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2-04-06
作者简介：徐华(1973-)，女，黑龙江鸡西人。满族，历史学博士，华侨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艺思想史。
① 参见白固文《东汉庄园经济说质疑》,《青海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何天明《试论东汉时期的封建庄园》,《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乌廷玉《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
② [日]加藤繁《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见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韩养民《西汉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和门阀制度的萌芽》,《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
③ 如林剑鸣《秦汉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81-287页。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徐 华
(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362011)
摘要：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客观上形成了
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关键词：庄园；东汉；士大夫；独立精神中图分类号:K 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2)03-0001-07 东汉时期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大小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遍布全国各地。虽然就这些田庄是不是相当于日本和西方曾出现过的“庄园”，在史学界曾产生诸多争议，有的意见以为中国中古时期始终没有产生像中世纪日本以及法兰克式的庄园。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①。有的意见则认为西汉末年已经形成了略具规模的豪强地主的大田庄，到东汉，田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庄园的名称在中国虽到了唐朝才显著起来，但是它的实质从汉以来就继续存在②。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则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东汉时期较为显著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组织形式，即豪强地主控制下的大土地，在当时又被称作“田业”、“田庐”、“田宅”、“园田”等③，或者干脆称之为庄园。如曾延伟认为:“不管是拥有徒附的地主，还是崔宀是那样的地主，都有自己的庄园。中等地主有一个庄园，大地
主则可能有几个或几十个庄园。”[1]
本文认为:“庄园”是舶来的名词，当然不可能与中国汉代时期所
发生的经济变迁对上号，争议的发生就是源于对庄园一词的不同理解，但争议的背后却共同指向了东
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新兴的经济组织形式，不管我们称其为庄园与否，都不能否认它具有与西汉早期的经济形式不大相同的特征。庄园的兴起，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标志着社会经济基础从西汉初年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庄园的兴起究竟对当时的知识阶层、对汉晋之际社会思潮的变迁有无影响?如何发生影响?
一、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特征西汉末年，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大商人、大官僚通过购买或者兼并的方式占有大土地，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成帝时身为丞相的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后汉书・阴识传》载西汉末年阴识,“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这些土地被当作商品买来并非只是一种聚敛的手段，而要在土地上进
第22卷第3期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 Vol.22No 13
阴识2002年5月 Academic F orum of Nan Du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 May. 2002
行固定的经营，最典型如《后汉书・樊宏传》中西汉末年樊重的田庄,“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
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吏，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又《水经注》卷二九《氵此水注》称其规模为“竹木成林，六畜牧放……闭门成市”。他的庄园中既有大量役使的仆役，楼阁屋舍，又有鱼、牧、手工诸业，基本自给自足。
到了东汉，庄园的规模和数量都迅速膨胀，在豪强势力的支持下登上皇帝宝座的东汉新政权，为了江山的稳固不得不与豪强大族的势力相妥协。据《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记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说明当时“田宅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豪宗大族买卖甚至侵占田产有恃无恐。外戚马氏家族的田庄就具有相当规模,《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居于洛阳时，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其子马防、马廖“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赈给乡闾，故人莫不周洽”。又《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载，章帝时外戚窦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连公主的园田都被低价购买，可见当时对园田争夺的激烈程度。不仅京都内的皇亲贵戚如此，地方上的官吏也同样拥有大大小小的田庄。《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载:“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
