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屈原及楚辞
第三讲、“楚辞”、屈原及其作品
⼀、楚⽂化与“楚辞”
1、楚国的地理及其风俗
楚为南⽅⼤国，春秋之时，楚即兴盛于江汉流域，都城为“郢”（ying3今湖北江陵）。楚占地千⾥，地⼴兵强，雄踞南⽅。楚地⼈⾃称“蛮夷”，中原⼈也以“南蛮”、“荆蛮”相称。
楚地有江汉川泽⼭林之饶，物产富⾜。所谓“楚、越之地，地⼴⼈稀，饭稻羹鱼，或⽕耕⽽⽽⽔耨（nou4），果隋（sui1）蠃(luo3)蛤(ge3)，不待贾⽽⾜。地埶（艺）饶⾷，⽆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货殖”是指谋求“滋⽣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货物的⽣产与交换，进⾏商业活动，从中⽣财求利。翻译：楚越地区，地⼴⼈稀，以稻⽶为饭，以鱼类为菜，⼑耕⽕种，依靠⾬⽔就能除草，⽠果、⾁类、昆⾍、贝壳，不须同外地通商，便能⾃给⾃⾜。这⾥的⼟地上能产出丰富的⾷物，没有饥荒这样的灾祸。）因此，较之中原，楚国的地理条件优越⽽独特。
复杂的地理条件，衍⽣出楚地繁复⽽独特的民风民俗。楚地风俗，民神不分，迷信巫⿁，重淫祀。（淫祀：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记载：“昔楚国南郢之
⾢，沅湘之间，其俗信⿁⽽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以乐诸神。”不仅在民间，在楚国的上流社会，同样也是这样，据记载：楚灵王简贤务⿁，信巫觋（xi4），礼神，躬⾃执⽻，起舞坛前。吴⼈来攻，国⼈告急，⽽灵王⿎舞⾃若，顾应之⽈：“寡⼈⽅乐神明，当蒙福，不敢救。”可见，楚地民神杂糅、⼈⼈都好祭祀，⽽迷信巫⿁、求神赐福，已经成为了楚地代代相传的民俗。
楚⼈操南⾳，歌南风，其语⾔、⾳乐极富地⽅特⾊，与中原⼤为不同。例如在《史记·项⽻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夜闻汉军四⾯皆楚歌”，于是惊叹“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之多也！”更是“楚歌”别具特⾊的最好证明。
2、“楚辞”的定义
楚⽂化与中原⽂化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交融，并驾齐驱。中原⽂化以典重质是实为基本精神，楚⽂化则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征。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于楚国的⼀种新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在我国古代的⽂学艺术史上崛起的⼜⼀座⽂学⾼峰。
所谓“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物”（黄伯思，北宋，《校订楚辞序》），具有⾮常浓厚的地⽅⾊彩。⾸创“楚辞”这样⼀种诗歌体裁的作者是屈原，其后的作者如宋⽟、唐勒、景差之流，均为楚⼈。所以“楚辞”就成为了具有浓郁楚地⾊彩的这种新诗体的总称。
及⾄汉代，⽂⼈开始竞相模仿此体，开始将这种体裁的诗歌统称为“楚辞”，这⼀时期“楚辞”就开始成为了这种特定诗体的通⽤名称。西汉刘向在整理前⼈的创作之后，将屈原、宋⽟等⼈的作品集结成书，统题为《楚辞》，由此，《楚辞》也成为了⼀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流传于世。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研究“楚辞”最早的研究资料。
3、“楚辞”兴起的原因
⾸先，瑰丽奇伟、光怪陆离的⼭川风物，⼈神杂糅、巫风盛⾏的民情风俗是楚辞产⽣的客观前提。
其次，风味独特的楚声、楚歌，为楚辞的产⽣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例如：今
⼣何⼣兮，搴（qian1）⾈中流。今⽇何⽇兮，得与王⼦同⾈。蒙羞被好兮，不訾(zi3)诟耻。⼼⼏烦⽽不绝兮，得知王⼦。⼭有⽊兮⽊有枝，⼼说君兮君不知。（《越⼈歌》）这些楚歌，句式参差错落，⾳韵清亮明切，句尾多⽤“兮”字，已经具有了楚辞艺术形式的⼀些基本特征。可以明显看出民间的楚声、楚歌，乃是楚辞的直接源头。
再次，楚辞是南⽅⽂化特产，⽽南北⽂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对它的产⽣有着⾄关重要的作⽤。⽪锡瑞（清末学者）在《经学通论》中说：“《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楚辞。”《诗经》对楚辞的影响，不在表⾯形式⽽在内容精神，在创作主旨以及表现⽅法。⽽在形式⽅⾯，楚辞主要接受了战国时代
纵横游说之风的浸染，因⽽显得词藻丰富⽽华丽，多骈句、排⽐的⽤法。
最后，“楚辞”的兴起同以屈原为⾸的诗⼈的天才创造也是密不可分的。所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雕龙》）作为⼀代⽂学标志的“楚辞”，正是屈原根植于楚⽂化的沃⼟，沐浴中原⽂化之风，汲取了楚国民间⽂学的营养的天才创造。
⼆、屈原及其《离骚》
1、屈原⽣平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所以通常被称为屈原，出⾝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
