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
一、东汉私学繁荣及豪强世族化的原因
东汉时期，私学达到了一个繁盛期，而且在它的影响下，豪强地主逐渐向世族化过度。文章拟从以下几个原因来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说明。
东汉时，刘秀为培养忠君人才，限制军功豪强，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1]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2]东汉一朝读经成为风气，使经学但得极大的发展。同时自汉武以后，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以明经为主，儒生只要通经，便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封侯拜相。“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经学不明，不如归耕。”[3]两汉时期，如要进入仕途，不管采用哪种形式，经学始终是最核心的选官标准。正是经学的复兴和以经致仕，才为东汉私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二）今古文之争，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学术需要
自西汉末年刘歆提出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开始，今古文由于在经义上和治学上的风格和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变得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到了东汉时期，今文经学独占了官方教育，但古文经学并未因此而
退出。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而获得官方的认可，便坚持在私学中传授，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在今古文两派长期的论争过程中，两派除了希望通过官学途径发展外，“而更多地是借助私家传播的形式，聚众授徒，以至使得东汉私学的发展规模极大，盛况空前。”[4]
（三）东汉经学发展与官学不足的矛盾为私学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
东汉时期，由于经学的发展和选官的更加注重经学标准，使社会上读经蔚然成风，然而东汉当时的官学仍然承袭西汉的官学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而且“东汉时期中央太学时兴时废，而地方虽有官学之名却无官学之实，许多郡县学校都久废不修”。[5]即使官学最为繁盛时，其规模数量，入学名额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相对于官学的弊端，私学以其灵活性、广泛性，特别是儒学大师的加入而得以空前发展。因而，传经的重任慢慢向私学转移，私学教育成为传经的中流砥柱。
（四）东汉对豪强地主的压制与笼络使其寻求新的出路
东汉政权本身就是在南阳豪强地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东汉建立后，豪强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豪强实力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到东汉社会的稳定，故而东汉政府对豪强地主即利用笼络又压制其发展。豪强地主为了维持其家族利益的发展，不得不寻一条更加稳定的道路进入
东汉政权。东汉入仕以通晓经义为主要标准，故而当时豪强地主纷纷“通过演习儒术来改变家族的生存境遇，从明经入仕的途径以一种更被皇权接受的方式进入皇朝政治”。[6]
二、东汉私学繁荣的突出表现
东汉时期，私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盛极一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私学的数量多，规模大
东汉时私学繁荣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庞大。“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而且，“据学者统计，《后汉书·儒林列传》及其他传记所记载较大规模的私学共38家，受业弟子千人以上者15家，万人以上者两家，尚未计官僚士大夫之私学及家学。”[8]
（二）形成较为完善的结构体系
东汉私学自下到上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办学体系，该体系主要有书馆、乡塾和精庐或精舍构成。书馆是东汉启蒙教育的场所，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书名曰书师。”并指出书馆“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9]之后，便可以进入乡塾，进行基本的经书学习。这一阶段仅要求学生掌握经书的大意，不求精深理解。最后就是精庐或精舍，要求专经研习。精塾与精舍的开设主要是通经大儒或著名学者。
如“（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10]又如“（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11] （三）经学大师与私学的关系密切
经学大师与东汉私学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汉的经学大师投身于私学教育。他们开设精庐精舍，广收学徒，宣扬学术思想，使私学成为传经研经的最重要的阵地。例如“（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12]而其他经学大师如楼望，蔡玄，魏应等皆开馆授徒，弟子少则千人，多着万人；二是私学中名家辈出，成绩斐然。《后汉书·儒林列传》所列名儒42人，有39人出自私学或直接兴办私学。
（四）私学类型多样和形式灵活
东汉时期，对兴办私学者并没有明确的身份限制，凡“通晓经义”者皆可设馆收徒。因而使东汉私学类型多样，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私学：一类是官僚士大夫私学，如楼望“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13]一类是民间人士办学，如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14]还有一类就是家学。东汉私学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对地点和场合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如桓荣既可“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也可“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15]私学的类型多样、办学灵活，大大的扩宽了私学的发展途径。同时入学者也无身份、地域、年龄的限制。正是这样，东汉私学才能繁盛一时，显现出无限生机。
三、豪强世族化的过程
东汉经学的发展和私学的繁荣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就是豪强世族化，本文大体把豪强地主的世族化分为两步：一是豪强的文化化，二是垄断文化传播，完成文化的家族化，成为世家大族。（一）豪强的文化化
东汉时期私学繁盛，多名家大儒，官学所不能及。东汉豪强地主虽可以通过其社会地位进入官学，但是当时豪强研习经文，掌握经学多选择私学。豪强的文化化与私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豪强子孙游学各地，拜访名师在东汉几乎成为其掌握文化的通常道路。如南阳乡里著姓樊宏，其子儵“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16]又如南阳豪族阴氏，在阴子方时“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而到阴识时“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刘）伯升。”[17]再如当时的军功豪族马援一族，其兄马余之子马严“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18]
河南豪族侯霸“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19]
（二）垄断文化传播，形成世家大族
阴识豪强地主通过私学方式掌握经学，完成家族的文化化后，为了家族长久利益，讲求家学，垄断文化的传
播，形成世代相传的累世经学，即所谓的“传父业”、“修父业”等。陈寅恪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术之因袭。”[20]如东汉世家望族杨氏一族，在杨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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