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作者：徐铸成
来源：《读书文摘》2015年第10期
作者：徐铸成
来源：《读书文摘》2015年第10期
我采访蒋介石
我于1927年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开始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兼为天津《大公报》 采访新闻。那时，北京还在“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统治下，而南方则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權，直到1949年蒋介石被迫退往台湾，我以记者身份，看到他从兴起到瓦解的全过程。
但在我采访政治新闻的初期，主要是跑太原、广州等地，采访反蒋的内幕新闻，一次也没有去过南京。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 （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只和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谈过三次话。蒋介石则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那年国民党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在此以前，日军为破坏北伐，悍然出兵侵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屠杀我军民以万计，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遇害。
他们的专车为了避开济南——还在日军占领下，从徐州折入陇海线，再由平汉路北上。
他们到北平那天，我随记者前往采访。西车站——前门外平汉路车站前已搭好彩牌，车水马龙，欢迎者包括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云集，自不必说。专车驶进站台，在欢呼声中，蒋手挽新夫人下车，检阅仪仗队，然后出站登车直驶北京饭店。
当年蒋还是一位年轻的总司令，蓄有短髯，军装外披着一贯的黑披风，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恰是一对“神仙眷属”。
我在国闻社发了简单的新闻。当时，新闻界最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 （后当汉奸） 却着意描述宋美龄穿什么旗袍，着什么鞋，连他们坐的汽车号码也加以发表。他还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役，蒋何时入睡，何时偕夫人外出，何时某要人谒见，谈了几分钟，都向他
报告，时闻社按日发表了蒋的“起居注”。
第三天，蒋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又见了他一面。他出场时怒气冲冲，开头就说：“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旧习气，对女人评头论足的坏习惯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训斥”了一番后，没有多谈他此行的计划，只简单说要敬谒总理灵柩，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记者们也噤若寒蝉，不敢提什么问题。招待会就匆匆结束了。
蒋那次到北平，主要“回目”是西山谒灵，打算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重要将领，瞻拜碧云寺中山先生灵柩 （那时南京中山陵尚在规划中），表示北伐大业已经完成。但由于他“一念之差”，或者说是“一念之私”，不仅使这一幕几乎无法“上演”，而且种下了以后多年混战的祸根。当时北伐的主力，是靠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蒋却竭力抑冯扶阎 （锡山），不许第二集团军开入平津。几乎所有河北、平、津的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阎系人物;只有北平市长一席，给了冯系的何其巩。冯忿忿不平，先以养病为名，逗留在豫北的百泉，几经电催，又在保定下车，说是要祭扫先人之墓。这样，预定的谒灵日期，一改再改。直至已“铁定”举行的那天，蒋、阎、李 （宗仁） 等已分头出发西山，冯才出站，乘车匆匆赶到。
最近，我带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旧报中搜集我过去所写的通讯，编次为通讯选，其中 《碧云寺祭灵记》 一篇中，有一段写道：“蒋介石总司令首先拾级而登，着新武装，罩以玄披风，神采奕奕。随后者为冯、阎两将军。阎也着黄呢新军服，上将三星耀目，而冯则依然土布棉军服，一身尘土，脸微黄，不掩病态。其后为李宗仁将军，青年军人气概。紧随他们之后，则有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诸将军。……祭堂肃穆庄严，素烛高烧，香烟缭绕……”
蒋离开北平的前两天，我得知翌晨他将赴陆军大学 （原北洋政府所设） 对全体师生训话。我先半小时到西直门的陆军大学，访校长黄慕松，要求旁听，得其俞允。9时，蒋由黄陪同进入礼堂，全体起立致敬。蒋和前座的教官们一一握手。黄也介绍了我，也握了手。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和他握手。后来，黄就南下，受到蒋的重用。
蒋拙于言词，宁波口音极重，几乎每句都带有“这个、这个”。演讲约历一小时。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一人，我详记此新闻及蒋演词大意，寄天津 《大公报》 成为“独家新闻”。
1932年初，我由《大公报》 派往汉口，当特派记者历四整年。蒋在汉口设“鄂豫皖三省
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还在国外的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 （旋即回国就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蒋由南昌经九江乘军舰抵汉履任时，我曾到码头采访。码头戒严，文武百官毕集，自不待絮述。我还记得一事：当时汉口公安局长兼总部总务处长陈希曾，为蒋的后辈亲信 （陈其美先生之侄，果夫、立夫之堂弟），在场指挥一切。不知因何事引起蒋的恼怒，突然松开宋美龄夫人的手，对陈踢了一脚，还加上一句“娘希匹”！我听到他这句口头禅，仅此一次。