湖北秭归）⼈，据说是楚武王熊通之⼦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因顷襄王听信谗⾔⽽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死。屈原是中国最伟⼤的浪漫主义诗⼈之⼀，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
关于屈原⽣平的记叙，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列传》以及西汉刘向的《新序·节⼠》。但记载粗略，并且有很多互相⽭盾的地⽅。例如：屈原何时作《离骚》？屈原为何被放逐？被放逐了⼏次？等问题在学术界都存在争议，需要我们的研究学者进⼀步研究。但⼤体看来，他应当⽣在楚怀王、
楚顷襄王时代，曾经“为楚怀王左徒”（楚国官职名称。⼊则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曾任“三闾⼤夫”（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姓⼦弟教育的闲差事。屈原被贬之后。）。
屈原最初是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的，并且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但“信⽽见疑，忠⽽被谤”，怀王听信谗⾔就开始疏远屈原。
屈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统的前⼣，“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切政策、⽂告，皆出于其⼿。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了尖锐的⽭盾，由于上官⼤夫等⼈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列传》记载，上官⼤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弟的教育。
屈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统的前⼣，“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
位为左徒，朝廷⼀切政策、⽂告，皆出于其⼿。
怀王⼗五年（公元前304年），张仪由秦⾄楚，以重⾦收买楚国令尹⼦椒、上官⼤夫靳尚、怀王宠妃郑袖等⼈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破坏苏秦的“合纵”）。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次由秦⾄楚，进⾏⽡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了秦的怀抱。
“黄棘之盟”：楚怀王⼆⼗四年（公元前305年），秦、楚两国互为婚姻，秦迎妇于楚，楚迎妇于秦，结为昆弟之国。次年，怀王与昭襄王在楚国黄棘（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会晤，签订“黄棘之盟”。再次年，齐、韩、魏三国以楚背弃列国与秦和亲为由联合攻楚，楚以太⼦横⼊秦作⼈质，请求秦国出兵相救，三国军队撤⾛。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劝不可，然⽽怀王的⼩⼉⼦⼦兰等却⼒主怀王⼊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劝告，结果会盟之⽇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场，并指斥⼦兰对怀王的屈辱⽽死
负有责任，⼦兰⼜指使上官⼤夫在顷襄王⾯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带，时间约为顷襄王⼗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年，秦将⽩起攻破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进⼀步深⼊。屈原眼看⾃⼰⼀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望，也曾考虑过出⾛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于悲愤交加之中，⾃沉于汨罗江，殉了⾃⼰的理想。这⼀天⼤概是公元前278年农历五⽉初五前后。屈原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同时也是性格悲剧。
2、《离骚》的由来及其诞⽣年代
关于《离骚》的题义，⾃西汉以来，说法颇多。⽐较权威的⼀种是“离”通“罹”，“骚”即“忧愁”，“离骚”即是“遭忧”即遭受忧愁的意思。从全诗内容上来看是屈原⾃叙⾃⾝遭遇的政治抒情诗。
⾄于《离骚》具体诞⽣的年代已不可考，但是通过⼀些粗略的记录我们还是能够⼤致确定它的诞⽣年代。依据司马迁的《太史公⾃序》、《报任安书》、《史记·屈原、贾⽣列传》等⽂献记载，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说，说明《离骚》是屈原于顷襄王时代，被放逐江南时所作。