不足，名闻山东。”此外,《后汉书》中动辄记载某家族养“家僮八百人”或“宾客数百人”或“家兵千人”或者“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等等，说明这样的家族都是一个个拥有田庄的独立体，正如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总之，纵贯东汉一代，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比比皆是，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除以上所论之外，庄园兴起于西汉末年，普遍流行于东汉时期，还表现在考古发现中墓葬内容的变化。首先，西汉后期开始，随葬品以陶制的仓、灶、井、风车、碓房、猪圈、猪、狗、牛、羊等为主体，而且还发现了奴婢和农夫劳作俑。墓葬壁画及画像石中也相应出现了绘有车马、人物、山林、房屋，以及进行牛耕播种时的画面①。这些器物和画面的出现，正说明墓主人的身份，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庄园主。墓葬中力图再现的正是他们生前在坞堡和庄园中生活的具体场面。这些内容，至东汉时期不但更加丰富起来，而且在更多的墓葬中普遍出现。这正代表着，庄园生活在东汉时期的遍布。应该说，考古学中所证实的庄园兴起的过程，和文献中所记载的庄园经济的兴起时间与流行的状况是一致的。
西汉末开始兴起，东汉时期普遍流行的大小田庄与西汉早期的土地占有形式相比，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一)以购买、兼并或者私下开垦土地的方式扩大自己的田产，其中张禹、马援、窦宪等人都是买京都附
近的上等田地，樊重则遣人私下开垦土地多达三百余顷，这种方式与西汉初期依靠世袭的特权或军功，取得土地所有权、坐食租税的方式相比，更具自由和独立性。
(二)从经营方式来看，新兴大土地所有制是在田庄基础上，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联合体，经济生产方面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细胞。这一点也较西汉更为成熟。
(三)再从占有形式上看，一般为大姓家族聚居的场所，同时田庄中还拥有大量的徒附和奴婢。徒附是两汉之际新兴的现象，破产的小自耕农纷纷依附于拥有大土地者，与其主人形成一种附庸关系，即为其主人耕种土地的同时，再交纳一定的产品。而西汉时期，虽然存在大土地所有者及土地兼并的现象，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小自耕农的数目还是占据主要地位的。
(四)田庄主人的身份，主要是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西汉元、成二帝之后，儒学之士基本把握了政治要津，东汉士人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活跃于社会生活之中，他们肩负着整个家族的命运和责任，因此正是极力主张发展庄园的角。正如当代学者指出:“通过西汉一代的发展，到东汉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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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如森《西汉墓葬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东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6期。
少看见有象西汉初年的卓、孔、程、郑等单纯的大盐商、大铁商了。在东汉更多的是地、官、商三位一体，一身而三位的人物。随着这种三位一体的阶层的出现，在经济领域内就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的自然经济彩极浓的地主庄园，庄园主从事各种事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根本不是为了市场。”[2]因此，自给自足、多种经营，正是士人安顿家族与自己的最好场所。“他们不再是行政机构中不得升迁的失意的人，他们常常是兴旺庄园的所有者、高门大族的家长或族长。”[3]这和汉初“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那种知识分子的地位相比，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
总之，东汉庄园表现出以家族为单位，以一块或者几块大土地作为依托，聚集一定数量的徒附和奴隶，从事农、工、商等业，经济上自给自足等一系列类似于庄园制的基本特征，并且在数量上、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西汉末的水平，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经济单位和社会现象。其实质，是士人阶层带着他们的宗族与大土地的结合，发展出来的一个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单位。这种日益普遍的土地占有形式，虽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庄园制度，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新兴的经济现象，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庄园本身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士人阶层的心态、思维、兴趣都发生了相当的作用，而且士大夫本身的地位也因与庄园的联系而更加稳固和独立，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这种地位和心态的变化，当然对整个东汉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庄园的教育和生活
东汉庄园对士人发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其相对独立的形式和内部的文化教育及生活氛围。以家族为单位的富有庄园，为了保证本家族的繁荣昌盛，非常重视对家族成员尤其是后代子弟的文化教育。当然这种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在于通过仕途利禄的获取而加强家族的地位，庄园的稳固久长；另一方面，则在于使整个家族保持一种完整的风格和气氛，以利于去确立其风范和良好的运行秩序。
庄园教育的内容主要以当时的应试之学———儒家经学为主。首先，就庄园中课程的设置看，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东汉后期士人崔宀是所作《四民月令》，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一个普通的庄园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其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教育子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来进行的:“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
《章》。”“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入小学,
读《孝经》、
《论语》。”《篇》、
