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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门阀世族在曹魏时期的两次发展为例
王宗涛1 张 栋2
（1.山东女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2.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权、大土地所有者、自耕农的关系问题是绕不开的话题。皇权常被看作是大土地所
有者的代表，本文尝试将皇权作为独立个体与另外两者一起分析，并以门阀世族在曹魏时期的两次发展为例，来探寻三者间力量对比的不断动态变化，揭示其中的内在规律性。在曹魏政权的初创阶段，自耕农是曹操的重要依靠力量。献帝迁许，曹操、曹丕父子先后成为皇权代理人。曹魏政权建立后，门阀经历了两次明显发展。第一次是在曹丕与曹植的立嗣之争时，第二次是曹丕代汉时。在门阀发展的同时，自耕农日渐式微，曹魏政权的依靠力量也逐渐改变。
关键词：曹魏；门阀；皇权；大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文章编号：ISSN2096-0743/2019-25-0107
城市再生不仅是根据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用地布局调整，更是给城市休养生息的时间，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粗放式的城中村改造必然导致新问题的产生，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政府不应只顾及短暂的绩效而忽略长远的发展。
6.结论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各个城市均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城中村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分，充分反映人类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因此，结合实践和人民需求正确开展城中村改造工作、提高城市总体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统筹规划，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城市再生，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内涵式新型城市的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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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农林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项目编号：112-2013200075）
门阀出现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虽然封建王朝历来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并没有可操作性。土地私有制下必然会出现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大地主在掌握大量土地的同时，也控制着众多人口。为皇权提供赋税和兵源的主要是自耕农。如果土地兼并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会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定。从此方面讲，自耕农是皇权的支持者，大地主是皇权的对立面。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自耕农越来越少，他们的负担也逐渐加重，反抗也会越来越激烈，对土地也会更加渴望，最终走向皇权的对立面。而大地主为维护既有财产，转而利用皇权镇压自耕农的反抗活动。两汉时期尤为典型。
1.萌生于东汉的门阀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已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王莽尝试“王田”改革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绿林、赤眉起义摧毁了西汉政权。经过激烈角逐，刘秀脱颖而出，重建中央政权，他所依靠的正是豪强
地主。刘秀经略河北时，“（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耿纯）与从昆弟䜣、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奉迎于育”，此类现象在文献中还有很多记载。刘秀虽取得天下，却也因此为豪强掣肘。他试图通过“度田”加强皇权，但遭到豪强激烈反抗。叛乱最终被镇压，“度田”也取得一定成效，但豪强兼并土地的趋势并末得到扭转。这些豪强地主多聚族而居，彼此以血缘亲疏相维系。
除了财富，豪强们在文化上也有极强的发言权。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东汉立国后，经学得到多任皇帝提倡。大批经学子弟进入朝堂。一批父子相传，以经学为业的世家逐渐发展壮大，累世公卿者并不鲜见。
这些经学世家大多都是关东豪强，他们通过联姻等方式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力逐渐合拢。大量社会资源为其垄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并世代相传。因此，谱系编纂活动在东汉末年盛极一时，士庶逐渐分流，门第之别开始显现，门阀世族已具雏形。但这些特权还未得到正式承认，还在以潜规则的形式运行。
世族豪强的壮大意味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皇权直接掌控的土地和人口减少，自耕农的负担越来越重。难以忍受的贫苦百姓揭竿而起，掀起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起义虽然带来损失，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但是也打击了萌芽中的门阀，曹操也在混乱中崛起。
2.曹操与门阀的复杂关系
曹操祖父是宦官，虽然衣食无忧，但家世却难以启齿。虽然无法推知这样的家世给曹操的早年生活带来什么，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他没有长成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熹平三年（174年），曹操初入仕途，“一出手就是打击不法豪强”，但也因此得罪权贵，仕途并不顺畅。史载曹操辞去东郡太守时，提到“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曹操对豪强的强硬态度，对他以后的经历造成深刻影响。