另外，《离骚》其诗歌中的⼀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也能为其诞⽣的年代提供⼀点线索。例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光阴似箭，我惟恐抓不住这飞逝的时光)。⽼冉冉其将⾄兮，恐修名之
不⽴。（我将慢慢地⽼去，但我唯恐⾃⼰美好的名声不能建⽴。）由此可见，《离骚》应作于诗⼈将⽼未⽼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这个时期，并不是屈原刚刚被疏远之时，⽽应是楚怀王在位的最后⼏年内。但具体年代，仍有待进⼀步考证。
3、《离骚》的主要思想内容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战国七雄争霸，秦、楚⼀度势均⼒敌，时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战国策·秦策四》）。然⽽屈原⾝处怀王之世，楚国已是内忧外患，⽇趋衰落。“明于治乱”的屈原，具有强烈的参政
意识，但是却屡遭君王的贬谪和同僚的排挤，郁郁不得志，只得把“美政”理想寄托于诗，向往统⼀天下，主张以民为本，渴望求贤举能，修明法度。
例如：“举贤才⽽授能兮，循绳墨⽽不颇。皇天⽆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兮，苟得⽤此下⼟。瞻前⽽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义⽽可⽤兮？孰⾮善⽽可服？”（凭德才选⽤贤⾂，遵守绳墨[法度]⽽不差毫分。皇天在上啊!光明正⼤不存在偏私偏爱，看见有德的⼈就设法让他成为辅弼之⾂。回顾前王⽽⼜考察后代，再仔细考察天下的民情。不曾有过不义的⼈可以被重⽤，不曾有过不善的事可以推⾏。）“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之多艰。”
实现⼤⼀统，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崇⾼⽬标。⽽要实现这个⽬标，就必须要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屈原的参政实践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底沉积，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这⾸诗中。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列传》中评论到：“其存君兴国⽽欲反覆之，⼀篇之中三致志焉。”说明屈原的理想是坚定不移的。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屈原以⼀颗⾚⼦之⼼，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朝之时，他竭忠尽智，辅佐怀王，⼒图振兴楚国；被疏远之后仍然不放弃“存君兴国”之志。他把个⼈的进退、⽣死置之度外，将君国的前途命运系于⼼中：“岂余⾝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难道我是担⼼⾃⼰会遭受灾祸吗?我担⼼的是楚国的车驾将要覆倾!）
楚国不能容他，他却离不开楚国。其时期国并争，诸侯割据，⼈才尽可⾃由流动，凡贤能之⼠不愁⽆⽤武之地。所谓“楚材晋⽤、朝秦暮楚”。以屈原的才⼲和声望，不难另谋出路。但是他却毅然留在了⾃⼰的国家，宁愿以⾝殉国也不肯离开⽗母之邦。南宋经学家洪兴祖指出：屈原“徘徊⽽不忍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所谓“爱之欲其兴，兴⽽⽆望，乃忧其亡”。整⾸诗都表现出诗⼈⼼中执着的爱国情结，⽣发出深沉的忧患意识。
但是，值得⼤家注意的是，屈原的爱国是与“忠君”结为⼀体的，忧国与忧君是紧密相连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厚⾮，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具有⼀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屈原有点“愚忠
”了，这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点后来经常为统治阶级利⽤，⽤以宣传“忠君爱国”的思想，夸⼤其“忠君”的观念，以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因此，屈原在⽂学领域开拓的这种朴素的与“忠君”思想杂糅的“爱国情感”，也产⽣了消极的影响。
（3）放⾔⽆惮的批判精神。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放⾔⽆惮，屈原也经受了这⼀时代精神的洗礼。屈原投⾝楚国政治，对楚国的时弊有着⾮同⼀般的感受。尤其当他遭到诽谤被怀王疏远之后，痛定思痛，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楚国的积重难返和⾯临灭亡的危机。
于是他在《离骚》中揭露世俗的混浊，责数楚王的昏庸，痛斥⼩的阴险狡诈，都闪耀着批判精神的光芒。例如：他“怨刺”楚王：“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和商纣是多么狂乱啊，他们在做统治者的时候只想⾛捷径，抄⼩路，结果使⾃⼰⾛向困境，即以前⼈的例⼦告诫楚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你不能体察我的⼀⽚衷情，反⽽听信谗⾔，对我⼤发雷霆）他批判“世俗”和“⼩”：“众⼥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巧兮，偭规矩⽽改错。”（你周围的⼥⼈嫉妒我的姿容，于是造出百般谣⾔，说我是⼀个之⼈!那些贪图利禄的⼩⼈本来就善于投机取巧,⽅圆和规矩他们可以全部抛弃。）
