,1994)均属基金项目专著。从近年来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来看，对哈代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哈代的宗教观、婚姻观、命运观、道德观、社会观、哲学思想、创作思想与手法、美学思想、小说主题等方面，其中尤其是关于《苔丝》的评论相对较多。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的数据来看，从1996年到2006年这10年来，主题为“哈代”的论文就有600篇左右，题名“哈代”的论文大约有近300篇，而题名为“苔丝”的论文将近300篇。可见，中国学术界的哈代研究已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哈代学者，研究主题更具体化、多样化。同时，随着学界对哈代作品更全面的译介，学术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哈代小说本身，王守仁在《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1990，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中探讨了哈代本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史诗剧中的艺术形式，颜学军在《论哈代的自然诗》(2002，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通过深入的文本分析揭示哈代自然诗创作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探讨哈代的自然观。从研究的范围到主题,
学界对哈代研究更趋于完善，逐渐摆脱了先前单一的阐述模式，对哈代的认识和理解更加透彻，有了一
个认识上的飞跃，即哈代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代尔・克雷默(Dale Kramer)所编著的《托马斯・哈代剑桥指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中，他汇集了各国哈代专家的比较前沿的论文。祁寿华的《回应悲剧缪斯的呼唤—托马斯・哈代小说和诗歌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不仅探讨了哈代作品所特有的深刻的悲剧性，也对哈代的诗歌作了权威的解读和理解。我们看到，对于哈代的研究范围与成果方面，我们的研究基本上和国际哈代研究接轨。
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来看，文本的阐释者大都采用传统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再认识，再阐发。从90年代初起，有关西方文论中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书成为我国的畅销书、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而且几乎成了各种论文和著述的切入点，一种要求与西方文学接轨的呼声成为追逐学科前沿的大趋势。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解读哈代的作品，比如女性批评角度的解读，在《从<；德伯家的苔丝>看哈代的男性思维与女权意识》中，作者认为在《德伯家的苔丝》一文中，哈代接受了父权制社会中的妇女观念，在小说的创作中使用男性观察视角、男性叙述模式、男性话语和人物的二元对立语言，体现了一定的男性思维，但是小说中含有一定的女权意识。在《解构男权传统———哈代小说创作的主导倾向》一文中，作者认为哈代超越了男权传统的女性特征，充分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和女性性意识。《〈无名的裘德〉的存在主义解读》试图从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出发，探讨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并对这一现实主义作品中出现存在主义因素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哈代小说<；无名的裘德>》中所蕴含的生态自然
观》从生态文艺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具有浓厚的保护动物的意识，小说中的所展示的静态自然环境和呈现出的自然法则都蕴涵着明显的生态自然观。可以看出，目前还没有后殖民主义理论、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同性恋理论等方面的尝试性文本阐释。
比较文学的兴起为研究哈代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从“一出戏”到“人生趣剧”———徐志摩与哈代》(刘介民,《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哈代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黎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颓土上的两种歌吟———沈从文与哈代》(王睿华,《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与哈代共、异性探析》(唐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乡村守卫者的悲歌-读〈土门〉与<；德伯家的苔丝>》(于红胡宗锋,《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精心建构的艺术世界———哈代、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科斯之文本结构
初探》(任良耀,《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试论祥林嫂与苔丝悲剧形象及成因》(刘同般《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两个性格两种命运———简爱和苔丝的形象比较》(侯秀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异曲同工———<；红字>与<；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悲剧女性探析》(蒋丽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人性的闪光与毁灭———苔丝和珍妮形象比较》(黄燕尤，固原师专学报)。这方面的论文较多，不一一赘述。可以看出，对于哈代的比较研究目前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国内作家徐志摩、沈从文、鲁迅、贾平凹的对比研究；另一类主要是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具体到文本还有《苔丝》和《简爱》、
《珍妮姑娘》和《红字》的具体解读。陈义海在《“精神之父”的“精神渗透”》一文中认为“哈代能在徐志摩的心中产生共鸣，无疑是哈代作品中的怀疑精神和悲观气息使然。”[2]在《颓土上的两种歌吟———沈从文与哈代》中，作者认为异质文化侵入后，宗法制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是沈从文与哈代共同面临的写作背景，而原始乡村的败落、祖先的价值观以及信念的崩溃成为他们文本中典型的一致的悲剧母题，但是与哈代悲观主义的颓废写实不同，以对理想人生模式的重构表现对人间秩序安排的终极关怀，沈从文向生命深处所作的漫溯与探索则更多地隐见着东方式的智慧。哈代在世也有近30年的时间与沈从文交叉，时间上也有关联，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从深层的悲剧意识上有许多共性可供挖掘探讨。同时，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和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都抓住了历史大转折时期社会生活内在精神的神髓。从哈代与福克纳的对比研究中，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都深深地浸润着对乡土生活的怀旧情绪，以及在主题探索、题材及人物命运方面有着相似点或者近似点，在把他们和马尔科斯的“马孔多”神奇世界比较后，任良耀说明他们三位大师都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特艺术世界，提出“保留相同背景法”是他们文本结构的模式。在哈代所塑造的一系列特鲜明的女性中苔丝作为一位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热点，将她与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
《简・爱》中的简・爱、
理想人生《红字》中的海丝特和《珍妮姑娘》中的珍妮的命运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她们的共性与差异，使读者更