《章》指六甲、九九、急就、三仓。据唐兰先生解释：六甲是书，九九是数，急就、三仓是识字[4]。这六甲是什么样的书?《汉书・食货志上》载儿童“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这里六甲的意思是用天干地支相配计算时日，其中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叫六甲。后来作为五行方术之一种。《汉书・艺文志》五行家有风鼓六甲、文解六甲都已失传。旧题晋葛洪所著《神仙传》载:“左慈……乃学道，尤明六甲。”所以更确切说，六甲是术而不是书。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东汉庄园教育主要是把儒家五经、《孝经》、《论语》等经典作为年纪稍大青年的学习教材，把一些字学、算学和术学方面的知识，作为基础课教给刚刚启蒙的幼童。
庄园的教育把儒家经学作为子弟们参政的必修课，但因为这里毕竟是整个宗族共同居住的场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体存在的，因此也便以其家长和宗族本身的文化素养和积淀为基础，而相应地发展出某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和社会权威思潮不相苟同的文化来。所以，在这里既有权威思想存在的市场，也有其他异端思想或新理念生长的空间。
《四民月令》开篇提到，每年的正月初一，全体族人在虔诚地祭祀了祖先和神灵之后，要全部集合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而其注则曰:“正日进椒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耐老；柏亦是仙药。……合诸膏，小草续命丸，散法药。”在这样的上行下效的气氛中熏陶出来的读书人，虽表面上精通儒术，但也不会排斥用民间道教仙药灵丹的办法来保持长生不老，以及羽化登仙的内在追求。
除此而外，正史中没有正面提及的庄园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黄老道家也作为教育青年人的一门必修课。黄老道家思想在汉初颇为流行，但到武帝之后，其地位便逐渐被儒家经学思想所取代。但黄老思想并没有就此走向衰落或断层，而是在相对独立的庄园教育中得到连续不断的传播和发展。如《后汉书》中提到的以擅长黄老学说闻名的学者，大部分是小的时候便形成这样的知识结构。如任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矫慎，扶风茂陵人,“少好黄老”。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郑均，东平任城人,“少好黄老书”。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干余人”。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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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子樊融,“好黄老，不肯为吏”。折像，其父折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亦是不小庄园的所有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折像“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史书中还特别加上一笔他的道家修养，父死
后，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或谏像曰:“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像曰:“昔斗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以上所列人物的学识修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少好黄老”。说明在弱冠之后到京师太学学习之前，他们已经先在家族中接受了黄老思想的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庄园教育中同样把黄老思想作为学习的重点。
从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樊氏庄园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的知识结构，在发生着由缺少文化气息到注入文化素养；由单一的知识构成到多种知识体系并存的发展趋势。如樊宏父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以农商为主的富户，并不是以经术著称的士人。到了樊宏，便自称“书生不习兵事”，不参与各路起义者的混战,“与宗家亲属作营燎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到樊宏子樊修就成了一个典型的经学家,“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并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弟子颍川李修、九江夏勤，皆为三公。到了樊修的下一代，有数百万产业的樊瑞，便“好黄老言，清静少欲”。从这样一个发展脉络里，不难看出汉代庄园中文化的发展轨迹和丰富性。
庄园中教育和生活的主要内容，除儒家经学、民间道教和黄老道家之学外，还有着更为广博的学术视野。庄园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因子，其内在思想构成受权威观念的影响就会相对弱一些，因此，困扰东汉知识分子那种较为沉重的传统的束缚，在庄园中也宽松得多。比如，汉末庄园中成长起来的曹氏父子，他们的知识结构，便很好地证明了庄园教育不拘一格、广博丰富的特点。《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博览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序》中则记载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并自述所学是“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载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十余万言，善属文”,“性简易，不治威仪”,“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其思想修养更可以从他对邯郸淳的表现中看出来,《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棰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比其父兄的驳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庄园中的教育和生活是国家学校教育之外的场所，也是处于权威思想核心边缘的思想生长阵地。因其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宽松自由等特点，所以正统儒学思想之外的黄老道家、民间道教、诸子百家等思想在这里都有着深厚的积累。
三、庄园文化与东汉独立精神的互动
有着如此丰富内涵的庄园文化对于东汉社会乃至文化精神的走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像有学者曾指出:“汉晋之际，在传统的封建经济形态中,
式———庄园。这种自给自足、多种经营的庄园，看起来是那样安逸无害，甚至蒙着田园诗般的面纱，但它却是这一时期社会猛烈动荡以及学术思想剧变的最根本原因。”[5]
