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
一、东汉私学繁荣及豪强世族化的原因
东汉时期,私学达到了一个繁盛期,而且在它的影响下,豪强地主逐渐向世族化过度。文章拟从以下几个原因来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说明。
(一)经学复兴和以经致仕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前提
东汉时,刘秀为培养忠君人才,限制军功豪强,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1]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2]东汉一朝读经成为风气,使经学但得极大的发展。同时自汉武以后,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以明经为主,儒生只要通经,便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封侯拜相。“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经学不明,不如归耕。”[3]两汉时期,如要进入仕途,不管采用哪种形式,经学始终是最核心的选官标准。正是经学的复兴和以经致仕,才为东汉私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二)今古文之争,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学术需要
自西汉末年刘歆提出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开始,今古文由于在经义上和治学上的风格和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变得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到了东汉时期,今文经学独占了官方教育,但古文经学并未因此而
退出。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而获得官方的认可,便坚持在私学中传授,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在今古文两派长期的论争过程中,两派除了希望通过官学途径发展外,“而更多地是借助私家传播的形式,聚众授徒,以至使得东汉私学的发展规模极大,盛况空前。”[4]
(三)东汉经学发展与官学不足的矛盾为私学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
东汉时期,由于经学的发展和选官的更加注重经学标准,使社会上读经蔚然成风,然而东汉当时的官学仍然承袭西汉的官学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而且“东汉时期中央太学时兴时废,而地方虽有官学之名却无官学之实,许多郡县学校都久废不修”。[5]即使官学最为繁盛时,其规模数量,入学名额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相对于官学的弊端,私学以其灵活性、广泛性,特别是儒学大师的加入而得以空前发展。因而,传经的重任慢慢向私学转移,私学教育成为传经的中流砥柱。
(四)东汉对豪强地主的压制与笼络使其寻求新的出路
东汉政权本身就是在南阳豪强地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东汉建立后,豪强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豪强实力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到东汉社会的稳定,故而东汉政府对豪强地主即利用笼络又压制其发展。豪强地主为了维持其家族利益的发展,不得不寻一条更加稳定的道路进入
东汉政权。东汉入仕以通晓经义为主要标准,故而当时豪强地主纷纷“通过演习儒术来改变家族的生存境遇,从明经入仕的途径以一种更被皇权接受的方式进入皇朝政治”。[6]
二、东汉私学繁荣的突出表现
东汉时期,私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盛极一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私学的数量多,规模大
东汉时私学繁荣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庞大。“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而且,“据学者统计,《后汉书·儒林列传》及其他传记所记载较大规模的私学共38家,受业弟子千人以上者15家,万人以上者两家,尚未计官僚士大夫之私学及家学。”[8]
(二)形成较为完善的结构体系
东汉私学自下到上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办学体系,该体系主要有书馆、乡塾和精庐或精舍构成。书馆是东汉启蒙教育的场所,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书名曰书师。”并指出书馆“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9]之后,便可以进入乡塾,进行基本的经书学习。这一阶段仅要求学生掌握经书的大意,不求精深理解。最后就是精庐或精舍,要求专经研习。精塾与精舍的开设主要是通经大儒或著名学者。
如“(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10]又如“(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11] (三)经学大师与私学的关系密切
经学大师与东汉私学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汉的经学大师投身于私学教育。他们开设精庐精舍,广收学徒,宣扬学术思想,使私学成为传经研经的最重要的阵地。例如“(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12]而其他经学大师如楼望,蔡玄,魏应等皆开馆授徒,弟子少则千人,多着万人;二是私学中名家辈出,成绩斐然。《后汉书·儒林列传》所列名儒42人,有39人出自私学或直接兴办私学。
(四)私学类型多样和形式灵活
东汉时期,对兴办私学者并没有明确的身份限制,凡“通晓经义”者皆可设馆收徒。因而使东汉私学类型多样,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私学:一类是官僚士大夫私学,如楼望“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13]一类是民间人士办学,如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14]还有一类就是家学。东汉私学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对地点和场合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如桓荣既可“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也可“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15]私学的类型多样、办学灵活,大大的扩宽了私学的发展途径。同时入学者也无身份、地域、年龄的限制。正是这样,东汉私学才能繁盛一时,显现出无限生机。
三、豪强世族化的过程
东汉经学的发展和私学的繁荣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就是豪强世族化,本文大体把豪强地主的世族化分为两步:一是豪强的文化化,二是垄断文化传播,完成文化的家族化,成为世家大族。(一)豪强的文化化
东汉时期私学繁盛,多名家大儒,官学所不能及。东汉豪强地主虽可以通过其社会地位进入官学,但是当时豪强研习经文,掌握经学多选择私学。豪强的文化化与私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豪强子孙游学各地,拜访名师在东汉几乎成为其掌握文化的通常道路。如南阳乡里著姓樊宏,其子儵“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16]又如南阳豪族阴氏,在阴子方时“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而到阴识时“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刘)伯升。”[17]再如当时的军功豪族马援一族,其兄马余之子马严“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18]
河南豪族侯霸“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19]
(二)垄断文化传播,形成世家大族
阴识
豪强地主通过私学方式掌握经学,完成家族的文化化后,为了家族长久利益,讲求家学,垄断文化的传
播,形成世代相传的累世经学,即所谓的“传父业”、“修父业”等。陈寅恪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术之因袭。”[20]如东汉世家望族杨氏一族,在杨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