他在汉口驻节的时间并不长 （约三四个月就仍回南昌去了），而外间流传他的轶事却不少。举例言之，如他因鄂东军事失利，再度起用罢黜的徐庭瑶。召见时，徐呐呐絮述他指挥失机的原因。蒋不待他讲完，就拍桌子申斥“强辩”！因宁波口音，徐误听为“毙”，立即面如土，两腿瘫痪。蒋见到他的神，知道误会了，马上改口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派你去当第一路军总司令，好好干！”徐才如梦初醒，喜洋洋地去重新带兵。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是在1946年初，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有一天，在三马路市府新闻晚知道 （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 大客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还在 《大公报》 任总编辑。他讲些什么，记者们提出什么问题，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 《文汇报》
年轻记者唐海曾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我侧目看蒋的脸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
当晚，《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兄邀我 （那时我还协助严照顾 《文汇报》 的事，翌年3月，才向《大公报》 辞职，再主持 《文汇报》）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张还一再说：“唐海不是共产党，你们能担保么？”
1947年5月，《文汇报》 被封闭。翌年春，我冒险去港，筹备创刊香港 《文汇报》，1948年三大战役以后，蒋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而南京政府旋即土崩瓦解，自然我和蒋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上海有交易所，始于一九一八年，是日本人开设的，名“上海取引所”，设在上海三马路，经营证券和物品买卖，投机倒把，赚了不少钱。
那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不久，一贫如洗，和戴季陶一起在张静江家当清客。张是南浔富商，在巴黎开设豆品公司，并在浙江上海做贩运丝、盐的生意，那时和他的兄弟张澹如在
沪设“张源恒盐栈”等字号，经营批发买卖。
1919年，戴、蒋等看到日商“取引所”为暴利之薮，乃向张氏兄弟建议效尤创办，于是由张联系当时上海商界“闻人”虞洽卿等，组织“协进会”，筹备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备案，1920年得到批准，即于是年七月正式成立。虞洽卿任理事长，闻兰亭、盛丕华、周佩箴、张澹如等十七人为理事。场内交易由经纪人经手，当时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为陈果夫，其老板为蒋介石;第四十五号经纪人为张秉三，他的老板就是张静江兄弟。经纪人在场内交易时，头戴白布帽子，帽上标明号码。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规定的。交易所开幕前，还办了一个“所员养成所”，请日本人山田等当教员，训练这些经纪人和其他职员。
这个交易所名为华商，实际上依旧是日本财团欺骗压榨中国人的机关，虞洽卿、蒋介石等实质上是当了买办，分享一些唾余而已。这个交易所的资本额定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开办时先收二万五千股，规定日方先出资八十七万五千元，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华方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约占股额的百分之三十。事实上，当时虞、蒋等都未拿出钱，而是以日方的股款向银行押做了十几万元，作为华方的股款 （全部为“协进社”所有）。
交易所的业务名义上是一切证券和物品，实际上买进卖出者主要为该所股票 （称“本所股”）。当时上海游资充斥，都集中于股票，以交易所为弋利之所。从一九二〇年七月到一九二一年中，“本所股”由每股三十多元逐渐上涨至一百二十元，除日商大获暴利外，虞、蒋等这些人也大发横财，他们抛进抛出，翻云覆雨，害得一些商人倾家荡产，跳黄浦江自杀的日有所闻，而他们自己却日進斗金。蒋介石、戴季陶在上海做交易所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天天吃花酒、坐汽车，俨然是富商了。
但好景不长，到一九二二年开春，“本所股”一度涨到二百多元后，就逐步回落，蒋等搞了一个“多头公司”，拼命买进，企图背城借一，甚至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以抵到期缴款，到是年二月，交易所内部空虚的真相已无法掩盖，“本所股”一泻千里，于是这个开张不到两年的交易所就宣告破产，“方卿原是旧方卿”，一度高车驷马的蒋介石，又回到了初到上海时的地位。
交易所破产前，虞洽卿曾集电日方股东告急，后来日方汇给虞一百万元，作为清理之费。蒋介石听到这消息，就纠集几个也破了产的经纪人，雇了一百个打手，准备在交易所开理事会时当场捣乱。这风声被虞听到，知道蒋有黄金荣为靠山，不可轻敌，于是出当时法
租界的“大亨”之一李征五出面调停，蒋提出条件，要二十万元清理债务后，从此不再在上海混，“开码头”到广东去，经往返磋商，决定由虞送六万元给蒋作为赴粤的旅费。蒋得到这六万元后，在大东旅社开一房间，把这些合伙的经纪人来，碰杯庆贺，大家想和蒋分赃，哪知蒋趁他们酒醉昏昏的时候，从后门溜出，乘车直上了南行的轮船。直到一九二七年才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重来上海。在他重到上海以前，他的老朋友阿德哥（虞洽卿）曾赶往九江迎候，代表外国送了蒋一笔钱，作为蒋保护他们的代价，这笔钱当然不止六万元，而是八千万元了。而且，这八千万还仅仅是一笔“见面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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