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引我走向生活
西戎
前方也正在精兵简政。我住在招待所，因为等候分配，自然对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要作点考虑。在延安学习期间，我虽然读了些书，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还没有写过象样的作品，年纪轻轻就立志想搞创作，领导会同意吗？
幸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刚参加革命时的剧团领导林杉同志。经他介绍推荐，我便到了晋西北抗联文化部。
抗联文化部由原晋西北文联领导’人亚马同志负责。亚马同志，虽然初次见面，他的名字，我早有所闻。听说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已在太原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他对党的文艺事业，很热心，对人才的培养，也极为关注，如我这样还很幼稚的年轻人，他非但不嫌弃，反而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和我同时被他接收下来的青年，还有马烽、孙谦、李束为、胡正、林朋、胡海
、辛景月、田家、方山、常功、高鲁等十多人。
当时，延安刚刚开过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我们对的《讲话》，进行了认真学习，思想上明确了许多问题，决心沿着指引的方向，无条件地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和人民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写出反映时代的新作品。这就是我们的共同意愿。
当时，各分区的条件都很艰苦，敌占区更为险恶，大家出发的时候，没有人犹豫动摇，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坚定不移地迈开了走向斗争生活的步伐。
决定让我去的地方，是晋西北第二军分区所辖保德县第四区。这里，从整个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来说，称作内地，其实距敌据点也不过百十华里，随时都有被敌人突袭“扫荡”的可能。这里土地贫瘠，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寒苦，除沿黄河有些种植枣树的河湾地，其余皆黄土丘陵。民食以黍获野菜为主，当地流行的民谣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婆姨挑苦菜，汉子走西口”。这就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九四O年，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这个穷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颁发了一系列团
结抗日、改善民生、发展生产的政策法令：减租减息、反霸回赎、变工互助、劳武结合、植棉纺织、贷款互济等。新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后，.短短两年时间，这里的对敌斗争形势、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众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展开，农民开始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从未种过棉花的土地上，棉苗也开始开花结果。由于植棉纺织运动的开展，一家人盖一张被子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处办起了纺织训练班，整个根据地减租生产运动，搞得热气腾腾。
我正是在这种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来到了保德县第四区抗联担任文化部长的。
区抗联的组织机构有武委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化部。每个组织，实际只有一名干部。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区委的公开名称是民运组，只有书记和交通干事各一人。全区的运工作，就靠区民运组、抗联这六七个干部来做。区公所也设区长、助理员三名干部，主要是搞征兵、征粮、税收和解决日常的民事诉讼。
我来区抗联报到以后不几天，便发给我一套由妇救会帮助做成产的众服装。我脱掉从延安穿回的军装，头上戴上了毡帽，身上穿起了藏青的棉袄棉裤，腰里扎一根褐腰带，脚上蹬了一双牛鼻子山鞋。·棉袄口袋里除了水笔和用旧线装书翻订的记事本，再就是吃派饭通用
的根据地粮票。我瞧着镜子里自己的穿戴，俨然成了一个农民，我为自己的众化感到新奇，同时也为自己能遵照的教导要和众打成一片而感欣慰。
从此，我和区里的所有抗联干部一样，为了每一项中心任务，不间断地下乡，翻沟越峁，走村访户，走到哪里，就工作在哪里，也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真是“处处无家处处家”了。每当在一个村子里住上十天半月，老老少少，熟若家人。山里人待人憨厚热情，他们生活很苦，总要做最好的饭食给你吃，借来新媳妇的被子给你盖，夜晚盘腿坐在热炕上围灯谈心，把最知心的话儿说给你听。仿佛我就是他们家、他们村的成员之一。诸如兄弟分家、婆媳吵架、立约、换帖、写信……事无巨细都来你。我开始尝外了纷繁生活的乐趣，时而也产生写作冲动，但是比写作想得更多的，还是我作为一个抗联干部所肩负的工作任务。我总觉得住在一个村子里，有做不完的工作等我去做，有解决不完的问题，等着我去帮助解决。我看到有的大闺女没有裤子穿，围着毛帘口袋坐在炕上，心里万分不安，我要说服他们种棉花，我要教会她们纺线织布。我曾向妇救会主任学习纺织技术，也曾大着胆子在自己工作的村子里，开办纺织训练班，居然也成了纺织技术干部。每到一村，便被妇女们包围了起来，从她们那一双双期待的眼光中，我看到了她们对学习新的生产本领的渴望。
通过推动纺织工作，我了解了她们在生活上的困苦，在婚姻上的向往。使我结识了许多平素不易结识的老大娘、小媳妇，知道了许多平素不易摸透的婚姻、家庭问题。这时，我慢慢悟出了一条道理：单纯地去了解生活，只能是浮光掠影，捕捉不住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只有认真地去做好工作，生活自然而然会被你所认识，所理解了。我当时在《解放日报》、《抗战日报》发表的几篇小说、散文、通讯，就是在这样紧张钓工作之佘，激情难捺地写出来的。
在我没有下乡深入生活之前，总龄为农村工作是比较容易作的。政府号召减租减息，使农民摆脱贫穷的枷锁，难道还会有人不愿意吗?可是当我参加了几个村的减租工作以后，我深深感到，几千年形成的旧道德观念，习惯势力，要使农民自觉起来解除这种无形的束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费尽唇舌，通宵彻夜地做发动工作，那些受剥削最重的老实农民，依然心事重重，一言不发。他们白天减了租，黑夜又悄悄地把租子送回到地主家里。追查原因，是村子里起了谣言，说八路军要走了，旧政府又要回来了等等。经过调查了解，替地主传播谣言者，其中就有在斗争会上表现“积极”的二流子。他们是受了地主钱财的收买。经过工作，造谣者坦白了，地主的阴谋揭穿了，又经过办冬学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这些徘徊观望的老实农民，逐渐打消顾虑，参加了斗争。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这些人真正成了保卫农会利益的中坚力量。在反“扫荡”对敌斗争中，他们拿起武器，自觉起来保卫翻身果实。在动员
参军，交纳救国公粮等抗战工作中，这些人成了我们党所依靠的力量，可靠的同盟军。
在农村工作、生活了一年，使我增长了许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方面的知识。我感到了生活的魅力，也感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
从乡下回来，领导上要我们配合整个根据地减租运动的开展，写一个反映这场斗争的大型秧歌剧本。我和芦梦、孙谦、常功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完成的剧本叫《王德锁减租》。经“七月剧社”演出后，颇受众欢迎，曾获“七七七”文艺征文甲等奖。同时获奖的优秀作品，以及征文前后出现的优秀作品，有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李束为的《租佃之间》、李欣的《新与旧》、的《解救》、胡海的《侯屹蛋和他的少先队》、成荫的《打得好》、胡正的《碑》、李文辛的《桂捎书》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主持文化宣传工作的张稼夫、周文、亚马、樊希赛等领导同志，他们在这块痔薄土地上撤下的文艺种子，终于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人成长起来了，一批充满家乡泥土气息的作品，给晋西北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些作品申的绝大部份，是为配合政治任务而写，由于它反映了时代的真实，塑造了生活中的新人，即使是配合任务，同样使人受到精神鼓舞，得到艺术上的满足。
四十年前，我遵循《讲话》指引的方向所走的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迈开的最有意义的一步。它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讲话的艺术一九八二午一月十六日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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