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与主题，从更高的层次上展示了跨越任何地理限定的伟大文学共有的魅力，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课题。总体上来看，国内哈代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更加宽泛了，它是东西方文学的一次对话，也是一种交流，透过这个参照系，哈代创作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确定，他的思想渐趋明朗，艺术成就日益为人们所推崇。
中国学界对于哈代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徐志摩是早期评价哈代最为有力的人，他认为哈代的悲观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是对现实的探险，是对现实的倔强的疑问。唐
广钧和张秀岐在《论〈还乡〉》(1958)中认为,“从哈代整个的小说创作过程来看，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从消极的田园诗人发展成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艺术家；但另一方面，他的乐观情绪也逐渐消失，而变成一个消极悲观、唯心主义宿命论观点极强的人。”[3]42在《论〈还乡〉》和《论〈德伯家的苔丝〉》中，他们指出,“由于哈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实质上也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写作，所以他有他的局限性，看不清社会的真正出路。”[3]11相比之下,30年代的评论家由于严峻的现实危机，面临着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与科学的历史重任，他们希望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改变一切，而哈代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哲学是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50年代，中国文坛积极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文艺从属于政治。“50年代、60年代的文艺思潮呈现出了从驳杂走向明晰，从多元走向单一，从学术探讨走向政治批判的发展轨迹。”[4]由于中国文学步入了政治批判的阶段，只有那些具有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罪恶的外国文学作品才能为我们所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更迭无疑使得人
们在认识、解读文学作品中出现了预涉性影响，可见，个休阐述总要受到其所属体的制约，因此，体也就构成了主观批评的客观限制因素。新时期以来，人们对哈代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和批判谈论相对较少，而是用现实主义的标准衡量哈代，纠正前期认识中的误读，逐渐地，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大量传入，评论家们开始转向了对哈代文本自身审美功用的认识，而非它们的社会功用的发掘。聂珍钊在《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1992)中对哈代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艺术美学理论和小说的创作特上进行了深入的评价，哈代被定性为“艺术家”，而非简单的“悲观主义者”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张玲在《哈代》(2002)中分四个部分对哈代进行了评述：哈代生平———坚忍的跋涉者，小说———晶体的层面，诗歌———自我的充分抒发，戏剧-徘徊于成败之间。她在《晶体美之所在-哈代小说面面观》认为,“小说家哈代，就像一块结构复杂、棱角众多的晶体，能从不同的角度反射日月的光华；也正像晶体一样，它的各个棱面不管多么复杂，内部结构却总是有一定规律的排列组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哈代。”[5]
文学研究是对作家作品进行理解、分析和阐释后做评判的复杂过程，因此，是一种当然的文学接受，而文学接受本身就是选择的过程，是过滤的过程。综观哈代在中国的研究史，可以说，文化语境对哈代研究产生了规定性影响，而不同的研究者虽然有个人偏好和知识背景的区分，但同样在解读哈代及其作品方面出现了某些偏差和漏洞，甚至夸大了某些方面而遮蔽了其它方面。通过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努力，研究成果通过刊物或者著作等媒介传播，扩大了哈代在中国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和接受度，因为，对本文的阐释和分析活动本身也促成了文学接受模式的构成。
谈及哈代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及其诗歌创作。哈代是影响徐志摩并使其在创作上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个重要作家。徐志摩赏读哈代的诗歌、翻译哈代的诗歌长达10年。在《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中，徐志摩写道,“我说我爱他的诗因为它们不仅结构严谨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我说了or2 ganic这个字；他重复说了两遍“yes,organic,yes,organic,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 thing。”[6]陈义海在《“精神之父”的“精神渗透”———徐志摩诗歌与哈代诗歌的比较研究》中认为，从诗歌内容的表现来看，徐志摩的诗歌和哈代的诗歌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在哈代用得较多的形式技巧中，对徐志摩影响较大的要数哈代诗歌中常用的反复手法，这体现在《雪花的快乐》,《海韵》,《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等美妙的诗歌中。有人认为哈代对中国作家沈从文有一定的影响，不免牵强，缺乏考证，有待于进一步探求。
总之，哈代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研究和影响都体现了中国作为接受者的一种历史性选择，绝不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产物。它经历了从“简单介绍———走向中心———缺席———走向中心———走向多元解读”的接受过程，这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不同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但同时它们又受制于历史与文化语境。在整个接受的演变过程中，哈代观照了不同历史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道德召唤。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和诗歌应该得到更前瞻性的审视和认识。目前，有关哈代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大量发表出版，他的作品仍不断地被翻译，甚至有了对不同版本翻译的比较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哈代学者，这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但是，值得思索的是，我们是
否可以筹建哈代研究会等组织，举办相应的学术研讨活动，普及哈代作品英文原版，引进影视作品等，以此来推动对哈代的全方位的认识和接受。
参考文献:
[1]徐志摩.徐志摩全集[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481.
[2]陈义海.精神之父”的“精神渗透”———徐志摩诗歌与哈代诗歌的
比较研究[J].盐城师专学报,1998(3):16.
[3]唐广钧，张秀岐.论〈还乡〉；论〈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8.
[4]李赣，熊家良.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18.
[5]张玲.晶体美之所在———哈代小说面面观[J].外国文学评论,
1995(2):82.
[6]徐志摩.徐志摩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91.
〔责任编辑：贾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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