东汉庄园相当于一个包罗了士、农、工、商等阶层，农、工、商、学校等各行业的小社会；同时，庄园中的各项活动，包括统一组织的农业生产、商业买卖、祭祀祖先神灵、儿童的文化教育活动和尊长抚贫、全民武装等，都是由庄园主来统一规划，因此，生活在庄园这个小范围中的每个个体的身上都具有一种大体一致的文化特征。但这种文化特征和中央政府所提倡的权威思想却并不一定吻合。这种不一致也可理解为东汉社会思想解放的萌芽最初便孕育在以庄园和庄园文化为依托的士大夫中间。庄园这种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对东汉知识阶层和思想风气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汉庄园文化培养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同时也滋生了自由、平等、思辨的思想要求。
在庄园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不但由长久的颠沛流离，生离死别，进入到了一种政治、经济地位具有相当保障的上层社会的生活。[6]而且由先秦及西汉时期无根的“游士”的生存方式，进入了一种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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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代表着整个家族的全面的生活。这种新生活方式的确立，对于士人能够最终从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解放出来，获得身份的相对自由，创造了非常必要的先决条件。培育了这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自由、个性独立和精神解放的强烈要求。同时也孕育了他们博洽通识、接纳新知的学问修养。
京兆冯衍，曾祖父时由上党徙居到杜陵，祖父元帝时为大鸿胪，其父为关内侯，可见其家世在当时的显赫。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书。经历两汉之际的战乱与派系之争，他因为没有及时投奔光武，导致仕途的不通，失意终生。官场的失意，他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家乡,“退而幽居”。并且为自己选择一块死后的茔地。“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谓，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但这里同时也是他生时居住的田园,“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元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正是在这样一个退而经营的基础上，使得在政治上屡屡失意的冯衍，依然保存了一份自己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获得了一份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之感。他畅想着“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肱。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悯道陵迟，伤德分崩。夫目者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理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7](《冯衍传》)。
当然，对于两汉之际士大夫冯衍的经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之所以选择退居庄园，还是有很多不情愿的无奈。到了东汉中后期，因为官场的混浊和不自由，士大夫们则开始更进一步地主动向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生活的庄园回归。东汉中期著名学者张衡在《归田赋》中言: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超尘
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
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鸟庚鸟
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
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谶缴，俯
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
悬渊沉之鱼少鱼留。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
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
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
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
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这篇小赋作于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也就是张衡61岁时，第二年他便与世长辞。可以说赋中所言，是这个老人回顾一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大胆呼唤的今生不可能实现的渴望。赋中所说的归田，正是他由于长久地寄身于局势复杂的官场之中，所得到的只有身心的疲惫和无奈，由此更强烈地产生了对田园生活那种自由清新的气氛、独立不羁的精神的向往和回归。
汉末号为“狂生”的仲长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拒绝出仕，希望归园田居的人生理想。“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7](《仲长统传》)他所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中，一个能让自己安顿身心的自给自足的庄园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冯衍到张衡到仲长统，代表了自两汉之际到东汉中叶到汉末，士大夫对于庄园越来越明晰的情结，越来越主动的追求的历程。当士人们的政治道路被堵塞了，传统的支撑人生的各种价值观念随之崩塌之时。庄园便成了最好的安顿身心的地方。士人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进取功名，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可以随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保持自己一份自由独立的选择或是不选择的权利。
(二)东汉庄园文化是各种异端思想得以寄生和繁衍的温床。当时完全以经学为内容的太学教育，是没有办法生发出另类思想的。但恰恰就是在东汉时期，发生了由黄老道家向老庄道家思想的转变，并兴起了规模可观的道教势力。这些异端思想的兴起，应该说是自下而上的。而所谓的“下”，不会是没有知识的平民百姓，只能是那些中下层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根据地庄园的生活中间。