东汉政权彻底分崩离析后，曹操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但曹操的扩张速度十分缓慢，或许是因为对豪强不妥协的态度，使其得不到控制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大地主支持。同时，他又站在黄巾军的对立面，也难以争得贫民支持。可以推测，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他缺少财赋和兵源，所以难以扩张。一次意外事件，为曹操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初平三年（192年）冬，曹操击败青州黄巾军，“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经过此役，曹操得到大量人口，纳降政策对黄巾余部也有很大吸引力。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又收降汝南、颖川的黄巾余部。曹操的军事力量得到大幅提升。也是在这一年，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利用从黄巾军手里夺来的耕牛和农具，开始施行屯田政策。“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贼，克平天下。”最初是在许都
周围屯田，由于收获颇丰，曹操在所控制的州郡内设置屯田官，进行大规模屯田。屯田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也意味着控制了大量土地和人口。
自此，曹操的财赋兵源日渐充足，豪强对曹操的制约变得有限。他也得以放开手脚东征西讨，打击豪强也底气十足。消灭袁绍后，即下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好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令人欲望百姓亲附，岂可得邪！其收田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随着曹魏政权崛起，产生了一批新的军功地主，也包括不少曹氏宗亲，但曹操并末因此宽纵他们。“曹洪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满宠担任许县县令时也遇到类似事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县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
虽然曹操时常打击世族豪强，但是依然不能完全将其消灭。首先，世族豪强是彼时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需要依靠这些人重建官僚机构。其次，对其过分逼迫，可能会势得其反，引起反抗，导致政权不稳。曹操在逐鹿中原的斗争中，展现出重建秩序的能力，世家子弟、豪强也乐与其合作。其帐下也聚集了不少世族子弟和豪强将领，例如人尽皆知的荀彧、许褚。
北方战乱渐息，社会逐渐稳定。世族豪强也慢慢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与曹操从合作走向对抗，开始寻求利益代言人。汉朝皇室力量衰微，日薄西山。虽是符合礼法的正统，但复兴困难。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曹操的继承人身上。
3.立嗣之争与门阀的第一次发展
曹操重建中央政权，立嗣问题也提上日程。立嗣不仅仅是择人，更是一个政权对末来国策的选择。尤其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新旧势力往往参与其中，使立嗣问题更加复杂。
根据《三国志卷二十·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曹操共有25个儿子，长子曹昂早年阵亡于军中，还有几个儿子早夭。剩下的儿子中，涉及立嗣问题的主要是曹丕、曹彰、曹植、曹冲。学者们根据文献摧测，曹操最为中意的是曹冲。《三国志卷二十·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曹冲）少聪察岐嶷，生六七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太祖数对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可惜天不遂人意，曹冲十三岁早殇。《三国志卷二十·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其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可见曹操的确在曹冲身上付出了很大心血。曹彰是否参与争嗣，史籍记载的并不是很清楚，大体来看曹操好像并无意立其为嗣。但曹丕、曹植两人的斗争却记载的比较清楚。《三国志卷十·荀彧荀攸贾诩传》载：“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候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围绕曹丕、曹植两人，曹魏中枢形成了两大争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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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昂死后，曹丕成为事实上的嫡长子，在强调礼法的儒家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社会中，这是曹丕独有的政治优势。曹丕本人对朝臣也极为尊敬，《三国志卷十·荀彧荀攸贾诩传》载：“文帝曲礼事彧。”《三国志卷十·荀彧荀攸贾诩传》载：“世子问疾，独拜床下。”曹丕谦恭的姿态博得许多朝臣的好感，非常符合世族豪强理想中的继承人形象。所以许多世族子弟也乐于为其所用。《晋书卷一·帝纪第一》载：“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吴质、朱铄号曰四友。”像崔琰、桓阶、毛玠等世族或与世族关系密切的朝中老臣也多支持曹丕继嗣。
可以说曹丕集团阵容很豪华，实力很强大。但曹操好像没有因曹丕是长子就该立其为嗣的想法，反而对曹植青睐有加。《三国志卷十九·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曹植）每进见问难，应声可对，特见宠异……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丁仪、丁廙兄弟的父亲与曹操是同乡，两人交情很好。曹操很器重丁氏兄弟，一度打算把女儿嫁给丁仪，曹丕以丁仪眼睛不好为由反对，最终作罢。出身世家的杨修在这个集团里是个异数，后边再分析。
立嫡以贤不以长，很符合曹操唯才是举的行事作风。曹操曾三次下达求贤令，“三令标明了曹操政策之所在——标准是才，不是道德。三令的颁布，是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一个大变革，并非仅只是为了求才于一时……若不对此不两立的儒家教义摧陷廓清，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以与儒家豪族人物如袁绍之辈相竞争。从摧陷廓清儒家豪族的金科玉律来说，此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如果曹植继嗣，将是对儒家礼法的一次大冲击。这也是世族豪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却是曹操想要的结局。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以“怨谤不逊”之罪将崔琰下狱，不久赐死。又以毛玠对崔琰之死不满为由，将其罢官。曹丕失去两个重要支持者，曹丕阵营处境凶险。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又增加了曹植的食邑户数，曹植离储君之位近在咫尺。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候科禁，而植宠日衰”。曹植擅闯帝王才能出入的司马门。曹操大怒之余，对曹植失望至极，逐渐疏远了他。更离奇的是杨修的遭遇，《三国志卷十九·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首先，这说明曹植闯司马门与扬修有关。其次，袁氏败亡已久，作为治罪理由略牵强。再次，同为曹