屈原对其君主主要是以“怨”为主，对待世俗和宵⼩则充满了“恨”，因此，
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世俗和奸佞。这也是和屈原的“忠君”思想密不可分的。
（4）“独⽴不迁”的俊洁⼈格。屈原志向远⼤，为官清正廉洁，为⼈正直不阿。他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屡经风波，养成了忠于理想、坚贞不屈、洁⾝⾃好的品格精神。屈原在《离骚》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假、丑、恶的⽆情批判，表达了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与绝不同奸佞同流合污的独⽴⼈格。
例如：“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兮，⾃前世⽽固然。”（我宁愿暴死⽽⼫漂江河，也绝不和他们同流合污。那鸷鸟怎么能和⼀般的家雀合?这样的道理⾃古以来本就这样泾渭分明）。
众⼈皆醉，⽽他独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古今往来，凡是在现在看来是卓越的、具有超越性的历史⼈物，他们在当时往往都是曲⾼和寡的、不被世俗所理解的。于是就只能以死亡的⽅式⾃我献祭，为理想⽽献⾝。因此，屈原的悲剧实际上是⾃我意识的张扬与其⼈格⾃觉依附于君主的⽭盾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屈原开始的历代试图进⼊政治的⽂⼈的悲剧的发端。（李⽩与唐太宗、苏轼；陶渊明）
4、《离骚》在⽂学艺术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中国古代⽂学史上第⼀⾸由诗⼈⾃觉创作、独⽴完成的长篇抒情诗。诗⼈屈原和《离骚》的出现，预⽰着⽂学艺术⾃觉时代曙光的照临。其艺术造诣极⾼，在形象塑造、创作⽅法、表现⼿法和形式、语⾔等诸多⽅⾯都有开拓创新。
离骚屈原原文
⾸先，是“灵均”形象的塑造。在《离骚》之前，纯粹的⽂学作品均属集体创作（例如：《诗经》中的⼤部分作品）。⽽诸⼦散⽂，多是⼀家、⼀派的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会有集体创作的成分存在。⽽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古代⽂坛第⼀个⾃觉从事⽂学创作的作家的产⽣。诗⼈以⾃⾝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位光彩照⼈的抒情主⼈公的⾼⼤形象，就是所谓的“灵均”。为后世的长篇抒情诗树⽴了光辉的典范。
其次是创作⽅法的突破。《诗经》开创了我国⽂学艺术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屈原的《离骚》以现实为基础，以古代神话传统为依托，开辟了浪漫主义先河，“楚辞”成为了我国⽂学艺术的浪漫主义源头。标志着我国⽂学艺术在浪漫主义的创作⽅法上的突破。
其三，是表现⼿法的突破。屈原继承并发扬了《诗经》赋、⽐、兴的表现⼿法，并且对“⽐兴”的艺术表现⼿法做出了重⼤开拓。他使得诗歌中“⽐兴”的表现对象更加丰富多元，并且寄情于物，托物寄情，使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融合，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的表现⼿法。例如：《离骚》所开辟的“⾹草美⼈”传统。“⾹草”并不是独⽴存在的客体，⽽是融⼊了诗⼈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
其四，形式与语⾔的创新。在语⾔上开始较多地运⽤叠字、重⾔，例如：冉冉、謇謇，纚纚“等。丰富了诗歌的意蕴，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乐美。
在形式上，诗⼈熟练地运⽤了对偶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超的语⾔艺术⽔平。例如：“惟草⽊之零落兮，
恐美⼈之迟暮。”“屈⼼⽽抑志兮，忍尤⽽攘诟。”“制芰荷以为⾐兮，集芙蓉以为裳。”等等。对偶的巧妙运⽤，使诗歌的⽂采更盛，更具韵味。
另外，屈原吸收了⼤量楚地⽅⾔、楚地的歌谣形式⼊诗，使得其诗歌显得更加独具魅⼒。例如：“兮”字的运⽤，就是⾮常明显的“楚风”。“兮”多置于句尾，隔句⼀⽤，同感叹的语⽓相结合，使句⼦的节奏极富抒情韵味和感染⼒。
由此，“兮”字的隔句⼀⽤，成为了“楚辞”和以“楚辞”为模仿对象的“”⽂章的最显著的标志。
三、《橘颂》
全诗以橘树⾃喻，借“颂橘”⽽⾔志，抒发了屈原美好的理想，歌颂了⾼尚的情操。其形式为⽐较特殊的“四⾔”，但是就其主旨⽽⾔，也不外乎是诗⼈俊洁⼈格的艺术写照，与《离骚》的主旨近似。
需要注意的是全诗的第⼀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南国兮。”（翻译：皇天后⼟孕育着美好的橘树，良好的品质适应着⼀⽅⽔⼟。就像是接受了天命不可移植，毕⽣都⽣长在南⽅。）
四、考点提⽰
1、屈原及其代表作是什么？
2、翻译《橘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