比如，班氏家族，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班固的祖先与楚同姓，是楚令尹子文之后，秦灭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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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3期 徐 华：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统一六国之后，班氏家族也被迁徙到了北方的晋、代之间,《汉书・叙传》曰：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到了孝惠帝和高后的时候，班氏家族已经富甲一方，财雄北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当然这时班家还只是地方的土财主，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后来到了西汉成帝时，才通过与皇帝联姻的关系，加入了京师显贵的行列。当时班况女为婕妤，班氏家族的成员才得以跻身于长安。如班固《幽通赋》中言:“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有着如此背景的班氏家族，后代上名录者的学识修养便逐渐发生了某种变化，老一辈或任侠，或学儒。班孺任侠,“州郡歌之”；班伯虽从师丹学《诗》，但“志节慷慨”；班游“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新生一代则或爱好精通《老》、
《庄》，或暗中接受了老、庄思想的熏陶。如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汉书・叙传》载班嗣认为:“若夫严(庄)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好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从他对老庄思想的阐释上看，和当时只把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延寿长生之术的看法是极为不同，亦非完全归之于隐逸，而是有着形上彩的深层理性思索的。自汉初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明确地把道家哲学与个体真实的生命、与个人的精神意志、与人生最高的快乐联系在一起。其弟班彪“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虽“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但也是“性好老庄”①；再到班固，从其年轻时代在家乡所作的《幽通赋》、
《终南山赋》，亦可见其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底蕴。从对班氏家族的文化倾向的分析，可以看出自西
汉末年至东汉时期，老、庄道家哲学思想怎样一步步地在庄园中扎根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中期的硕学大儒马融也一面口诵圣人经典，一面又因不愿为儒者之节所拘而抛弃各种道德的教条，把个体生命放在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异端思想的实践者。永初二年，外戚邓骘召融为舍人，马融没有应命，而是逃到了凉州武都汉阳界中。正赶上羌人起义，他饥困交加。于是“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7](《马融传》)乃应骘召。这正是他在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下，由原来的重视名节转变为重视个体生命，摆脱外在束缚的心态之表现。在其后的生活中，马融离经叛道、举止放荡、恣乐成性。据《后汉书・马融列传》载:“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面临着社会潮流的分化，马融的行为方式也许正好代表着东汉中叶以后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层，开始具有了自由选择和选择自由的能力和取向。正史中虽没有记载马融是否拥有庄园，但从其家族的历史看，亦是从庄园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马融乃马严之子，马严又是伏波将军马援兄马余之子。正如上文所述，作为外戚的马氏家族同时也是大庄园的所有者，从中也可窥见马融的生活环境。
(三)东汉庄园的兴起也是士人的兴趣取向发生转移的根本原因、东汉文学艺术风格演变的内在动力。庄园这种美好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理想，使士人们逐渐开始疏远曾经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东西如朝廷、名利、章句，去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享乐的和而有保证的现实生活。
西汉末年拥有大庄园的丞相张禹，一方面是儒学致宦的士大夫,“习知音声，内奢淫，深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的音乐爱好者。他这一爱好甚至对交往的朋友发生不小影响。张禹的两个弟子，一是淮阳彭宣，一是沛郡戴崇，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悌多智。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戴崇来做客，禹带他到后堂饮食，与女眷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当彭宣来，则不过是讲论经义，卮酒相对。[8]从史书中所举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出经学君子在庄园深处生长起来侧重音乐艺术的内在倾向。
旋律优美动人的汉代音乐也是在一个个独立的庄园中发展起来的，汉画像石对庄园生活的表现中，几乎每一处墓葬中都要或多或少表现乐队演奏正在进行的场面，或是以热烈张扬的建鼓为中心，或是以旋律悠扬的琴为主器，或多达三、五十人，夹杂杂技、俳优等的热闹表演，或只有三、五人，处一室中，静静品味音声的美妙。说明当时民间音乐艺术在以家族为单位的庄园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流行的，而且这音乐不再是以金石为主的雅乐，也不同于汉代早、中期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反映皇帝爱好的音乐形式，只可惜正史中对这种民间普遍流行的音乐的记载付诸阙如，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汉魏之际的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重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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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学坛 2002年第3期①《文选》卷九《北征赋》李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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