植核心阵营的丁氏兄弟却安然无恙，直到曹丕继位后才遭
打击。
综上分析，这很可能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计划，目的是让曹植触怒曹操，计划的执行人正是曹植阵营的杨修。时光无法倒流，已经无法当事人询问真相，如果推测属实，这实在是一场可怕的政治阴谋。
曹操在这次事件中身心遭受重创，加上年事已高，可能也觉的已无力再与世族豪强相争，最终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立曹丕为王太子。世族最终在立嗣之争中胜出，
他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把影响力延伸到整个国家机器。
4.曹丕受禅与门阀的第二次发展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曹操去世引发了一个意外事件，“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看来这支早年追随曹操的部队并不信任曹丕，主理丧事的贾逵并未追究罪责，反而以维护稳定为由
放行。突发事件没有影响曹魏政权的顺利交接。曹丕继位不久，支持曹丕的大臣就受到封赏，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毛玠此时已经亡故，其子被命为郎中。其他重臣也受到封赏。通过这次人事安排，曹丕迅速稳定了朝局。通过东征确认对军队的掌控权后，曹丕开始酝酿禅让事宜。
曹丕自己还要装作一副坚决不当皇帝的架式。待贾诩、王朗面见献帝回来后，主、仆三人做了认真计议。贾诩对曹丕说：“陛下，现在献帝让不让皇帝都无所谓，关键是您要不急于当皇帝”王朗也说：“这一
次献帝就是派人送来了传位诏书玉玺印绶，您也要坚决地退还给他。第二天，献帝果然派张音带着诏书、玉玺印绶，让曹丕当皇帝。当时曹丕的戏也确实演得真，听罢张音读完献帝的传位诏书，见到朝思暮想的传国玉玺印绶，他心里暗自高兴，表面上还要装出战战兢兢的样子，他立即面如蜡黄、汗如雨下，磕头如捣蒜，带着哭腔对张音，也是对着在场的众多大臣说：“论德能我不能与古代先贤比，论功劳我不能与我父亲比。我又怎敢有当皇帝的非分之想呢？”这一次曹丕硬是没有接受众文武的请求和献帝的禅让。因为他知道，众大臣劝他当皇帝的用意，他更知道献帝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非把皇帝宝坐让给他不行。果不其然，到了这一年的十月间，华歆，贾诩、王朗等46名公卿将军朝中重臣再一次向曹丕上书，劝说曹丕当皇帝，还为他安排了受禅的时间与做法。曹丕看看所演的戏该收场了，就正式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于公元220年十月二十九
日举行受禅大典。召集全国各路诸侯、文武百官和各族部落酋长，齐聚台上，按级就坐。曹丕头戴冲天冠，身穿衮龙袍，端坐首位。几声大炮响罢，大会开始，首先由相国
华歆宣读献帝诏书，大意是：汉室气数已尽，他也无能治理朝纲；曹丕贤能，众望所归，他愿学尧舜将天下禅让给曹丕，自己俯首称臣。接下来由献帝出列，跪在曹丕面前，将传国玉玺，用双手奉献给曹丕。曹丕接过玉玺，封献帝为山阳公（不久悲愤而死）。再后，由曹丕宣说告天地文，祈求神灵，祷告
上苍，庇佑大魏，天祚永享。并追封曹操为魏武帝。此时，台上台下，山呼万岁，鼓乐高奏，鞭炮齐鸣，一片欢腾。曹丕接受百官祝贺完后，摆开皇家仪仗，乘坐车辇前呼后拥的摆驾魏都许昌。
为证明禅让合法性，曹丕利用各地不断出现的种种符瑞及谶纬之学营造舆论环境。《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中记载，诸多朝臣以谶纬之说力劝曹丕受禅，其中就有刘晔、桓阶、陈这样的世家子弟。太史丞许芝亦以谶纬之说劝进。司马懿、羊秘等人则强调：“历数之运，去之就符，惟德所在。”臣在表态支持曹丕受禅的文书中，基本都强调顺应天命和德在曹魏。符瑞、谶纬的大量出现，及对德的强调，在曹操时代都不常见。符瑞、谶纬、德，自两汉以来与儒学不断结合，已难分彼此。东汉以来，儒学主要以经学世家的方式传承。经学重新受到重用，意味着曹魏“唯才是举”的政策已经松动。
其实，曹丕继位不久就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载：“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所建也。”这应是曹氏与世家妥协的产物，是曹丕为了减少代汉阻力，向世族做出的让步。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具体操作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德、才都被纳入同一考核体系中。
彼时之“德”无疑是以儒家标准横量的，至于“才”的具体横量标准是什么也难有定说。但是可想而知，在经学已经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的横量标准很难不偏向经学或逐渐偏向经学。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经学已经成为家学，世族豪强垄断多数经济、文化资源的时代，出身贫寒的子
弟，进学之路必定异常艰难，迈入仕途的门槛也会非常高，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也会越来越差，慢慢变成一潭失去活力的死水，而这都是合法的。世族豪强再次发展，门阀的形成只是时间问题。
5.结语
西晋时期，随着品官占田荫客制的施行，世族豪强对土地人口的占有也成为合法存在。世族豪强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都以律法形式确定下来，封建国家机器从利益分配者转变为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中国历史也到了信史记载以来前所末有的黑暗时代。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必然性是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所以我们应当抓住偶然性提供的机遇，揭示偶然现象背后隐藏的必然性。希望文中对曹魏时期门阀发展的偶然因素阐释，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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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宗涛，山东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张栋，山东师范大学2017届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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