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上的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时，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明知凶多吉少，念及“国家至此”，毅然前往和元军谈判；被捕后，几度挣脱敌人魔掌，以期重整旗鼓，收复大宋江山，表现了这种精神；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冒着丢官舍命的危险，反映民情，说出真话。他为人民忧，为人民愁，为人民大声疾呼，尽管被罢官，仍然矢志不移，真正做到了忧在百姓前，为人民鞠躬尽瘁。 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私欲这组矛盾，从古到今始终在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这种忧乐观的人，理想远大，精神崇高，追求真理，视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天祥、彭德怀不正是这样不平凡的人吗?相反，有的人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享一时之乐，贪一己之利，而置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鬼迷心窍，灵魂丑恶，行径肮脏，犯下了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罪行。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为了个人多攫取“好处费”，竟然下令压低土地出售价格，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他眼里、心里，哪有“天下人”的位置?只有他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品德修养，陶冶自己的情操，向历代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学习，汲取其精神滋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惑接踵而来。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时刻记住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并代表着人民，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且慢行乐，切勿忘忧，更不能大肆挥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为一己之乐，造成百姓之忧、国家之忧。 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一口古老的洪钟，常鸣在人们的心间。
②但是，作者在这句话中也同时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南宋大诗人陆游也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国富”不等于“国强”，如果国防不巩固，国民沉醉于和平安宁生活之中，即使生产发展了，也有可能毁于一旦。当然，这句名言还有它的寓意，那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现在的中学生生在福中不知福，实在令人痛惜。俗话说：“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青年时代的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从没有放松过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常通过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来砥砺自己艰苦奋斗的品格。我们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伟大的领袖尚能“主动苦吃”，我们又为什么不能“踏尽崎岖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另一个引申义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奋斗是实现理想的阶梯，化学家诺贝尔为研制，废寝忘食，四年里做了几百次实验，最后一次实验他
甚至负了重伤，但他却成功了。由此可见，纵然理想与现实常有矛盾，青年们仍应以奋发有为的精神作为通往理想境界的阶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含义远非如此，但经常保持这种观点，却能使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不断鞭策自己、警戒自己、完善自己。
③自古及今，确实有不少人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启迪下，英勇地奋斗着。宋代名将岳飞，为了 ，收复失地，驰骋沙场。他不畏奸臣谗言，不顾国君昏庸，在被召回朝廷遇害之前，还念念不忘“直捣黄龙，救回‘二圣’，收复大好河山”。此“忧”可谓“先”，其“乐”却在“后”。正因为如此，他才名垂千古，为后世称颂。再如，我国现代文坛上的巨星茅盾先生，他一生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写出了许多不朽之作。解放前，他在国统区用手中笔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解放后，他更加勤奋写作，尽情讴歌人民的新生活。他在临终之前，将自己节省下来的25万元稿费上交国家，献出一颗赤胆红心。茅盾先生身体力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对待“忧”与“乐”的态度，孰“先”孰“后”异常鲜明。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孙中山、李大钊、……他们的英名都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流芳千古，为后人称颂。   为什么这些人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从
他们的事迹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只有从内心里、从灵魂深处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才能先忧国忧民，后考虑自己，甚至不考虑自己。假如没有这种爱国爱民之心，很可能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历史上祸国殃民的也是不乏其例的，像宋代的秦桧、明代的吴三桂、清代的李鸿章等等。他们卖国求荣，残害忠良，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民族的敌人，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人哪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他们的作为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背道而驰，他们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④范仲淹是宋朝名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他抛下家室与韩琦一起镇守陕西，屡次击退了西夏、契丹的侵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在那“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荒山野岭上，他也曾想过家，沉吟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的诗句，然而他想到“燕然未勒归无计”，就在那里餐风饮露度过了半辈子。是啊！“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抒发了有志之士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繁荣富强，为拯救人民的疾苦而奋斗的慷慨感情，它激励了无数的人为国捐躯。
    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明知前去谈判凶多吉少，考虑到“国事至此”，就“不得爱身”了。
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几度挣脱元军魔掌，以期重整旗鼓，为国雪耻。临死时还一心要挽救祖国。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发誓：“生不能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还在一首诗中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吗？
    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忧国忧民的志士更是浩如烟海了。无数的革命先烈英勇斗争，以鲜血染红红旗，目的是“天下之乐”。斗争的幸存者，当他们看到革命胜利，人民翻身了，感到无比欣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更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还为了祖国人民进一步的“乐”――实现四化，正在“老骥伏枥”，真是“烈士墓年，壮心未已”呀！
    要“后天下之乐而乐”，必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只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加里宁说过，要成为自己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就必须先成为全体工人和农民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全体工人和农民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时，他便成了自己幸福的创造者。此话正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具体解说。
    我们这些小青年，高中刚毕业，对幸福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投身到为人民服务、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洪流中去，吃苦耐劳；在临终的时候，想到自己没有庸庸碌碌地虚度年华，为祖国的四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时，就会感到自豪，感到幸福。
    现在有些人对“幸福”的理解，只囿于一己之利，报考大学“一不出省，二不渡江，三不过河”，丝毫也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打算。这种人最后只会到处碰壁，其“幸福”是最渺茫的，对社会不能有所裨益，甚至成为社会的蛀虫。我劝告这种人，“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当死于过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尔，何能卧床上死在儿女手中邪？”千万别做得比古人送差！
    唐代诗人高适说过：“男儿本自重横行”，主张有志男儿要为国效劳，奔走四方。有出息的前人尚能如此，更何况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呢？我们应赋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新时代的思想内容，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树立公而忘私的世界观，投身四化建设，为人民，为祖国，奉献毕生的力量。⑤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
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⑥《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孟子云：“士穷不离义，达不到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现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善于天下。”这才是文人对于真正的态度。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下皆能处之态然。不以眼前的富贵有所动摇的也不以因处逆境该变。退一步就可以想海天的辽阔，而我们人类的生命只是几朝露水，当露水蒸融时无影无踪。偶尔我们会想到过去，缅怀古人，而范文正公能用最大的宽容与气度，安慰被谪的好友。 
⑦圣人和我们凡人就是不一样。我若是面对“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象，肯定会像“迁客骚人”一样情绪低落，面对“春和景明，皓月千里”的景象，则肯定会像他们一样心旷神怡。我无法跳出俗人心理，做不到异于“二者之为”，修炼不成“古仁人”。
我又想，如果真有一位范仲淹先生所说的“古仁人”站在我身边，则何如？当我因浊浪排空而情绪低落时，他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君。”我大佩服。待到我因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时，他先生依然表情凝重。我问他：“您在想什么？”答曰：“忧吾民。”我特佩服。赶紧溜走，害怕自己的俗气污染了圣人。　此种人似乎只能敬而远之。由此看来，大家不愿当圣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拿着劲儿活着，太累了。
以愚之见，如果大家真的把范仲淹先生的观点落在实处，会严重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把美
景道德化，政治化，太可怕了。
  触景生情本属人之常情。范仲淹先生的意思是应该避免此种人之常情，要灭“情”入“理”。然而这种“理”并非理性和理智，而是“天理”。这不是将正常情感升华，而是压抑它。所以《岳阳楼记》有一股“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
我如何判断范仲淹先生的“理”属于“天理”呢？  因为如果不是“天理”，就需要论证，就需要说明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可是你看，范先生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打算做任何论证的。为什么这样做就合理？为什么只有这样才算“仁人”？古代究竟有多少“仁人”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据我看孔夫子也没做到）假如一个社会真的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出现何等怪异的局面？这些，范先生都置之不论。无须论证之理，如果不是假设，就只能是“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