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影响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唐代诗人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也与屈原有渊源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
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决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诗中说：“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示出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节操之坚执，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既是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也是砥砺志士仁人坚贞操守的金石。
离骚屈原原文
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汉魏以后，以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九辩》五篇、《招魂》、《招隐士》。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续离骚》包括《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哀时命》、《招隐士》。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
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蒲松龄侈谈鬼神花妖，很受屈原的影响，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所抒发的坚贞怀抱和有志不得伸的愤懑，以及所用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和屈原相类。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人日本，19世纪开始传人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创作缘由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
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